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一所大学里野蛮生长了15年，我是无脚的鸟

我常常忘记自己活在一所大学里

我总是看见一个遛狗的老人，但我不知道他是现代文学研究大师王富仁，初中的时候他来班上跟我们谈天说地，而直到他去世，我才真正意识他是谁。

水库旁的水库管理室的头顶有一群黑色的人像，打着黑色的雨伞，我在那里围着他们转圈，有时还玩起捉迷藏，但我不知道那是台湾雕塑家朱铭先生的“人间”系列铜质雕塑。

体育场外有四根柱子，从高到低，分别刻着“有志”、“有识”、“有恒”、“有为”。从泳池披着浴巾回家洗澡时，我总是匆匆扫过一眼，但我不知道这是这里的校训。

有几年，我不过二三年级，十月份的时候有电影节，每晚在大礼堂都有排片，也就跟着大人去了。迷迷糊糊地看完《肖申克的救赎》，却只记得《疯狂的石头》里，那个站在厕所里尿不出来的郭涛。

那些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不知道他们在教什么，在研究什么，但几家人开车出游时，我听见某某的妻子吐槽某某一到出门的时候就要去上大厕，一上还要很久；我又看见某某上树摘杨梅的样子，不再矫健的身躯在树杈处自得其乐。

所以大概我真正清楚的，只有人工湖哪个地方的水虾最多，哪几颗鸡蛋花树最容易爬，什么时候可以去抓小蝌蚪。以及，如果要进幼儿园里享受游乐场般的感觉，却又太矮翻不了铁围栏，可以从哪个地方钻狗洞匍匐进去。

就像我知道这里物种丰富。晾衣服的竹竿常常有黑蜂来蛀洞，若是碰到那洞口，黑蜂会从竹竿里爬出来蛰你。我家后面甚至就是山，山上有野猪，领居家的哥哥提醒我不要太晚回家，他看见有野猪在偷吃他家的菜。等到木棉花遍地泛滥的季节，满地的棉絮中会生出一簇簇的木棉虫，是大只又妖艳的红蚂蚁。

这里在桑浦山下，有着自己的文明与野蛮，大概给了我最初的，关于世界的启蒙。

一般来说，大学里的老师总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但不是每个大学的教师公寓，都集中在小小的校园里。

所以当这群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里时，你来我往，再搭伙找点乐子，化学反应之后，想不熟也难，圈子也就形成了。

而在这个圈子里行走时，大概是自在的。跟着朋友去某户人家撸猫，从没见过的叔叔阿姨，他们会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便报上母亲的名字。

“噢——是程的女儿！”

又或者是在体育馆里，随口跟朋友吹了个牛，说父亲乒乓球打得很好，冷不丁旁边就冒出来一句嘲讽。

“你爸的球还真臭。”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我甚至见所未见，他瞟了我一眼，继续挥起球拍。

这大概就是活在圈子里的日常，在那么小的校园里，我甚至不知道那张关系网是什么时候拉起来的，上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

母亲 93 年来的，我无法想象的是，在那个空气都仿佛泛黄在老照片里的九十年代，那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们，是怎么坐着破巴士一路颠过土路在小小的校门前下车的。就像我无法想象夜晚的他们是怎么在工会跳舞的，又是怎么约着坐绿皮火车一起出去玩的。

但大家就那样简单地认识了，从十年到二十年。

而这些人，他们又生出新的，各色各样的人——大概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二代，每年有二十几人，进入幼儿园。然后从小学到初中，一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有人走有人来，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那里，从 5 岁到 15 岁，几乎活成彼此的生活背景。我知道他们引以为羞的乳名，他们看过我妈扇我耳光，彼此之间随时可以翻家底。

这是件有点神奇的事情。

——在充满着潮汕话 16 个音的潮汕大地上，一群口音各异的外地人，说着普通话，呱唧呱唧地开垦出自己的土地，然后建造房屋、繁衍后代。

在这里，种族融合之后，江西人的雷公笋可以被东北人做成湖南风味。它叫干笋烧肉，是邵姨家请客时的名菜。

而邵姨远不止是一个会做辣白菜和猪肉火烧的东北女人。她自己种了麦草，然后把麦草汁加进饺子面里；身为湖南人的媳妇，她腌得一手好泡椒；在潮汕大地上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她的仿版潮汕粽子可以承包我一天的幸福感。

她依旧保有纯正的口音，以及东北人讲故事时独有的幽默和语言天赋。但她已经是属于这里的，跟各种学生打交道，请家庭境况不好的学生来家里吃饭，甚至给他们买车票回家。她总能把几家人聚到一起，或者在她家吃饺子，或者乐呵乐呵地出去郊游。她熟悉身边男女老少的口味喜好，熟悉这里菜场的脉络，知道藏在乌桥边做糯米猪肠的老牌小店。她偶尔才回趟东北，过年要么去湖南，要么留在汕头。

我能看到，她作为一个异乡人，在与自己故乡截然不同的土地上，所绽放出来的可能性。就像我见证着母亲，一个不是很有做饭灵感的女人，如何师从东北人的饺子、重庆人的酒糟、汕头人的腌酸梅，再从一个安徽女子那学来糖醋腌姜。她大概尝试了三次之后，才终于做出甜度正正好的酒酿，其间不知道骚扰了重庆人多少回。

我也知道母亲在这片土地上的改变，她本不是大方的人，也不喜欢礼尚往来、巴不得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想送你东西，你也不要给我东西，省得我欠你的。现在的话，做了米酒都不忘给人几瓶，回趟老家也要给朋友背几袋酒糟鱼回来。

只是说起来，汕大走了不少人，很多去了广州，也有去厦大的，有回老家的，有被广州大学用三百万挖走的。在这样的郊区，校方也确实没有给教职工解决买房问题，毕竟学校里的公寓只能租没法买，因为这只是你工作的地方，不能让你在退休之后继续占用这里的资源。而就算是在市区有房子的人，为着上班方便，平时也还是住在校内。这校园里大概就是一群租户，只是再没有比这更稳定持久的租约了。

于是有人走了，又有新的人进来，并迅速为这个种族大熔炉增添新的活力。

而我，在听了百家口音，蹭了百家饭之后，过了十几年，依旧对潮汕话一无所知，甚至曾经一度以为，它只是粤语的另一种地方口音。

你是哪里人？

中考前最后的一个月，我们在新的图书馆里度过。意思是，除去吃饭睡觉上学的时间，这里承包了我们的吃喝拉撒。

蹭着空调，找着位子，不断遇见熟悉的面孔。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区域，背着同一份古文翻译和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凳子坐久了有沙发躺，笔忘带了有前台借，烦了就去杂志区翻翻《环球银幕》，迷茫了抬头就可见墙上《沉思录》的名句：更新你自己吧，让你的原则简单又基本。

明明就是一群初中生，刷着父母的卡进来，却跟其他大学生一样穿梭自如。

那确实是我待过最精致的图书馆，但之后，我再也没有跟这里如此亲密过，好像时间都是它的，那样庞大的它，而我在它 2.1 万平方米的胃里行走，还喜欢靠在它的胃壁上，摸摸它的胃粘膜。

高一的时候我家搬了出去，离汕大十分钟车程，依旧没能进城。

为了建新的书院区，原来住的房子很快被夷为平地，连同 15 年生活的痕迹，被尽数拔去。按计划，这些“拆迁户”要搬往别处的公寓，还是新装修过的，以前是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房。

这或许是个分水岭，当我满怀兴奋地搬到新家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跟汕大没有关系了。又或许这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模棱两可的，好像它只是我母亲工作的地方。

于是我进入寄宿的高中。我甚至怀疑，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真正进入潮汕人的圈子。明确了鱼丸和肉丸的区别；肠粉的单位是“条”，可以加粿加蛋，要浇上卤汁，再来一勺萝卜干；还认识了粿汁、粘米圆、炒糕粿，总之就是一系列大米制品在潮汕大地上开出的花朵。

只是我依旧没听懂潮汕话。除了一些零星的说法，比如“有”的发音是 wu，洗脸毛巾叫“面（min）布（bo）”。

确实是尴尬的，当你和一个人说话说得好好的，另一个人插进来，于是他们自然地飙起潮汕话，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我插不进话，努力想通过他们的神态和语气辨识他们的话题，然后斟酌一下表情。最后往往是陪笑着，并尽量不让自己听不懂的尴尬，变成一群人的尴尬。

也确实是遗憾的，因为语言问题，我可能终究无法完全融入这片我从小生长的土地，即使我在嫌弃中逐渐认识它，然后眷恋它的每一个角落。即使从外地回来，一下飞机，明明是听不懂的异国语言，都显出特殊的亲切。

而永远令人尴尬的问题都是，你是哪里人——不管是哪里人问你。

作为上海和江西的混血，在粤东长大，也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你让我说明自己是哪里人，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祖籍在浙江宁波。

上海。这是我出生的城市，会不会老死在这里，不知道，但我确实对它没有太多的感情。

上大学之前，我只有寒暑假才会来，跟我爹和继母生活两三周。

还记得那天我们坐出租车去的，拐过那些我还不熟悉的街道，怀里抱着生日蛋糕。

虽然现在那段路我已经走过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我总会记得那天出租车上的心情，有着对聚会的期待，也有着某种尴尬与无措——那之后的一两年里，我已经渐渐跟父亲和继母有了一家人的感觉，那是一种认同感，认同他们的同时也认同我自己，即，认同他们的结合，也认同我的加入是自然的，和谐的，没有人需要感到紧张或不自在。

但那个时候，在我的感觉里，这三个人更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勉强组合体，仅仅由我跟父亲的关系、她跟父亲的关系而聚合在一起，而这种聚合，令我尴尬着，像睡在鹅卵石上，哪里都觉得硌应。

于是我终于硌应地站在他们家门前。

进门时我是紧张的，并很在意继母会怎么介绍我。她会说这是我女儿吗？

我很怕听到这句话，像是一种错位，被硬生生扯进一个家庭结构和母女关系里，即使表态的不是我，我依旧会觉得自己背叛了我妈。

“这是志跃的女儿。”她这样说。

我松了一口气，可能除了我，没有人会对这句话如此心领神会。大概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继母的情商可能是我的几倍，我只是觉得舒服、自在——我依旧只是，我爸我妈的女儿，至于跟她的关系，模糊得我不想去讨论。

说起来，那人家算是个小复式，有个房顶很低的小阁楼，上去之后感觉空气都变窄了，而且有地毯的味道，绒绒的，好像在那样的冬天里显得格外暖和。大人们都在下面，留我和他们家的兄妹俩在阁楼上，还好是那个年纪的我们，话痨的天性还没有被成年世界里的矜持与拘束所磨尽，想说什么就噼里啪啦、眉飞色舞地停不下来。

诶你早上几点起床。

诶你早上几点到学校。

诶你们一个班多少个人。

诶你放学之后都干些啥。

就这样一来一回，像在开交流座谈会。

没有人上来打扰。不是没有跟父亲继母出来社交过，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自在。以至于我都要对那个阁楼和那兄妹俩产生好感，是感谢的心情——谢谢你们，在我最尴尬的时候，让我找到最舒服的姿势做我自己。

包括吃饭也是小孩一桌，大人一桌，我不需要去参与他们的正式与客套，也不用面对我不想面对的家庭关系。

小孩们吃完饭就上楼了，大人们则在餐厅里坐了几个小时。大概是玩了娃娃，做了什么手工，用了双面胶，扯了一地的废弃胶条。虽然是客人，但可能太自在了，我直接下楼去拿扫把。

“你拿扫把做什么呀？”饭桌上有个叔叔见了，问我。

“我上去扫个地。”

“哎呀，看看，你女儿好能干啊！”他对我继母说。

我却像是被电到一样，鸡皮疙瘩起了一身，然后赔笑着上了楼。

就这样去了上海

离高考还有六个月，我需要决定，是回上海高考，面对完全陌生的课本，补上各种不曾学过的内容——还是放弃上海户口，转到广东，在广东高考。

我妈甚至试探性地去了派出所递交材料，申请将我的户口转到广东。我也试探性地做了上海往年的高考卷，甚至连数学卷上的矩阵都看不懂。

但在两周内，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纠结和转学手续，背着床垫和蚕丝被，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三天后母亲回广东上班，伯父在他家里为我收拾出一张小床，我几乎是被收留的。就像浦东的某所复读学校收留了我一样。在那种时候回去，已经没有上海的高中会接收我，这是钉死的规则，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这是我第一次脱离“体制”。没有了高中严格而规律的作息、每天晨晚定时的测验，以及稳定的排位参照。

只剩下复读学校里，每天雷打不动的两顿盒饭。

是的，周一到周五，除了早饭，我都不会在伯父家吃。下午放学时其实就可以回家，但晚上我还是想在学校自习，毕竟一回家就容易瘫软下来。便干脆连回家的晚饭一同放弃。

事实上周末我也总会躲去图书馆，蹭暖气。似乎也带着些许赌气，因为我的房间空调坏了。手冷到极致的时候就只剩焦躁。冷得很生气，好像被亏待了，虽然我甚至清楚自己没有资格这样想，但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

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关于为什么不想在伯父家吃饭。

他们曾养出了一个两百多斤的堂哥，这点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只要我在，他们就会多做几个菜，而伯母永远觉得我吃得少，永远在叫我吃。

吃啊。

多吃点。

把它吃完嘛。

这个汤要不要再去热一下？

啊？吃完啦？都没吃什么嘛！

对于一个在节食减肥中有暴食倾向的人来说，这样的劝诱是很危险的。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即使吃了很多，但好像还没吃什么的错觉。而这种错觉，就会在我已经饱了的状态下，给予我继续吃的动力。明明我可以控制自己吃多少，却好像被人控制了大脑。这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慌。

甚至有的菜是专门给我做的。伯父有痛风的毛病，不能碰海鲜，而伯母又只吃河鱼，但伯父依旧会为我蒸一整条海鱼。有时是鳜鱼，这伯母是吃的，但他们还是会鼓励我扫荡一空。

就好像伯父会买一种连云港的大虾回来红烧，一只个头很大，可抵一般海虾的两到三倍，所以一次只有三四只，一般都是为我和堂哥准备的，除非我们不吃了，他们才会解决掉。

就好像一到周末的晚饭，明明只有四个人吃，伯父却可以整出一桌的宴席，干锅牛蛙、红烧大排、空气炸锅出来的无油炸猪颈肉，再来锅鸡汤，还有两个蔬菜。周一到周五我在学校吃，堂哥在公司解决，伯父伯母就会一天一天把这些周末的剩菜吃完。

而堂哥甚至没在家里洗过一个碗，也从未被要求过，就像从未被要求去养老院看望将近 90 岁的奶奶。虽然他 30 岁了，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常常在夜晚和周末加班，年底奖金丰厚。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

周末的早晨，伯父问他中午想吃什么，午饭做好了便会端到他的电脑前。就像工作日的早晨，伯父起来给他热牛奶，煮鸡蛋。

不知为了什么，这种模式让我隐隐地难受着。可这确实又好像是一种家庭文化，即使有悖于我十几年来接受的观念，却也那样和谐着，因为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而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家庭的外来者，一个城市的外来者，我确实很容易像个愤青一样，容易敏感和愤怒。在我觉得他们给予下一代过多保护和照顾的时候，在我觉得他们存在某种偏见和歧视的时候。

过完年我从江西的外婆家回上海，在饭桌上跟伯父说起，去邻居家蹭饭时，发现邻居一家的饭量几乎是我的两倍，菜倒没有吃得很多，就是米饭吃得多。

伯父说，乡下人吃米饭都吃得多。我说那里不是乡下。

我把姨婆自己做的腐乳放在冰箱里，盖得紧紧的，罐子也是干净的，却有一天发现它被伯母拿了出来。她说冰箱里有股臭味，觉得可能是这瓶腐乳。

我打开盖子，除了辣与咸香，并不知道臭从何来，我让她闻一下，她却皱着眉躲开了。

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在我觉得他们怀有某种偏见或是优越感的同时，我也同样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并将他们的言行举止概念化：这就是偏见，这就是歧视，这就是优越感，这就是对外地缺乏了解，巴拉巴拉。

而偏见是必然存在的，就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只是我把他们特化成了“上海人的偏见”，然后理所当然地迎合我自己——对于某部分上海人的偏见。

所以，我在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又是以什么标准，去要求两个 60 岁上下的人呢？

无脚的鸟

最终，我的高考分数不够，只能跟第一志愿的广州高校说再见，然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上海。

在大学里，上海人周末是会回家的，我唯一的落脚点则是奶奶的小房子。奶奶在养老院，房子便空着，攒了许多虫子，蜘蛛螨虫蟑螂跳蚤，我不太想回去看望它们。而平日里跟上海的亲戚也鲜有来往，母亲说我可以主动与他们联系，但对我来说似乎没有那个必要。至于上海话，那也是半懂不懂的。

起初别人问起，我若不想解释，就说自己是上海的。

母亲也会嘲讽我：“你怎么不会说你是江西的嘞。”

但久而久之，我尽量回避有关故乡的话题，说起“我家那边……”时也往往是意指潮汕。渐渐地，我发现在上海，我并不打算把自己看成一个本地人。即使我也开始学着接受它的味道——放了酱油和醋的咸豆浆，油腻腻的馄饨老店，配上辣酱油炸猪排的牛蛙面，春天是腌笃鲜的季节，中秋节要吃鸭子和芋头煮毛豆。

我知道我在熟悉这座城市。不仅仅是走进鲁迅故居附近的弄堂里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在安福路上找话剧艺术中心的时候，可能是季风书店彻底关门的时候，可能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字幕员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市井的早上买大饼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成年之后，似乎更容易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像是因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是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或者在北回归线上，或者在大上海的街头，又或者是在婺源外婆家的房子里，房子在一个小山包上，外公在草丛中清出一条羊肠小路，于是三分钟走下去，就是县城最繁茂的步行街。

这种“更加清晰”的存在感，会让我记住我走过的街道和大桥，超市和早餐店，以及路边当季的水果，然后建构起独属于那个地方的空间意识，之后便与它建立关系。

我好像跟很多个地方都发生了关系，甚至每到一个地方就想跟它发生关系，像个风流的男人。

于是故乡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

记忆犹新的是，有回在母亲的老家婺源，亲戚请客，外公的哥哥举起茶杯，颤巍着嗓音，跟小辈们强调了一下作为婺源人应有的自豪感。

他说，你们都是婺源人啊。

我的肚子千回百转地硌应了一下，想想好像也没毛病，便不无尴尬地附和着，笑了笑。

那是几年前的宴席，现在想想，好像自己确实无法坦然地接受任何一个地方的标签，不管是江西人、汕头人还是上海人。这些称谓都因着各样的原因，令我硌应着，甚至是难受着。

而至于汕大，我并无法明确它对于我的意义。或许“故乡”确实是合乎中道的形容——我在这里度过人生的头十五年，完完整整的十五年，然后我从这里走出去，带着某种我自己都不明晓的烙印。

现在，我一年走进汕大的次数，不会超过三次。

汕大并不完全对外开放，进去时还会被校门口的门卫拦下，要求出示学生证。

“我妈在里面上班。”

“你家住哪里？”

“24 套。”汕大里已经没有 24 套了，三年前它就和 60 套、72 套一起，被铲土机吃掉了。

但那个人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放我进去。我知道自己像是说了一句暗码，而他还是那个十年前搬到我家楼下的小警察。

张国荣在《阿飞正传》说：“我听人讲过，这个世界有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飞啊飞，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

故乡对我来说，可以是模糊的，可以是明确的。但我知道自己不是无脚鸟。

我哪有那么好的体力啊，我随时准备好落地。

（本文编辑自每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