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宗和先生：他并不逊色于“合肥四姐妹”

宗和先生是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终身站讲台，其在校园以外的知名度不及他的四个姐姐（“合肥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其实他在许多方面同样优秀，毫不逊色。

我不是宗和先生的学生，我妻龚兴群与宗和先生的大女儿以靖是从小的邻居玩伴，是自小学到初中的同窗好友。两家父亲是老贵大的同事，是通家之好，以靖又是我低班的学友。我就是以这个身份与宗和先生结识的，跟着妻子叫宗和夫妇“张伯伯”“张伯母”，与宗和先生建立了一种介乎长辈与忘年友之间的关系。进出宗和先生家的年轻人不少，有三个女儿的同学朋友、校园里的后辈等等，年轻人来访时，宗和先生就坐在他们中间，笑眯眯地听他们胡说八道，偶尔用年轻人青涩的词汇与他们对话。有时他心情不佳或精神不济，就会提议：“张以，请你们到里面房去说好不好？”宽厚、和蔼、幽默，似乎是合肥张家的家族基因。

我是1962年春夏之际第一次拜访宗和先生的，但早几年就已经知道沈从文是他姐夫，他家里有包括沈从文、徐迟、卞之琳在内的许多大作家的老照片。我最初就是抱着看大作家的照片的想法而去造访的。我在学校图书室已经读过沈从文早先出版的多种小说集，读过徐迟从香港回到重庆看话剧《屈原》后彻夜难眠而写给郭沫若的长信，也读过卞之琳的诗（似懂非懂），对这些大作家满怀崇拜之忱。但因怯场，虽然妻子一再说张伯伯“好玩得很”，我还是一再犹豫，未敢造访。

那时张家住学校安排给教授住的小平房，每栋房住四家，中间隔断，各自出入。与张家紧邻的是项英杰教授，他的夫人孙毓秀是我的历史老师。于是，有一次我趁拜访孙老师的时机正好同时拜访了张宗和先生。

初访的细节记不清了。闲谈中，宗和先生说起当时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他对《红岩》评价不是很高，觉得它没有写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是这部小说倒是引起了他要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而且已经动笔。他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写到上班，已写出两万余字来了。那时我正是“文学青年”，天天听的是“文以载道”的导向，对《红岩》这样的鸿篇巨制当然佩服之至，但也不满足，觉得它的语言缺乏风格，没有笔调。我读《青春之歌》，也是这个感觉。我喜欢《红旗谱》，内容厚重，语言也不错，不是学生腔或文艺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怎么说”和“说什么”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我喜欢语言风格有个性、有笔调的作家，小说没有笔调，好比只供白饭没有菜，更没有酒。那么，张宗和先生写出来的抗战小说，会是一种什么味道？我当然很感兴趣。

但不久他就因为严重的神经衰弱而不得不搁笔了，并且需要到息烽温泉去疗养。这部未完成的遗稿，后来以给我读过，三万来字，自传性很强，人物众多，写得很细致生动。我在张家姐妹续编的家庭刊物《水》中，读过宗和先生中学时代的日记，他把日常生活叙述得非常亲切生动，有着写长篇小说的好笔调。写自传性小说会引起无穷无尽的回忆，思绪会像洪水决堤一样不听控制，他肯定睡不好觉。加之凌晨起来爬格子，年富力强者也难坚持，何况宗和先生早已因历次政治运动的刺激而留下神经衰弱的症候。已写成的部分，叙述主人公在抗日战争初期辗转旅途的种种遭遇和交会的旧雨新知，体现了广阔多彩的社会生活视野。大器未竟，太可惜了！

趁我们闲聊，兴群和以靖从内室捧来一叠老相册。于是我看到了沈从文、徐迟、卞之琳的老照片，看到了张门济济一堂的全家福。宗和先生的三弟定和，我也不陌生。宗和提起定和先生在重庆参加话剧运动，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谱过曲，我就哼出来：“在昔有豫让，本是侠义儿。” 我还能唱定和先生的另一首歌：“白云飘，青烟绕，绿林的深处是我家！小桥啊！流水呀！梦里的家园路迢迢啊……” 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听大姐唱，听会的，我这两下子很让宗和先生高兴。以靖则大讲长辈们的逸闻趣事。例如沈先生家里有一次闹贼，他爬起来顺手抄了件家伙冲出去助威，等到贼去人散，才发现手里抄的是一把牙刷……此类家庭典故，层出不穷，多数“幽他一默”类型，业绩成就之类是不谈的。记得宗和先生还说到徐迟年轻时写现代诗，把数学方程式写进诗句里。相册中宗和先生和四姐充和在北平时合影很多，看得出姐弟俩感情特别深厚。我们起身告辞时，兴群开口借《秋灯忆语》，宗和先生说那没有什么看头，兴群说最喜欢看，于是他就叫以靖找出来。其实这正是兴群此次来的主要目的。

《秋灯忆语》是宗和先生悼念亡妻孙凤竹女士（即以靖生母）的回忆录，开笔于1944年11月，写竟于1945年5月，在立煌印刷，土色草纸，墨色不匀，字迹模糊，是标准的“抗战版”，因印量少，该书到此时已成孤本。我妻子读过多次，一再念叨，定要让我也能读到。我带回家读了，果然感动至极。《秋灯忆语》以质朴蕴藉的笔调，记叙了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战乱时代，一对年轻人相爱偕行、相濡以沫，却天人永隔的凄美故事，真如秋雨青灯，娓娓竟夜，堪与巴金的《寒夜》相比。“文革”期间，以靖生恐这一孤本损失，曾托我秘藏过几年。2000年，宗和先生的小女儿以，由于偶然的机缘与香港胡志伟先生相识通信，胡先生知道这部旧作后，力荐在《香港笔会》上全文连载。这时距宗和先生去世已是二十三年，孙凤竹夫人去世更已五十六年了。

从那次拜访开始，我们就三天两头地去宗和先生家玩上大半天，定要就着矮圆桌吃了晚饭才告辞。两位老人很愿意看到我们，叫我是“喝茶的朋友”，宗和先生沏好茶待我；叫兴群是“吃辣椒的朋友”，伯母做辣味的菜待她，碰上季节，还给做费工夫的荸荠圆子之类的特色菜。吃饭时，我会陪宗和先生喝一点酒，竹叶青、汾酒、五加皮之类。有一次，他说只有金奖白兰地了，就喝它吧。我没喝过，正好尝尝新鲜，一喝怪怪的，宗和先生也不喜欢喝。

回想起来，这应当是宗和先生心情比较宁静、烦恼比较少的一段日子，因为这段时期正好是两次政治运动的间隙，“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刚结束，元气尚待恢复，稍稍放松了的政治之弦还没有重新拧紧。

有一次兴群打趣张伯伯，说小时候看他与贵大学生一起演《红鸾喜》，那么胖的一个穷书生，还差点饿死，拜堂时还在脖子上骑一条红裤子，把贵大子弟小学的学生们差点笑死。宗和先生认真地说，上台之前节食一周，当天还不吃晚饭，临了站在台上，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没有办法。但是在1961年以靖从都匀回贵阳来生孩子时拍的一张全家福中，他却瘦成了另一个人，看去老了十多岁。

张家姐妹兄弟酷爱昆曲，相册中有许多演出照片。1963年1月，尚小云来筑演出和讲学收徒，宗和先生以京华故人身份，与他欢晤，又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省报上。内行说话当然精当到位，尚先生看了非常高兴。有一次我们去看宗和先生，伯母说他在礼堂教学生，我们就赶去看热闹，见他正在为省京剧团的张佩箴说《断桥》。前些年偶遇张佩箴，我提及此事。她说自己当年除了到省艺术学校听张先生的艺术史课，还每周去请张先生亲授，演员们都很尊敬张先生，说他是大行家。

现在都知道，合肥张家酷爱昆曲，以传字辈关系极深，宗和先生的大姐和四姐在耄耋之年还粉墨登场。我觉得宗和先生虽然是清华历史系毕业，但他对文艺的兴趣显然更大些，他的相册中的青春好友也尽是些作家、艺术家。

“好景不长”，是时代的规律，老百姓概括得更为精辟——“饿肚子了，就安分几天；吃上几天饱饭，又开始折腾”。“饱暖即修”，防修就靠经常敲打，反对温饱，这回来的是“四清”运动。当时我正在乡下写公社史，有一次回广播电台参加运动，去看望宗和先生。他又犯神经衰弱了，而且相当重，经常心绪不宁，睡不好觉。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运动综合症，我这样年纪尚且易患，何论老一代都是“惊弓之鸟”了。初访宗和先生之前，我就听在师院化学系念书的表妹说过，在一次全校师生参加的大会上，一个老师上台批宗和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拿《秋灯忆语》说事，还装着不识文字，说什么“这个‘口’字旁加个‘勿’，我不知是啥意思”，云云，像个小丑似的，连学生都觉得不成体统，替他害臊。此公读过《秋灯忆语》，必为宗和先生故人，竟不惜污己辱人至此地步。宗和先生对政治运动之恐惧，不难想象。

那次贵阳市之极左和残酷，在全国也名列前茅，载入史册。报纸广播动辄发布“某地区某单位的权力实际已掌握在敌人手中”之类天崩地裂的“盛世危言”，令人民心惊胆颤，省市大干部，一个个被点名扣帽子。一两个月后，广播电台系统的“四清”结束，四十余名职工被分别下放到县里去，下放名义是“储备干部”，还摆酒设宴隆重欢送。为我准备的是大方县。大家心里憋屈，知道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能享受储备待遇已经够宽大的了。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一起下去，用拜伦的豪情给自己壮行色，“不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我们去张家辞行，两老并不诧异，也没有说什么惜别的话。那时候人人都有承受风暴的思想准备。宗和先生带上夫人、女儿，在新新餐厅为我们饯行，又去照相馆拍照留念。我于1965年10月到大方，任百纳中学教师，兴群在小学代课。刚教了一个学期，“文化大革命”又开场了，我们暑假回到贵阳，听说电台留下来的老同事一半成了反革命，另一半成了造反派，两边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我们被放逐在先的，反而值得庆幸了。当时社会上已无走亲访友一说，我们担心宗和先生的处境，只能从心底里祈祷其平安。后来我们家也被红小兵抄了两次，小姑娘们没收精美小手绢，踹死了金鱼，收缴《白毛女》等所谓“黄色唱片”数十张。1973年暑假我们回筑时，林彪已坠机身亡，社会上显得松动了许多。我们心血来潮，给在医务室上班的张伯母打了个电话，接话者是从都匀来省亲的以靖。我说想去看张伯伯，又担心他怕烦谢客，以靖说她问问。很快，以靖就回答说：“爸爸欢迎你来。他说戴明贤不会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

此时张家住在校园最高处的工人宿舍楼。他家搬了不止一次，每次降一次格，升一段高，掉价乔迁，但家里照样收拾得窗明几净。宗和先生看上去又憔悴又疲惫，半躺在藤椅里和我们说话，声音很小，渐渐地也就放松起来。以靖多年都在都匀工作，难得见到我们，异想天开要唱《游园惊梦》，让我伴奏，宗和先生连声制止。我也连声说“不会不会”，以靖不听，去借了一把二胡塞给我，并把谱子摆好，我只好勉为其难拉了两句。宗和先生又开口劝阻，我见他真正是提心吊胆的表情，就坚决作罢了。以靖是化工厂工人，生活在另一种圈子里，不知道校园这个圈子里水深得很。有个细节，我永远难忘记。晚餐时，宗和先生不慎掉了一小团米饭在地板上，他拾起来看着，怔怔的，不知道怎么办，伯母轻声的说“丢了嘛，丢了嘛”，他才醒悟似的把饭团放在桌子上。我佯装不见，只想流泪。他在“文革”中的情况，大家都闭口不提，我前不久才从以处听到一件事。有一次以放学回家，走到师院院子里，经过操场边，见到闹哄哄的，一看正在开爸爸的批斗会，她赶快跑回家关好门，倒在床上大哭。过了很久她才听见妈妈陪着爸爸回来，后来妈妈告诉她，爸爸回来就想自杀，被妈妈拉住，妈妈好说歹说，才劝得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次年初我调回贵阳，又可以去看宗和先生了。那时他们这批老人都在等候落实政策，心情比较“晴天多云”。有一次我和兴群刚进门，宗和先生正要和以下山挑水，就叫我同去，多一个人换肩。在山下宿舍楼外接了水，我挑起水桶，一鼓作气往坡上走，他在后面连声喊停。我想我能让老人和我换肩吗？我咬牙一直挑到家，他好一会才走到家，喘气，夸我好体力。

有一次兴群推荐一种金属拖把架，说比老式圆头的好使，买了就由我蹬车送去张家。宗和先生一人在，他留我吃饭，说正好杀了只病鸡。我还有事，就告辞走了，一路想着他落寞的神情。当时他虽然照样上班，但仍是“身份不明者”，天天等候组织结论下来，好知道自己是敌人是朋友还是人民。这就好像头上总是悬块石头，不知几时落下来，也不知会是多大一块，自然日夜不能安宁。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替他批改几本学生作文，因为这些作文竟看得他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他还举出了几个吓得背气的例句，比如“星期天，同学们上公园寻花问柳”之类的。我说小事一桩，把十来本未改的带走。其实我也最害怕批改学生作文，因为不像数学题目有标准答案，而是篇篇不同。我教的农村娃娃淳朴得不得了，却是一句话都写不顺畅，更别说什么立意谋篇等。我对这种作业只有一个感觉——“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只想仰天大吼一声。宗和先生的这些工农兵学员水平还稍稍强一些，我尽力改了送去，宗和先生像得了什么好东西似的欢喜。

这时期我和宗和先生有一共同兴趣，就是书法。早在上清华时，他就跟着四姐充和临褚遂良的楷书，他不喜欢颜真卿的字，说它“笨头笨脑、抱手抱脚的”。我的兴趣则在行草。他有两册《集王圣教序》，一个拓本，一个影印版，他把后者送给了我。他还有一本日本影印的《孙过庭书谱》，被抄走了，当时这本书正在办公室里放着，他答应等还回来就借给我。这是我当时最盼的一件法帖，恨不能立刻看到，于是心急火燎地盼着。但时间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始终渺无音信。倒是组织结论等下来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个从学校到讲台一辈子不沾政治的人，何来“敌我矛盾”？这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但他也只说些轻松的话题。有一次，我得到一点旧宣纸，就带去求他写鲁迅的诗，于是就有了一本袖珍本的抄本，还写了两张小条幅——“运交华盖”和“曾经秋肃”。

再后来呢？再后来，“文化大革命”终于收场了。再后来，宗和先生突然辞世了，时在1977年5月15日，没有等到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平反冤案。那天我刚从黔北出差回来，一回家就听母亲告诉我噩耗，立即蹬车赶往殡仪馆，正好赶上与宗和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宗和先生得年六十三岁，他本该与他的四位姐姐一样活到近百岁的，他家有长寿的基因。以编了一本纪念册叫《思念》，我刻了两枚印——“广陵散绝”和“高山流水”，收入册子，以寄托哀思。不意远在美国的充和先生见了，让以令我为她刻印，后来我还得以亲见这位“合肥四姐妹”中才华成就最出色的人物。

张伯母刘文思是一位真正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女性，善良、厚道到极点。她的大姑子们在家刊《水》中称她是“张家最好的大嫂”。以在一篇文章中说，小时候她和以端认为妈妈偏心，喜欢大姐超过她们，长大才知道大姐从小没有了孙妈妈，母亲才这样处处以大姐优先。以靖一直在剑江化工厂工作，以端在安阳当老师，以在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先后都退休了。

宗和先生的遗笔，已先后出版了，《秋灯忆语》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曲微茫》（与四姐充和的通信）201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宗和先生的日记也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令人十分欣慰。他的日记非常好读，一定能吸引广大的读者。

（本文系《张宗和日记》的序言，张宗和 著，张以䇇、张致陶 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