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一枚受精鸡蛋的身份政治学

很多旅游小册子上都说，印度的街边小吃是一绝，但我始终不敢品尝。不过，我倒是在孟买一个小摊前停留过十多分钟，看那位20来岁、皮肤黝黑的摊主做炸馅角。

炸馅角，也就是三角型的饺子，个头不大，跟中国大一点的饺子差不多。馅是调好的，以土豆泥为主，再加上些剁碎了的茴香等绿色蔬菜和咖喱调料。

正是中午时分，来买炸馅角的人不少，大多是年轻人，买上一两个，看样子就算作是一餐了。

据说炸馅角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早先进入印度的帖木尔和莫卧儿的军队，这多少有些神话了这种简易的大众食品。在东南亚、拉美、南欧和非洲， 我都见到过类似的炸馅角，只不过大多都是荤的。

在印度，不但街头小吃多是素的，到了餐馆也一样，顶多也就是有些鸡肉丁。国人初到印度可能会很不适应，其实在印度，素食是一种传统，与古老的婆罗门教（亦即今天的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有关。

在婆罗门教看来，吃肉会让肉体与灵魂受到玷污，因而肉食者是“愚钝的”。相应地，高种姓者不吃肉，素食是婆罗门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也是高贵之所以高贵的基本条件。只有“贱民”才吃肉，或是从事屠宰（杀生）的、卖肉的行当。圣雄甘地就是个素食主义者，其十一大誓言中的第七条即“控制味觉”，据说他拒绝吃受精鸡蛋。

既然是传统，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令人惊奇的只是，作为传统的素食主义，竟会逆袭现代医学，日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一道社会的“潜规则”，一条高低贵贱的心理界限。

常驻印度的朋友告诉我，炸馅角还算是有油水的，他“推荐”我去看印度政府正式发行的健康手册《母婴护理》。那本小册子给孕妇们的建议是，不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要清心寡欲。2012年出版的一本针对11-12岁孩子的教课书则干脆宣称，肉食者“倾向于作弊、撒谎、违背誓言和性犯罪”。

至于国际组织那些令人尴尬的统计，显然不在印度官方的考虑之列。如印度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主要原因即营养不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表明，2015年印度每10万名产妇就有174人死亡，远高于中国的27人。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则显示，印度儿童的营养状况，甚至比布基纳法索、海地、孟加拉国等国的更糟糕。由于缺乏蛋白质，七成印度成年人的肌肉状况堪忧。

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餐桌日益成为印度政治的战场。2007年，一项将鸡蛋纳入学校午餐的计划，遭到了印度教领袖们的强烈抵制。时至今日，印度营养状况最差的10个邦里，只有3个给孩子们提供鸡蛋。与此同时，在寺庙周边建立“无肉区”（ meat-free zones）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甚至要求印度教寺庙所在的整个城镇都“无肉”。

执政的人民党极力鼓吹素食主义，不外乎是要体现其印度教本色，以迎合其背后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占这个国家人口多数印度教信徒。2017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素食者居多的10个邦，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在“掌权”；而10个非素食者居多的邦中，有8个都是其他党“掌权”。这篇刊登在《印度快报》（2017年4月6日）上的文章，标题就明确地写着《吃素食者，投人民党的票》。

我在印度逗留期间，当地媒体还在讨论水牛肉出口急剧减少的问题。印度教以牛（cow）为圣，但不包括水牛（water buffalo）。多年来印度一直是水牛肉出口大国，整个产业有近50亿美元的产值，从业者主要是穆斯林。但印度政府2017年的一纸禁令，将水牛也纳入了禁止宰杀的行列。该禁令虽然很快被最高法院搁置了，但给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害已经难以挽回。许多商店不再出售肉类，包括鸡肉。不少穆斯林为此断了生计，与印度教教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已经实现了粮食自给，也有充分的自然条件发展畜牧业，提升国民的营养水平。但 2015年当《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纪思道来到这里时，却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全球营养不良的“震中”：政府数据显示（其它估计数据更高），39%的印度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这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失败”，纪思道写道。

西方记者看印度，向来喜欢拔高其民主制度的意义，顺带映射一下中国。这一次，纪思道难能可贵地对印度的民主制度“开了一枪”，只可惜打的不那么准。印度面临的问题，无关乎“民主vs专制”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是经济发展能否能催生出足够的鸡蛋和肉类给孕妇和孩子，而是吃这些东西是否符合一个印度人的“身份”。

当然，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非印度所独有。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这甚至可以称得上近十年来全球政治的风潮，使多元的社会日益分裂为一个个狭隘的“身份”。而在印度，“你即你所吃”（you are what you eat）。即便原本是吃肉的，出于政治正确的压力，或是向“高贵”靠拢的动机，也不得不转向素食，起码在公开的场合是这样——就像那些在孟买街头买炸馅角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