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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180年︱上海之学：一座城的研究历程

罗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23-09-01 14:30

来源：澎湃新闻

1843年上海依约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城市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是城市近代化、城市化历程的开端，惟有厘清上海开埠之后城市的变迁历史，才能了解上海的发展途径，才有可能挖掘其成功经验。今年恰逢上海开埠180周年，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梳理上海城市研究的历程，以期理清上海史的学术脉络和研究发展方向。

1887年，上海外滩，临江大道。

一、传统维度下的上海学研究

上海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学术界对于上海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早期宏观的研究有《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上海法租界史》（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等通史型的经典之作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揭示上海发展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作用。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Histoire de Shanghai: sur la voir de la moderne）明确指出上海比中国别的开放城市先进发达的原因是上海创造了中国式“现代性”。历史地理学界对上海的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上海的成陆[1]、建镇[2]和现属上海的青龙港兴衰的讨论[3]。这些研究明确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起源，有力论证了上海的区位优势，理清了航道变迁与上海及周边港口兴衰的密切关联。这一时段的研究主要采用长时段大尺度的研究范式，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历史自然地理的讨论，较少涉猎历史人文地理的讨论。此后褚绍唐的《上海历史地理》作为概论性质的研究成果[4]，依旧偏重于历史自然地理。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是关于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5]，在前人研究成果和编者考订的基础上，以最直观的地图的形式展现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

上海开埠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中的内容开设了海关。1857年，清政府在今汉口路外滩建设了新的衙门式江海北关办公楼。

进入21世纪，开埠以来的上海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6]。研究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人物等各个方面，主要针对上海城市应对开埠的突变。戴鞍钢关于上海港与长江流域腹地的研究[7]，将上海置于港口与腹地的大尺度下进行讨论，认为开埠对上海市镇及其空间格局都产生了影响。这一研究虽然填补了历史地理学在开埠后上海的研究中的缺席，但是把上海作为一个点进行讨论，未涉及上海城市内部空间的讨论。薄井由关于开埠初期上海和横滨的对比研究[8]，将开埠后上海的研究纳入城市比较研究的范畴。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而横滨在1859年正式开埠前只是一个半农半渔的村庄，但是两个城市皆因开埠而发展，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窗口。作者试图从城市地理学角度对比两个城市的城市构成、内部功能分区和城市景观，但实际上主要对比讨论了两个城市开埠前后的发展以及租界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关于城市功能分区和城市景观方面仅涉及道路设置的内容，并未具体而微的空间分析。

随着城市研究尺度的转换，张晓虹关于真如、罗店的对比研究[9]，厘清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真如、罗店地区中心地的层级结构，并且分析了两地经济中心地服务区域的变迁及其产生的原因，揭示了城市化对上海北部市镇中心地空间分布的影响。该研究主要基于施坚雅对市镇划分的研究[10]，是中尺度的研究城镇空间及关系之作，也尚未涉及城市空间细部的变迁。此后，张晓虹等在论述开埠之后上海地区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空间发展时，开始注意到研究区域内水乡景观的变迁[11]。

郭奇正关于“大上海计划”的研究，将该计划的实施与失败置于1927—1937年民国政府强烈的民族复兴背景下进行讨论[12]，揭示传统社会试图与租界抗衡的努力，是为“上海特殊的近代身世与都市过程之中观照”，提供了上海城市空间与城市政治结合的研究范式。该研究主要针对明确提出的都市计划的研究，从计划的内容和实施的效用及后果展开讨论。王尔敏关于上海港埠城市的形成的研究可谓力透纸背[13]，不仅援引此前常见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更有诸多英国国家档案局的一手资料披露。该文把上海的租界范围的多次扩展与上海彼时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透彻分析在不平等的外交手段下，外国势力屡屡侵占中国权利，上海租界一再扩充的事实，文章最后则以“大上海建设”（即大上海计划）作为中华自觉的标志，然该计划实施就如郭奇正一文所展示最后也只能化为泡影。

除历史学科之外，钱宗灏、陈正书等合著的《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一书[14]，由于该书为跨学科之作，扎实的历史考证和清晰的景观梳理，将外滩的变化清楚展现，正如文中序言所称“当一栋又一栋楼房随着时间的延续具有了久远的历史，构成了某种独具的审美效果，成为市民生活中共同的活动场所时，它已经烙印在城市生活的空间架构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写作目的，该书将外滩地区开埠前后景观变迁以图文的形式展现，梳理了城市变迁过程中最显著、最易感受的景观变迁。该书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研究途径，即从历史资料入手，结合地图、照片等图像材料将原本文字复原成直观生动的景象。该书涉及的外滩一线是上海城市近代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保留了相对较多的照片、图片资料，可供参考。

二、“数字人文”时代上海学研究进展

伴随着满志敏（2002）[15]、包弼德和葛剑雄（Bol and Ge, 2005）[16]等将GIS技术引入到历史地理研究，随后董卫（2009）[17]、DeBats[18]等人致力于相关研究与探索，“数字人文”兴起。新技术的使用引发了上海学的革命性进步，使得用城市道路和地块来复原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和城乡景观的变迁成为可能，相关研究工作得到较大突破。

张晓虹在关于“大上海计划”的研究中，因GIS技术的运用，将20世纪上半叶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逐年复原，揭示了该地区景观演变过程中从农业生态景观到城乡景观交错的过程[19]。该文在研究内容上将城市的物理空间拓展到社会空间，在研究尺度上把城市空间的演进和地理景观变迁细化到以“年”为单位，提供了一种可参照的研究方法。钟翀及其团队以城市形态学理论出发，利用近代大比例尺城市实测地图、城市古地图、方志等资料中尺度细致复原并分析了上海各城郊老城厢的平面格局变迁，为江南城市历史形态研究的特征要素提取、长期变化规律及变化速率提供了参考[20]。在研究开埠之后上海地区城市化时，学者注意到江南水乡景观的演变以及景观更替与城市生命力的关系[21]。

伴随着新技术的使用，新的研究材料也进入到研究者的视线。近年来，上海相关的地图集陆续刊印，为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持。[22]与此同时，上海拥有最丰富的土地交易资料——《上海道契》，连续百年的商业指南——《行名录》，以及近代城市最精细的商业实测地图——《百业指南》。然而，此前这些关于上海分辨度高、连续性好、系统性强的经济资料未被系统使用。GIS技术可精确提取这些材料的地理信息，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学研究的广度和精度。关于英册道契的研究，陈琍复原了开埠初期英租界从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过渡的细部[23]；牟振宇基于法册道契和地籍图的研究[24]，不仅复原了洋商的地产分布，而且总结出道路修筑之前地产“沿浜分布”，筑路之后则“沿路分布”的空间特征。因《行名录》保留了有关洋行建立的空间信息，已有研究初步复原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租界洋行的空间分布，对我们理解英美租界早期城市景观具有重要学术意义[25]。这些新史料的挖掘和GIS技术运用为精细化地研究和复原提供了范式，将研究的尺度“下沉到地块这个空间形态的最基层单位上”变为可能[26]。

上海道契

各种版本的《行名录》

三、“人民城市”理念下的上海学研究新契机

2019年之后，关于“人民城市”的理论渊源与价值等讨论陆续展开[27]，城市规划学科率先将这 “人民城市”理念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界定为 “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他指出：

在原则上讲，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都是开放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就建构在私人的每一次谈话之中。这些私人的每一次谈话之中，这些私人集合在一起也就构成为公众。[28]

城市空间中的滨江地带即公众空间，滨江地带的改造一直是城市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杨浦滨江地区空间改造中以“人民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来开展上海城市更新实践，在规划理念上注重空间赋能，充分挖掘和发挥空间自然要素附加的生态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上海“一江一河”滨水空间的更新，同样将“人民城市”的内涵充分体现，陈水生等认为城市滨水公共空间需增强人民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要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多元空间需求，加强、提升城市的人文关怀、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黄浦江和苏州河作为上海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29]。城市公共空间除去滨水地带外，公共绿地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运用该理念探索社区生活圈公共绿地与大都市发展之间的协同路径，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社区生活圈内涵和精明的规划智力途径[30]。另外，除去城市规划学科外，社会学也在该理念引领下开展社区更新基建，促进社区居民的需求等探索同样为人瞩目[31]。

历史学界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关照下，研究内容更多地关照当下的社会的问题，例如城市管理方面包括：煤烟污染的治理[32]、城市治安[33]、噪音治理[34]；经济与人口方面：城市财政[35]、土地产权[36]、国际贸易中心的建立[37]、海港的发展[38]、社会资本与工资[39]、城市人口扩张[40]、长三角经济区的关系[41]；社会生活方面：民间信仰与上海区域城市化[42]、医疗体系与城市空间扩展[43]、休闲与娱乐[44]、海派电影[45]等。正如上文“上海学”所述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

如今，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全球城市”[46]，龙头作用不容小觑，同时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如何发挥上海原有的优势，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升级，进而带动全国、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上海学的研究也需要适应“一带一路”“人民城市”等作出适时调整，使得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能经世济用，服务国家战略。

注释：

[1]关于上海成陆问题的讨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谭其骧的研究，谭先生就上海地区当时发掘的淀山湖遗址和马桥遗址进行了讨论，将上海成陆以冈身为界推定了形成时段，将上海海陆变迁过程清楚廓清，并厘清当时混淆的上海旧城区和上海全境完全意义不同大小悬殊的 “上海”概念。《关于上海地区成陆年代》、《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及开发过程》、《〈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载其氏《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此后在谭先生的基础上张修桂、王文楚等人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厘清了上海成陆和冈身推进问题。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第38-50页。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中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四辑，第1-21页。王文楚：《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三辑，第98-114页。

[2]关于上海建镇的问题，谭其骧先生的《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一文提出上海得名即上海聚落的最初形成至迟当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纪，而其建镇时代定位“上限是绍熙四年，下限是咸淳三年”。载其氏《长水集》下，第187页、第192页。周振鹤关于上海政区的讨论，明确指出南宋咸淳初年上海正式建镇，并把元朝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己未（1291年8月19日）华亭划东北五乡设上海县作为上海建城的标志。周振鹤：《上海政区沿革——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载《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353页。

[3]邹逸麟：《上海地区最早对外贸易港青龙镇》，《中华文史论丛》总第13辑，1980年第1辑，第119-129页。

[4]褚绍唐：《上海历史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6]熊月之、马学强：《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梁元生著、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变迁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

[7]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8]薄井由：《开埠初期上海与横滨城市发展的比较——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探讨租界与近代城市发展的关系》，《历史地理》第十九辑，2003年，第216-230页。

[9]张晓虹：《城市化与上海地区市镇空间结构的演变——以1870-1937年真如、罗店为例》，《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2007年12月，第17-30页。

[10]施坚雅根据把中国的城市根据在经济层级中不同的级别划分为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都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和标准市镇八大层级。见施坚雅：《地方和地方层级》，载其氏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月，第327-417页。

[11]张晓虹、牟振宇：《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的空间过程——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复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1~109页；吴俊范：《上海老城厢：一个江南城市的景观演变史及其动力机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1期，第5-15页；吴俊范：《从英、美租界道路网的形成看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早期拓展》，《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31-144 页。

[12]郭奇正：《泡沫化了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1927-1937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台湾）《地理学报》，2001年第29期，第27-66页。

[13]王尔敏：《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1842-1942）》，原载（台湾）《中华学报》2卷2期，1973年，后刊于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第427-460页。

[14]钱宗灏、陈正书等：《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1月。

[15]满志敏.走近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2002（18）:12-22.

[16]Bol P, Ge J. China historical GIS[J].Historical Geography,2005,33:150-152.

[17]董卫.中国古代图学理论及其现代意义（一）——从裴秀“制图六体”所想到的[J].建筑师,2009（6）: 29-34.

[18]DeBats D, Gregory I.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GIS and 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J].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11,35（4）:455-63.

[19]张晓虹、孙涛：《城市空间的生产——以近代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为例》，《地理科学》，2011年10月第31卷第10期，第1181-1188页。

[20]钟翀.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30（03）:56-70. 孙昌麒麟.南汇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J].历史地理,2018（02）:172-188. ]纪展鸿,钟翀.民国川沙县城的“细描”——基于民国实测地图与建筑基底图的城镇平面格局复原与分析[J].上海城市管理,2020,29（06）: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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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逊,钟翀主编.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504—1949年） [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顾建祥,安介生主编.图溯上海——上海市测绘院藏近代上海地图文化价值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23]陈琍：《上海道契所保存的历史记忆——以〈上海道契〉英册1-300号道契为例》，《史林》2007年第二期，第137-150页。陈琍：《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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