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转向与未来

【编者按】哲学理论为真的根据是什么？哲学理论是否需要科学方法、科学证据来为之提供辩护？实验哲学作为21世纪兴起的一种哲学科学化的思潮，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山西大学梅剑华教授的《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一书深入该领域，条理清晰地介绍了相关背景、方法论及挑战，对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如指称问题、翻译不确定、信念之谜，等等）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在实验哲学家普遍针对人类“直觉”展开考察的基础上引入“理由”维度，系统建立了实验哲学的“四重证据法”，突显了实验哲学的跨学科特色。8月13日，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梅剑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聂敏里围绕梅剑华的新书《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实验语言哲学研究展开讨论，本次活动由编辑齐群主持。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电影《维特根斯坦》剧照

齐群：实验语言哲学是二十世纪以来发展的非常新的一个哲学分支，也是目前国际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我想先请这本书的作者梅剑华老师，介绍一下实验语言哲学的研究方向，本书主标题中的“直觉和理由”，这两个看起来有点背反的词汇，又是怎样成为了您的研究主题？

梅剑华：我想从本书的标题谈起，这个标题涉及两个研究领域：一个叫实验哲学，一个叫语言哲学。

在二十世纪，哲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即语言转向，最近刀郎的《罗刹海市》很火，“生儿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就是语言哲学中非常核心的人物，语言转向造成了两种类型的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诉诸理想语言，他后期的语言哲学诉诸日常语言。语言转向之后形成了两个很重要的语言哲学流派，一种是形式的语言哲学，另一种是日常的语言哲学。语言哲学就成为二十世纪分析哲学里面的一个基本盘，达米特说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

举个简单例子，你跟我讨论哲学问题，你总得跟我说话，通过语言和我交流，然后就分析你话里边这些基本语词的意思，分析来分析去发现，你其实自己都没搞明白这些词，你根本都不太懂你说的这个话，最后发现你的问题可能是虚假的。可想而知，这样一种语言分析，它的摧毁性是很强的，我们很多传统的哲学问题，都可能被摧毁了。

我今天讲的实验语言哲学，实际上是实验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结合，从二十一世纪初期到现在，有一个新的哲学潮流叫实验哲学。什么叫实验哲学？就是哲学家要做实验，做调查，像心理学家一样调查，调查什么东西，是对以往哲学家就某些哲学问题提出的不同主张和思想进行调查和分析。比如，关于意识，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自由意志里有自由意志论者和决定论者，关于名字有指称的描述论和指称的因果论，两个主张是相互对立的。

如果是科学，我们肯定能判定真假，一个理论对，一个理论错，没问题，我们可以进行重复实验来进行验证。哲学里面怎么判定？这两个理论谁说得对谁说得错，康德是对的还是黑格尔是对的，就某一个立场来说怎么判定，这就是一个麻烦。通常来说，我们诉诸人的一种直觉，一种直观，我们觉得这个论断应该是为真的。比如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被决定的，他就是不自由的，这似乎很容易被看作是我们的常识。如果你认为你是被决定的就是不自由的，那么你就会有一个不相容的直觉，决定和自由是不相容的。今天来的路上，跟我们以前首师大的程广云老师电话讨论了一下，他说：“我不接受这种看法，我觉得一个人即便是被决定的，还是有自由的，我还是有想法，人总是有选择的，这是人的特点。”程老师有一种相容论的直觉。到底哪个直觉是对的，人类是有一种不相容的直觉还是有一种相容的直觉？

哲学家做论证时，辩护相容论，因为老百姓就具有相容论的直觉。另外一个哲学家说，我认为老百姓具有不相容的直觉，因此这对我关于自由意志的不相容论是一个支持。实验哲学家可能站出来说，你们别仅仅诉诸自己的直觉，哲学家的立场可能来自个人的想象，有他的局限。康德有康德的洞见，但也有他的局限。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文化，因而是从他自己的个性化认知出发，得到一个所谓普遍的哲学立场。

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真实的人类是怎么生活的，实验语言哲学是要从一种哲学家的哲学，回归到一种大众的哲学。这里要先讲一个科学和哲学的区别，科学有独立的真假标准，但哲学的很多理论来自生活，比如我们认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比如我们说话，我们有语言，语言上的理论应该也跟生活有关。因此，去检验哲学上某一个立场的标准，就应该看实际上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人们怎么理解的。

实验哲学家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实验，去发放调查问卷，去问真实的生活中的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因此这就造成了一个转变，叫实验转向。我们不要去思辨，去沉思，做扶手椅哲学，我们要去实验室，我们要去大千世界看一看。这样一种哲学，跟当代的心理学很相关，我们用心理学调查的方法去看实际上人们是怎么去做选择。比如那个经典的电车难题，到底是救一个人还是救五个人，会发现不同的群体，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样一种立场，势必会对以往的哲学理论造成一种摧毁作用，它的摧毁作用跟早期的语言分析有类似的功效。早期是通过分析句子的逻辑发现哲学问题不成立。现在则是通过做实验发现你所认为的通常我们会如此的时候，实际上并非如此。实验哲学就变成一种方法，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可以用它来去研究，甚至包括逻辑推理也可以。因为逻辑推理也是一种规则。不同民族的推理方式、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最初的动机是回应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比较。当时民主与科学思潮进入中国，很多儒家的代表人物讲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人重直觉，西方人重推理，这些话都是很宏观的说法，没有得到验证。一百年之后，我们有了实验手段，有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我们就可以去验证它，我们就可以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什么意义上存在差别，例如中国人更倾向于做一些类比的、关联的推理，西方人更倾向于做一个因果的、线性的推理，这些思维的差异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认知机制。

因此，实验哲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民性，我们的哲学立场应该来自于大众。第二是科学性，你要通过科学去验证，你要像心理学家一样，你要做抽样，要做样本分析，要有P值检验。

这样一个学科，本身就是跨学科，是跨在哲学和心理学，或者哲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实验哲学是一个跨学科产物。它研究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的系统性反应，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研究出来，就是现在在科学时代的系统哲学思考。

我们都很关心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诸如中西的差别是什么，有没有普遍性的理论，科学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这本书是依托在实验语言哲学上，去谈了一些我自己的终极关怀，这个话题看起来比较抽象，也比较琐碎。但我觉得跟刚才陈老师的《江河行地》有类似之处，我也关注草根传统，更关注民间。沉默的大多数才代表真相。如果你只是去看二十四史，你看不到真实的历史，它只是一部分，你需要读大量的民间的材料。哲学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光看柏拉图说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要看那个时代的精神形态，它在民间有什么样的土壤。这个是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可能是被忽视的面向。这样一个面向通过一种新的形式——实验语言哲学会得到一种新的理解。

为什么叫直觉与理由，现在的实验哲学主流都是调查大众的直觉，很多调查是心理学的问卷。我发现这个不太对，实际上我们说大众对于一个理论有一个前理论的直觉，这个直觉背后有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思考，我们可以和民众进行访谈和讨论，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像刘震云说他二舅是他的人生导师一样。他对生活的理解一点不差，甚至比很多读了理论书的人，更有深刻的思考，他知道怎么去应对他周遭的世界，把他的所思所想记录出来，会发现他展现了一个地方的精神风貌、伦理风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实验哲学研究，应该从直觉的调查转向理由，去调查那些真实的群体，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调查肯定不是完全量化方法的，而是要结合质性方法。我从王国维先生那里借用了二重证据法，既重视科学也重视概念分析，后来我拓展为四重证据法，有量化研究，有质性分析，还要有苏格拉底对话法，彼此对话，互相辩难，最后还有概念论证，结合在一起，才能对一个哲学理论有一个比较综合的论证。

这本书的最后一节，我写了一个哲学方法跟历史和考古方法论的对话，它们有相似之处。历史的基础是要史料的真实性，史料不真实，其它的就没有办法做了。哲学如果要建构一个理论，就要把前提的真实性搞清楚，怎么搞清楚呢，首先立场要从精英立场转向大众立场。第二，研究方法要从单一的概念分析转向一种系统的多元方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人类的思考、认知和行动。

《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作者: 梅剑华；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版

齐群：听了梅老师的讲述，会发现哲学，不止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二十年最新的突破，对于我们一般人在阅读古典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时候，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颠覆，聂老师自己最初的主业是做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古典哲学的进路，您在读梅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冲击感是什么样的，以及您怎么理解不只是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非常新的哲学的转向呢？

聂敏里：书的主题是“直觉与理由”。梅老师这么多年来，在他所关注的语言哲学和实验哲学中，这是他两个核心的问题。刚才梅老师主要解释了什么叫做实验语言哲学。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概念好像很新。什么叫做实验语言哲学？我在这里提示两点。这里面存在一个交叉，这就是语言哲学和实验哲学的交叉。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被达米特概括为语言学的转向。不仅仅英美哲学讲语言学的转向，欧陆哲学也讲语言学的转向。当然它们的路径不同。英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大家知道，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路径。但欧陆的语言学转向，更多是偏向于一种解释学的、甚至一种修辞学的传统。

刚才梅老师提到刀郎的歌。这个歌最近比较火，里面说的维特根斯坦，就是分析哲学的传统。这首歌核心是讲语言意义的颠倒。语言通常表达的意思，在某一个国度突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欧陆语言哲学的传统，特别到了法国以后，会讲话语结构，话语理论，讲话语怎么样被权力塑造，怎么样创造一些新的话语结构范式来表达一些新的东西。

我这么点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刚才我说到英美哲学、欧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内涵是不一样的。分析哲学，基本上秉持的就是梅老师讲的路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还有科学的路径，欧陆哲学的解释学的传统、修辞学的传统就很复杂了，里面既包括对权力的解构，同时有一个负效应，这就是同时也是对真理的解构。没有真假，什么都可以由着你来说。

现在回到实验语言哲学，这里面恰好是一个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的传统和二十世纪以来新兴的实验哲学的结合，这里面科学的路径和逻辑分析的路径是非常严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价值。

我在这里题外说一下。梅老师是国内的实验哲学的主要的推动者，因为实验哲学在国外也是刚开始不久，在9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才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哲学运动兴起。国内的发展也是十几年历史，梅老师是主要的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国内实验哲学的第一本书。实验哲学在国内十几年的历史，国外也就二十多年历史，但是我们在这里现在有了这么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很好地切入到了实验哲学最核心的主题，也就是实验语言哲学。

实验哲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可以说有某种实验的成分，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医学背景，大家可以看到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经常举医术的例子。大家知道，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发现一个新的没见过的动物，就把动物的尸体或者活物送过去，给亚里士多德解剖。所以，亚里士多德解剖过动物。他的整个形而上学哲学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动物学、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其中就有实验的成分。

在广义上来说，实验哲学，就是哲学和经验的结合。哲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离开经验，甚至所谓的“扶手椅哲学家”，在沉思中也需要诉诸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就存在广义的实验哲学。无论是欧陆的、比如讲先验的哲学家，还是欧美的分析的哲学家，当他们进行概念分析的时候，即便不走田野调查的路子，也会有一个经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思想实验，他们构造一些在经验中可能不是那么典型地发生、但是在思想的构造中可以典型地发生的事件，甚至一些在经验中绝没有条件可以发生的事件，比如梅老师在书里说到的普特南的几个思想实验，缸中之脑、孪生地球，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在经验中发生，但是哲学家可以在思想中构造。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广义的实验哲学，可以说它的历史很悠久。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说实验哲学是近二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呢？这实际上是就狭义的实验哲学来说的。这种实验哲学是和语言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刚才梅老师讲到，语言是一种表达，但是大家知道，表达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要传递意义。对于语言哲学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意义理论，意义是怎么样用符号表达的，我们是怎么样产生理解的。

梅老师这里说到的指称论和描述论都跟意义有关系。一旦涉及意义，和实验哲学相关至少就有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哲学家经常讲“显而易见”，或者说“我直觉地认为这个怎么样”。但是，也许这只是对于这个哲学家或者对于很少数的人是显而易见的，却被这个哲学家误以为对所有人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以去调查，可以做问卷，对某一个哲学家说是显而易见的观点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对其他人来说也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一个调查的路径。

另外一个路径与我们获知意义的心理过程有关。它不属于问卷调查，而是可以进入到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的实验的路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语义学、语言的意义就存在这样一种实验路径。例如，在意义把握过程中，我们可以进行心理学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认知系统究竟是以怎样一种生理、心理的方式发生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实验室进行的研究。这就是实验语言哲学的两个路径。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两个路径对于西方开展是比较早的。例如关于意义的理解、意义的把握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比如普特南做的一系列工作，其中就有关于意义把握的思想实验。关于意义的心理生成机制，包括结合脑神经的实验研究，也是进行很久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意义理解的纯粹哲学的思考如何刺激脑神经科学等等的发展。而这个研究到今天是有成果的，这就是现在每个人都在讨论的人工智能的问题、ChatGPT的问题。比如ChatGPT的问题，当ChatGPT和你对话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ChatGPT本身理解它讲的那些东西吗？这就是机器人思维的问题。梅老师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图灵测试就涉及这样一些广泛的问题。

因此，这本书体现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发展的新的趋向，是这个新的趋向在国内的第一个成果。它讨论了很多很重要的语言哲学的问题，还有人工智能的问题等等。

齐群：感谢聂老师的精彩点评，还有非常多的延伸，让我们对于梅老师的这本书有了一个更加厚重的理解。

刚才聂老师的分析中，让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哲学在诞生之初一直和人类的现实经验有着各种各样的交织，在这个交织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新的学科的诞生，比如从最早期的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到自然哲学，比较古典时期的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到了十九世纪，社会学家涂尔干也称他的社会学研究是道德科学，是十九世纪对于伦理学最新发展的一种科学化的努力和尝试。到了二十世纪早期，我们也知道，心理学跟当代哲学有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互动。

到了当下，语言哲学的转向加入到了哲学跟经验的互动的过程中，您能不能向我们进一步尝试阐述一下，语言哲学到底给哲学和经验的互动带来了哪些新的内容，以及这样新的内容和当下一些新兴的应用，比如人工智能，新的实验，有哪些关系？

梅剑华：我简单说一下，刚才聂老师说实验哲学，广义的是从古希腊开始，实际上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在的实验哲学，是往古希腊时期那个古老的哲学回归，那时哲学和科学是不分家的。但是从古希腊以来，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不断成熟，从哲学这个母体剥离。到了20世纪之后，最后像霍金说的，我们传统的哲学家都关注那些根本的巨大的问题，伟大的问题，时空的本质，结果到了20世纪，哲学家变成了语言分析，好像就是哲学变得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实验语言哲学是想回应这种问题的，当代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结合是很紧密的，大家可能知道乔姆斯基，很有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哲学里面扮演很核心的作用。

为什么会转到语言，我们一开始是本体论，认识世界有什么，后来发现我们认识世界有什么，取决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我们到底有没有认识能力，从笛卡尔到康德，考察我们的认识能力，只有弄明白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能力，才能知道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能认识什么东西，康德说我们有先天直观形式，有这么一个时空形式，我们才能把世界看作成如此这般的。

语言转向是说，我们对世界认知都表现在语言里面，研究语言的结构，就会获得我们对哲学问题的新的理解。很多传统的哲学问题，通过一种逻辑分析，把我们日常的语言转化成我们的逻辑语言，本体论上承诺的东西就不需要承诺其存在了。像罗素这些人，他们这些工作，就是要把哲学中很多陈述，转换成逻辑陈述，取消了一些哲学问题。

刚才商务印书馆的赵星宇老师还讲过，罗素到中国来，中国之行，是由商务印书馆资助的。罗素就是我们分析哲学的祖师爷之一，弗雷格、他和维特根斯坦缔造了现在的分析哲学，他在中国的演讲，如“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到现在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文献。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论指称》，1905年写成的，解决一个传统存在问题，当我说“金山如何如何”，“金山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孙悟空是很反叛的”，“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这种说法的语句结构好像是一样的。但很明显，我们知道孙悟空不存在，金山也是不存在的，可是他们都和“亚里士多德”这个词一样放在主词的位置上，好像就应该对应一个存在物。罗素说不对，我们用逻辑手段对它进行改写，最后我们不需要去承诺孙悟空是实际的存在物，他就把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哲学的一个解决方法。

这就是用逻辑语言，数学语言，后来像维特根斯坦，他发现实际上这些语言的逻辑形式，有可能不一定对。我们日常语言本身有它的合法性，我们日常就这么使的，我们就能够通过日常使用的反思，就能对这些问题有所解决。维特根斯坦的转变，跟他教书的经历有关系，我自己做一点儿童哲学，维特根斯坦早期出版《逻辑哲学论》之后，认为解决了哲学的根本问题，没有什么哲学可以值得做了。于是，他就去小学教书，他教孩子去识词，教他们基本的语言，他还编了一本德语词典，给小孩学的。他通过教小孩发现，其实我们的语言不是这样，不是一种逻辑的语言，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游戏，不同的场景，这个词可以有不同的用法，通过不同场景的用法，就能够对意义进行固定。

到这儿就可以明确地说，为什么实验哲学会进到语言哲学里面，这个立场其实很多人不一定认可，但是我要讲一下，你能想象多少种语言场景，你怎么知道在那个场景里面它们就那么使用的。怎么办？做实验，你做大量的实验，甚至我们在这儿谈话，可能有一个录音机，去搜集我们所有人谈话的语料，区分这些材料。也可以编制一个场景，看受试者对这个场景的反应，到底一个词是怎么根据不同场景反应的，这就使得实验跟语言联系紧密。

我们在实验哲学里面叫实验语言哲学，可是在语言学里面，实验语言学早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了，只是说它稍微不同的一点是，实验语言学是专门讨论语言学里面的现象。我们有一个理论叫指称论，我们认为一个名字，比如“梅剑华”这个名字，你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通过什么知道的，这个人是山西大学的老师，这个人是这本书的作者，你们就跟这个名字建立了联系。你理解这个名字，你知道跟他相关的一些意义，一些描述，这叫意义的描述论，是非常主流的观点。

另外一种认为，这个名字不管我是不是山西大学的老师，不管我今天来没来，这些描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梅剑华是梅剑华本人，他可以不具有我在现实世界中所干的任何事所对应的描述，因为我父母给我命名这个名字之后，这个命名就固定我这个个体了，使得所有人谈梅剑华都谈到我，所以其实你们对我有很多错误描述不重要，那不是核心的，核心的是我名字的意义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可能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描述。

这就是两种对语言不同的观念，一种人认为这些描述决定了你这个名字的意义，另外一种人说你这个对象本身决定名字的意义，前一种叫描述论，后一种是因果历史理论。前一种像罗素、弗雷格这些人比较支持，后一种是克里普克、普特南支持这种理论。

克里普克说，他说因果历史理论是普遍的，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都接受这个理论背后的因果历史直觉。尼克松可以不是1972年的美国总统，但他不能不是尼克松本人。你可以失去现实生活中所有属性，但你还是你本人。他说所有人都应该是诉诸这种直觉的，他这个讲稿是在1971年做的报告，40年之后，实验哲学家说，我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思想实验去测试，是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这个直觉。2004年的一个实验调查表明结果不是这样的，实验哲学家做了中西的对比，发现中国人，当时在香港做的，倾向于接受一种描述直觉，比如我们认识聂敏里老师，都会认为他是古希腊哲学专家，人民大学的教授等等描述，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构成了他的本质，是对他的认识。我们发现中国人都接受这种认识，但是你看他们在美国大学里面调查，发现很多西方人都接受因果历史直觉，认为一个人可以不具有这些那些属性，但他还是那个人本身。最近华东师范大学语言学系的李金彩老师，她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和她的合作导师一起做了这方面的心理实验，发现在6岁的孩子身上存在这种语言直觉的文化差异。中国人会选这个答案，美国人欧洲人会选另外一个答案，这使得我们要反思，我们做一个理论的时候，你敢说这个理论是普遍的吗？其实我们的科学理论，严格来说，不是普遍的，是有条件的，给定什么条件下，在宏观条件下，在微观条件下，量子现象在什么情况下成立，也是要给定条件的。

语言学上的指称理论也是依赖条件的。因此这样一种经验调查就比较实质地进入到语言学理论、语言哲学理论中间。自然科学可预测，可解释，它有独立的检验标准。我们每个人是说话者，我们怎么认识世界的，会产生不同认知的方式，不同的认知方式会连接在我们的使用里面，把它找出来之后加以系统化，就变成不同的哲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实验语言哲学虽然也很重视科学，跟科学联合，但是这种哲学理论也跟科学有一定的不同，就是哲学理论的前提可以从老百姓那里找到证据，证明这个理论可能是对的或错的，但是我们不可能从老百姓那里找到证据说科学是对的或错的。

齐群：感谢梅老师精彩的解读，新的转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思考，可能在未来或者当下就在发生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的时代，都会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最直接的影响。

最后请聂老师能不能做一个小小的畅想，在当下这样一个实验语言哲学的前沿之外，整个西方哲学下一步的发展，除了这个前沿之外，有没有更新的发展？

聂敏里：我尝试回答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只能够表达我个人的看法。

关于哲学的未来。我不好去畅想哲学未来，但是我可以对当前的哲学提出一个批评，在这个批评上，我和梅老师应该是意见比较一致的，即，长期以来国内做哲学研究的学者中普遍有一种哲学的傲慢，尤其是对科学很傲慢，经常说“我们是做哲学的，不是搞科学的”，认为哲学跟科学没关系，哲学有一种优越于科学的独特性。

这主要是来自欧陆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尤其是来自十九世纪德国的先验唯心论传统，这个传统认为哲学处理的是科学之上甚或科学之外的事物，这些事物体现的是一些高贵的精神品质，而科学则相反，关注的是一些很具体、很实际、很物质性的东西。

我的描述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碰到的这类做哲学研究的人大概想象我说的是怎么一种情况。这种傲慢从二十世纪以后不断地遭受挫败。科学每天在发展，哲学每天不发展，甚至哲学越来越退步。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很多人讲的是古希腊的东西，讲的是中世纪的东西，固守传统的哲学文本，传达另外一种意义的哲学傲慢，即认为过去的哲学经典已经把人类的最高知识穷尽了，我们只需要学习这些经典、重复这些经典就行了。大家也知道我现在描述的不仅是在西方的某一种思潮，而且也是国内现在的一种主导的思潮。

二十世纪以后，一部分哲学不仅不进步，而且还在退步，而且这种退步还很古怪地跟一种傲慢联系在一起。当深蓝下棋下败了人以后，哲学感觉到挫败了；脑机结合实验，又感觉到挫败了；现在是ChatGPT，再度感觉到挫败。哲学的傲慢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即，强调哲学讨论的是不同领域的东西，科学再怎么发展，触及不了哲学那个神圣的领域。

我不好畅想未来哲学应该是怎么样的。许多人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哲学受到科学扩张的挑战，面临危机，但我要说，哲学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哲学自身跟不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搞哲学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科学教养还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完全不了解二十世纪以来、尤其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心智科学方面的发展，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和领会。这是当前哲学界、尤其是国内哲学界存在的很大的问题。搞哲学的人，科学知识的背景、科学知识的教养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纪，这就是问题。

未来哲学怎么样？至少，哲学家能不能把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成就仔细消化、吸收了？我们知道，从古代以来，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做哲学的人同时也是做科学的人。甚至到了笛卡尔时代，做哲学的人同时也是做科学的人，而且也代表着科学最新的发展，笛卡尔也是当时最新的物理学家。但现在我们有没有把握说，现在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呢？没有，这就是问题。

做哲学的人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你有没有跟上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我们不好畅想未来哲学怎么样，但我们知道现在哲学肯定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做哲学的人不能再用哲学的傲慢去应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