单田芳晚年自述②提前退休与老伴离世

【编者按】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辞世，带走了“说书人”的时代。

2011年，单田芳曾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以自述的形式从他五岁开始讲起，伪“满洲国”的童年、内战期间举家逃亡、起于草根的评书世家的辛酸和鼎盛、赴京探视被收监的父亲、家庭经历大裂变、“文革”期间受批斗、落实政策、一波三折复出艺坛、赴京艰苦创业等内容首次得到全面披露和忠实再现。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摘录单田芳自传中的部分内容刊发，以表达对单田芳老先生的追思与怀念。

长春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它带给我童年的快乐、幸福，也带给我许多灾难，尤其在“文革”期间我在长春先后流亡了四年，所遭所遇可以说刻骨铭心，现在我领着演出队再次回到长春，那种亢奋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我们在长春市红星剧场演出了五场，因为观众太多，又加了两场，观众多与少这是次要问题，主要是我这个人变了，过去是个流亡者，不敢见人，东躲西藏，为了生存带着孩子老婆卖水泡花，担惊受怕，受尽了凌辱，可是今天我成了名演员，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小名人，过去在长春的那些朋友都为我欢呼，为我高兴。赵玉林、洪生、树槐、蒋四、小牛都纷纷到后台来看望我，大叔长大叔短，发自内心地替我高兴，每天演出时后台都变成了接待室，看我的人接连不断，相见之下我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流不尽的真挚感情。

谁也没想到，对我们最热情的最能咋呼的就是那个打我老婆和孩子的曹宝昌，他见着我们大姐长大姐短（我老伴儿也同行），就好像没发生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真情实意地约我到他家去做客。因为请客的人太多，我和全桂商量了一下，第一个还是选择了曹宝昌，我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不是不对，如果我要不去，显得我心胸狭小，记恨前仇，人都有过错，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能再计较这些了，在长春期间曹宝昌围前围后，简直变成了我的护卫和安保队长。

我抽出时间，到各家去拜会，谈到往事，悲喜交加，我还邀请他们如果有时间到鞍山去做客。我还抽出时间逛了长春的一商店、五商店、二商店和东北商场，这可不是为了购物，而是站在这些商店的门前回忆着过去我女儿和老婆卖水泡花的情景。

我站在五商店门前，勾起我一段痛心的往事。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我们正卖水泡花，女儿举着杯子站到商店门口，我站在约三百米远的地方，给她背裉包，突然我发现情况不对，有一二十人把我女儿包围，看样子不是购买水泡花，而是出事了，等我赶到近前的时候，我女儿被当地的工商所和民兵带走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在后边偷偷地跟着，亲眼看见女儿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我又不敢进去，又不敢露面，不晓得女儿这次是吉是凶，以往没发生过类似事件，顶多是他们把杯给摔了，把你轰走了事，这次为什么要抓人呢？

我等啊等啊，又不敢站到一个地方等，怕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我就装成没事人似的，在派出所门前不断地溜达，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小时，我看见慧莉终于被放出来了，慧莉没有看见我，随着人流往北走，在远离派出所的地方，我三步两步赶上去，把她叫住，我一看，慧莉头发散乱，面目苍肿，脸上有道红印子，就知道她挨打了，我小声问她：“他们打你了？”慧莉哭着对我说：“这帮人可缺德了，不光打我嘴巴，薅我头发，还用皮鞋踢我的肚子。”我听了之后，字字句句就好像锥子刺心那样痛心，我把女儿领到吉林省银行门前，坐在台阶上，用手抚摸着女儿的头，我哭了，因为附近没人，我可以放声哭泣，我对女儿说：“孩子，什么也不怪，就怪你爸爸是个倒霉蛋，因为我的事使你们受了株连，有学没法念，跟着我到处流亡，干了这种类似乞丐的营生，爸爸对不起你们哪！”我还说：“今后咱不干了，再寻找别的活路，一定不叫你受气挨打了。”

慧莉非常懂事，哭着哭着她突然不哭了，她说：“不，我还要卖水泡花，这儿待不下去，咱可以换个地方，要不今后咱怎么生活啊？”打那儿之后，我们就换到二商店门前去卖水泡花了……

人哪，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每当看到这些地方，我心里充满了咸酸苦辣的滋味。再看看眼前的变化，我的干劲儿就更足了，灾难是财富，也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人只有通过痛苦的磨炼，才能变得更坚强。

人生在世，就是在矛盾中生活，在斗争中成长的，旧的矛盾没了，新的矛盾又来了。一个是我的老伴儿身体不好，每况愈下，每年春秋两季就犯老病气管炎、肺气肿，长年打针吃药也不见起色，每逢过年过节都是她的重病期，节日的欢乐被她的疾病蒙上了阴影。有两次我在外地演出，因为她病重，我不得不中途返回，后来她病好了，我又出去接着演出，她的病也是我心中的一块病，即使在外边演出的时候，我也惦记着这件事。

第二个矛盾是我的牙齿跟着我捣乱，从“文革”中牙齿被打掉了几颗之后，我的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带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才能合适，刚合适了，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１９８４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

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些年来，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总是忍着牙疼，说书录书，或到各地去演出，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您想，满口塑料掐在牙床子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大夫给我打麻醉针、镇痛剂，我是镇痛片不离手，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既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在我临上场前，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叫他把我上牙龈上的脓包全挑开，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同志们下不了手，我就找来面镜子，忍着痛自己挑，挑破之后，往外挤脓，当血水淌净了之后，就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又带上假牙，坚持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头痛欲裂，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我心里说我的痛苦谁知道！好不容易盼着演出结束了，给团里完成了经济任务，回家一看我老伴儿又病倒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七家出版社先后找我约稿，他们是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少儿出版社、河南中原出版社、河南农民出版社、黄河出版社，还有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因为那时文化食粮太缺乏了，传统书籍非常受欢迎，因此各家出版社瞄准了这个商机纷纷向我约稿，上面我说过了，我是来者不拒，因为是好事嘛，我能放着钱不挣往外推吗？所以我满口答应了。此后不单单是演出，还要写书，我在火车上写，在轮船上写，在宾馆里写，还是那句话，别人可以尽情地潇洒，而我却一个劲儿地努力工作，还要保证按时交稿，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就想了个新办法，在家里把书录下来，把磁带给出版社，让他们按着磁带变成文字，然后再出版发行，经过几年的奋斗，我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可是用我辛勤的耕耘换来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八〇后九〇后的读者们，现在有些年轻人心浮气躁，贪图名利，恨不得一夜走红或一夜成名，发家致富的心情太迫切了，这是不可取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掉馅饼的事是不存在的，一定要踏踏实实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丰硕的果实，我的经历就是个例子。

我实在太累了，真想解脱出来好好地休息休息，正在这时，我又率队到安徽演出，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队里一位打前站的同志，本来年富力强，却突然病故在宾馆，这件事不仅惊动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也惊动了鞍山的家属和曲艺团，他们几经调查，此人是自然死亡。

这个人叫毛科星，我们俩是多年的老同志了，还在一起蹲过牛棚，真可以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他的突然离世对我好像当头一棒，好多天我都缓不过劲儿来，一闭上眼睛他就在我眼前。演出之余我睡不着觉，经常考虑这件事，回想起我在农村那十年，恢复工作后的几年当中，一直在受累，从来不知道自己心疼自己，而且任务越来越重，假如要像老毛这样，一切不全完了吗？因此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新的想法———提前退休，只有摆脱了曲艺团繁重的工作和这种繁重的演出，我才可以减负，也可以使自己的活动空间更大一些。后来我们在湖北黄石演出了十场，演出结束后，我把演出服叠好，把扇子和醒木包好，交给保管员说：“你把这些东西保存好，今后我用不着了。”他听这话有点不对劲儿，问我道：“咋就用不着了？难道你不演出了？”我说：“是啊，这是我率队演出的最后一站，今后不再演出了。”大家听后一笑，还以为我在说笑话。

回到鞍山以后，我马上找到支部书记向他提出退休的要求，书记听后吃惊非小，对我说：“老单哪，你咋了？难道太累了不成？如果你觉得累了，那就休息一段时间，你才五十挂零，离退休早着呢，怎么能提出这个要求呢？”此后我又递了几份要求提前退休的申请书，结果团里都不同意，我又跑到文化局人事科，向贺科长提出要求，老贺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说：“老单哪，你的要求我很难答复，因为你离退休还早呢，我怎么给你办理手续？是不是有啥不顺心的事？”他又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听说明年演员要往上调工资，又要分房子，根据你现在的表现和条件，这两项全都站得住，难道放着这些好事你全不要了？还是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对老贺说：“我也不是孩子了，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对问题考虑得非常仔细，否则我不会提出这个要求，请你们就答应了吧。”

由于我再三要求，文化局和曲艺团都不同意，但也不给我派任务了。我的心没有死，不办理手续就等于这件事没有办完，我是铁了心要提前退休，终于经过了一年挂零的时间，曲艺团一看我真的要退休，也就没办法了，让我自己到文化局去说，我再次见到了贺科长，老贺说三天以后你再来一趟吧，我一听有门儿，三天之后我又去了，老贺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老单哪，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假如真办了退休手续，再想改回来就难了，由于你提前退休这么多年，只能开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你算算划得来吗？再说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啊？”我说：“有，我文化大革命受过伤。”他说：“证据呢？如果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我们还可以考虑。”我说：“好吧，我马上回去检查。”从文化局出来，我直奔了铁东区人民医院，到那儿拍了张片子，等结果出来之后，大夫对我说：“从片子上看，你有两处骨伤，你的颈椎和脊椎出现了两处劈裂性骨折。”我一看片子上清清楚楚，顿时吓了一跳，心说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啊，从来也没疼痛过，咋就出现骨折了呢？

我把片子交到文化局老贺手里，老贺说：“区人民医院不是权威机构，他们照的片子无效，需要市中心医院的检查才可以。”我一听气大了，这不是拿我耍着玩儿嘛，因此我赌着气又到了鞍山市中心医院，再次拍了个片子，等片子出来之后，与铁东区人民医院的片子完全符合，我心说看你们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拿着这份权威的检验证明再次找到文化局，老贺一看没词了，告诉我，明天再来一趟，他要向局领导请示汇报。

回到家里我就想这两处骨折，毫无疑问，都是在十年动乱中他们批斗我留下的，我之所以没有感觉，是因为病情没有发作。

第二天我又到了文化局，老贺从抽屉里取出了红色的退休证，握在手里说：“老单哪，局领导都同意你提前退休了，但是还是希望你留下来，别看退休证有了，放到我这里还等于你没有退休。”我半开玩笑地说：“贺大老爷，你就把我放了吧，一点儿考虑的余地也没有了。”最后老贺长叹一声把退休证给了我，我拿着退休证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进门把退休证往桌上一放，告诉我的儿女们赶紧去市场买肉买海鲜，咱们全家好好祝贺一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爸爸退休了，解脱了。老实说全家人对我提前退休不怎么理解，也不怎么支持，但我是一家之主，我决定了的事情他们是无法改变的。

这是１９８７年发生的事情，因为年代久远，退休证我都丢了。曲艺团我退出来了，其目的就是保障电台的录书工作能及时完成，出版社的出书任务能及时完成，这两大项工作我是不能松手的。我不是自显其能，当时我已感觉到电台这块阵地是我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

到现在为止，我共录制了将近百部评书，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直坚持到今天。同时，我先后出版了十七部评书，搞个人评书专场演出还搞过近百场，可以说忙得不亦乐乎。但这种忙是苦中有乐，我心甘情愿，因为压力没有了，我可以自由翱翔，甩开膀子大干，时间是属于我个人的，我可以自由支配，财源不断，名利双收。

人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回首往事，我最大的错误就是１９８８年我买了一台刚问世的夏利牌轿车。我买车的心情比较复杂，一是生活好了，我的眼光瞄准了高档奢侈品，我想我祖宗八代也没有拥有过汽车，过去的数年间我饱受酸甜苦辣，用自己的钱为自己买一部车不算过分；二是外事比较忙，近道还好说，远道都是借车用，有些不方便，自己有车方便多了。另一个秘密是我也想在人前显摆显摆，过去我单田芳混了大半辈子，灰头土脸，现在我拥有了轿车，让别人看看，心里找个平衡。车买了，随之而来的是烦恼也来了，我并不知道养车的困难，也不知道那么多烦琐的规矩，一是家里无人会开车，得雇用司机，二是车子停到楼下没有车库，又怕丢了，又怕被别人砸坏划伤，每天晚上提心吊胆，甚至一晚上都要醒几次到下面去看看，还要交各种费用，又要维修保养，有时候还经常违反交通规则被人家罚款，一连串的烦恼使我后悔不迭，这简直是花钱买罪受，虽然面子上似乎风光了，暗地里不定多少人妒忌和眼红呢。

事情就是这样，都具有两面性，当初落实政策的时候我跟全桂都下了决心，我们商量好了要低调生活，不要张扬，可是现在通过十年的努力，早把誓言忘了个干干净净。要说这个错误主要是在我身上，从买车的那天开始我跟我老伴儿之间就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她是坚决不同意我买车的，理由只有一个，心疼钱，她说这些钱来之不易，买了一辆车几乎把家底儿都掏空了，这犯得上吗？再说有了车每月能坐几次，这个钱那个钱得花多少钱？这是吃饱了撑的，钱多了烧的。汽车买到手之后，不仅没给家庭带来欢乐，反而给家里带来无限的烦恼。

我跟全桂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她对我的照顾和对家庭所作的贡献是一般妻子很难做到的。就拿遣送农村的事儿来说，她本可以不跟我到农村去受罪，但她对我放心不下，宁愿跟我去吃苦也不愿留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几乎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她每天骑上自行车跑到农村用衣服去换粮食，在她的艰苦努力下，我们得以过上温饱的日子，她对我知冷知热，照顾备至，回忆当初，在我还没有会说书之前，她就担起生活的重任，靠着她个人说书养活我和我的家人，她又为我生下一双儿女，凡是苦活儿累活儿她都身先士卒去干，不让我去受累。同时她还是一个极热心的人。举个例子说，有一次她下乡拿衣服去换粮食，在路上遇上了一位腿部受伤的朝鲜族妇女，她俩素不相识，全桂见其可怜无助，就用自行车一步一步推着她把她送回十几里外的家，使他们一家备受感动。

此后我们与朝鲜族一家成了好朋友，朝鲜族人竖起大拇指说全桂是天下第一的好心人。还有一件事，她有一个女友叫刑凤云，丈夫在评剧团工作，因贪污罪被判处了四年徒刑，家中的顶梁柱没了，生活极端困苦，全桂看不过去，每月都花钱养活刑凤云一家三口，后来刑凤云由于急火攻心也故去了，全桂又把她的一双儿女接到我家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养育起来，后来孩子大了，被送到千山孤儿院。在十年动荡期间我蹲牛棚，她知道我受苦受罪，在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买好东西让孩子给我送到牛棚里以保证我的健康。总之，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落实政策之后，家里的生活从地狱变成了天堂，随之而来的是全桂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与我们的遭遇密不可分，她的心都要熬碎了，眼泪都要哭干了，她的病情日益加重。

全桂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几经抢救，有惊无险，好不容易熬到了１９９２年四月，孩子们都上班了，我由于录制《百年风云》，又编又录又写，累得不行，从电台回来，和衣躺到床上闭目养神，全桂带着六岁的孙女看电视，突然我听见孙女惊叫：“爷爷，爷爷，你快起来看看。”我猛地坐起，看见全桂倒在地上，面部发青，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扶到床上，赶紧给儿女打了电话，儿女很快就回来了，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大夫马上进行抢救，给她挂上当时最好的药先锋五号，经过医生的会诊，主任大夫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对我说：“你夫人的病可不轻啊，是老病吧？”我介绍了全桂的病史，大夫说：“她要住院观察，你们家每天必须留下两个人值班，因为她属于危重病人。”为此我把家里的人做了分工，儿子两口子一班，我和女儿慧莉一班，分上半夜下半夜和白天晚上轮流服侍她。

尽管医生想尽一切办法用了无数好药，但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这就叫医生能治病但救不了命。好不容易过去了二十多天，有一次主治大夫对我说：“老单哪，给你的夫人准备后事吧，恐怕她的病难以治愈了。”我听罢就是一愣，因为类似的情况有好几回了，都是有惊无险，难道这次真的过不了关了吗？我对大夫的话半信半疑，又过了几天，大夫对我说：“给她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看来人真不行了。”到了第四十天头上，我一看真的不行了，因为打进去的药又顺着针孔流了出来，已经不能吸收了，人昏昏沉沉早已失去知觉，就剩下一口气，大夫建议我停止用药，他说：“这白浪费钱！”我不同意，坚持继续用药。

当天晚上我在医院值班，北国的天气春来晚，虽然已经到了５月份了，夜晚还是很冷的，全桂躺在急诊室里，头上脚上都挂着点滴，鼻孔上插着氧气，我一个人坐在走廊上，包着大衣还觉得阵阵发冷，偌大的医院冷冷清清，安静得简直怕人，我能清楚地听到氧气冒泡的声音。我望着躺在床上的全桂心潮翻滚，回忆起这些年的生生死死，一路走过来有多么不易，她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受了那么多的罪，老天应当保佑她，让她多活几年，享点儿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叫她走呢？我本来不是十分迷信的人，但是不由自主地也祈祷苍天保佑，希望她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第二天，我们换班了，儿子和儿媳妇接班，我回到家里休息，往沙发上一躺就睡着了，我就觉得刚一睡着，有人猛摇我的身体，连声呼唤：“爸呀，快起来快起来。”我睁眼一看是儿子站在我身边，我忙问：“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妈走了。”我腾的一下站起来，忙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昨天晚上两点，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大夫抢救无效后，写的诊断是死于肺脑综合征。”

我听罢之后，心中的五脏好像顿时被人掏空了，头沉沉的，心空空的，手足无措，难以形容。最使我难过的是没有见到她最后一眼，儿子问我后事怎么处理，我说：“低调处理，不要惊动街坊四邻，也不必要通知亲戚好友，火化了事。”三天后，儿女们怕我伤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去火葬场处理后事。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五内如焚，我和全桂历经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没想到她先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路怎么走？我心里一片茫然，又想到我们过去的恩恩爱爱、是是非非，不由得失声痛哭，这种哭里头包含着留恋、苦涩和忧伤，但多多少少也包含着一点儿宽慰，因为全桂在世的时候，活得太累太痛苦了，死了对她来说倒是一种解脱。

正在这时儿子来了电话，说火葬场的事情一切顺利，又问我买什么样的骨灰盒，最高级的骨灰盒是岫岩玉的，需要八百元。我说：“买最好的，虽然死者毫无感知，但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安慰。”

全桂的丧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很多亲友和朋友包括曲艺团的人几乎全不知道，后来有人到家串门，才知道全桂不在了。他们埋怨我说你怎么不通知一声，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多多少少也得表示表示啊，我苦笑道：“人都死了，表示有什么用？”因为家里的内柱不在了，需要重新调整，在外边居住了几年的儿子一家也搬了回来和我住在一起，女儿也一如既往地经常来家照顾我。痛定思痛之后，我想到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继续奋斗，于是我振作精神又上电台接着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