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摆脱工人阶级出身，实现阶层跨越的人失去了什么

有那么一些“丧失阶级属性的”(declassed)专家和专业人士，他们在攀爬了一段长长的奖学金之路、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到他们自己的领域之中。有那么一些才华横溢的个体，他们成为非常好的管理人员和官员，发现自己彻底找到了家。有些人并不必然是非常有天赋，但他们达到了一种既非被动又非丧失意识的沉着自信；他们心安理得地待在新群体中，丝毫不去炫耀性地披上那个群体的保护外衣；他们和工人阶级亲戚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恩惠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恰当的尊重之上。

几乎每一个经历过靠奖学金进行深造的工人阶级的男孩子，他们发现自己在青春期很讨厌其出身背景。他处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对其所受真正教育的考验在于，到了大约二十五岁之时，他能够面带微笑地对待他的父亲，能够尊重他那轻浮的妹妹和那迟钝的弟弟。我会关心那些特别是遇到了麻烦的断根离舷，并不是因为我低估了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收益，也不是因为我想强调当代生活中那些更加让人沮丧的特点，而是因为在对文化变革进行比较广泛的讨论中，一些人所遇到的困难得到了广泛印证。就像被移植的树木，与那些仍留在原先土壤里的树木相比，它们对一场普遍降临的干旱提早做出了反应。

一旦从童年时期步入青少年时期以及从青少年时期步入成年时期，这种男孩子往往逐渐切断了其群体的日常生活。他很早就被人划分开来：在此，我正在想的与其说是“小”学的老师，倒不如说是他的家庭成员。“他很有头脑”，或者“他很聪明”，他总是听到人们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豪和赞赏的口气。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父母把他划分开来，他那敦促他摆脱其群体的天赋也把他与别人划分开来。可是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完全来自羡慕：“他很有头脑”，是的，预计他会顺着那条公开的路线走下去。但在那句子所经常使用的语气中，也可能是一种限制性的品质；性格更重要。他依然很有头脑——这是一种自豪的标示，几乎也是一个牌子；他正在迈向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份不同以往的工作。

假如他就要“出人头地”的话，他不得不变得越来越孤单。他会不得不、可能是下意识地反对家庭生活的道德观，反对那种强烈的工人阶级家庭群体的群居性。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以客厅为中心的，所以不可能有他自己的房间；卧室冷飕飕的，不适合居住，把卧室或者前厅(如果有的话)弄得温暖不仅很贵，而且这需要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跳跃——跳出传统，而大多数家庭无法做到这种跳跃。有个角落是摆放客厅桌子的。在另一侧，母亲在熨衣服，无线电收音机开着，有人在唱一段歌曲，或者父亲断断续续地有什么就说什么。男孩子不得不从精神上把自己隔绝开来，以便做自己的家庭作业，尽可能地去做好。夏天，问题会变得容易些；卧室是暖和的，足以在里面做事情：但按照我的经验看，只有不多几个男孩子利用这种机会。因为男孩子自己(比如说，直到他到了高年级为止)正处在家庭和学校这两者的世界里。他极其听从于学校世界发出的命令，但在情感上仍然强烈地想要继续作为家庭圈子的一部分。

当这样的男孩子不得不抵制工人阶级生活的核心家庭品质之时，在成为另类群体成员的或者走向孤立的进程中，便迈出了大大的第一步。如果他属于一个幸福家庭的话，因为幸福之家经常更是群居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便是真实的，可能尤为真实。很早他就觉得要重视独处，要鼓起劲儿朝着关心自我的方向发展；对他来说，这会进一步加深他后来归属于另一个群体的难度。

在上“小”学之时，早在他八岁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被划分开来了。如果他的学校处在那种每年有几十个男孩子拿到“奖学金表格”去上文法学校的区域中，这种划分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他可能身处工人阶级占主导的区域中，他的学校一年只占几个奖学金名额。形势正在发生改变，因为奖学金的数量增加了，但不管怎样，人为的调节并不像行政管理的变革那样突然就会发生。

他同样可能被从家庭之外的男孩子群体中分割开来，他再也不是那个晚上簇拥在路灯杆周围的团伙的正式成员了；他有家庭作业要完成。但这些都是男性群体，和他同代的其他人在这种群体中长大，他与他们的分隔在情感上与他家庭境况的一个方面连接在一起——现在，他和房子里的女人们的关系往往比他与男人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这是事实，即使他的父亲并不是那种把书籍和阅读当作是“女人的游戏”而置之不理的人。那个男孩子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家庭的实体中心上，女人的精神主导着这里，在母亲继续干活时，他安静地继续做他的作业——父亲还没有下班或者到外面跟朋友喝酒去了。那个男人和那男孩子的兄弟们都在外面，都在男人的世界里；那男孩子处在女人的世界里。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工人阶级出身的很多作家在描写他们的童年之时把女人写得如此温柔并赋予其一种中心地位。当然，在他们想知道那男孩是否正在“变得自高自大”之时，或者在他感到非常不愿意打断并继续做男孩子期望去做的怪异任务之时，势必会出现偶尔的摩擦。但是主导气氛可能是亲密、柔和且迷人的。他一只耳朵听着女人们正在谈论的担忧、疾病和希望，他见缝插针地告诉她们有关他的学校、作业和老师所说的事情。他通常接收到那无穷无尽、不甚理解的同情：他知道她们理解不了，但他还是会告诉她们；他乐意把两种环境连接在一起。

这种描述简化了并过分强调了这种断裂；在每一个个体案例中，都会有很多限定条件。但在用其最为突出的形式来描述这种孤立中，这种描述代表着那种经常被人发现的东西。因为这种男孩子身处两个世界之间，身处学校和家庭的世界之中；而这两个世界几乎没有交汇的点。一旦到了文法学校，他就迅速学会使用一副不同的口音，甚至可能使用两种貌似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价值标准。想一想他的阅读材料，比如说：在家里，他看到的是满屋狼藉，经常独自看书，所阅读的杂志是在学校里从来不提的杂志，这似乎并不属于向他推荐的那个世界；在学校里，他听到的和阅读到的书籍是在家里从来不提的书籍。当他把这些书籍带回家之时，它们和家庭正在阅读的其他书籍摆放不到一块去，因为通常情况下没有一点儿或几乎没有摆放的地方；更确切地说，他的书籍看起来就像奇怪的工具。

特别是在今天，他可能会逃避他在新环境中遇到的最为糟糕的迫切困难，逃避下列情况所遇到的羞耻：身穿便宜衣服，付不起参加学校假日旅行的费用，父母出席文法学校举办的看起来让工人阶级感到丢脸的演出。但作为文法学校的男孩子，他可能迫切想要把事情做好，迫切想要被人接受或者甚至引人注意，就像在“小”学因其聪明才智而惹人注目那样。因为聪明才智就是货币，他就是靠着这个买通了这条道路，逐渐地，聪明才智似乎成为那条道所告诉他的货币。他往往把教师们看得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才智货币新世界里的出纳员。在家庭世界里，他的父亲仍然是他的父亲；在另一个学校世界里，他的父亲几乎占不了位置：他往往让班主任担当了父亲的角色。

结果，即使他的家人可能很少去逼迫他，他也可能会比以往更加劲儿逼迫自己。据他能想象到的程度，他开始把生活看作是一系列跨栏跳，通过学习如何积累和使用新货币来克服奖学金难关。他往往过分强调考试测验、知识积累和公认看法的重要性。他发现了一种表面学习的技巧，一种获取事实的技巧，而非那种对事实进行处理和使用的技巧。他学会了如何接受一种纯粹的识字教育，这种教育只占用了一小部分人格品质，只对他存在的有限区域产生挑战。他开始把生活看作是一个梯子，看作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在每个阶段都带着些赞扬和进一步劝诫的考试。他变成了一种专业的吸收器和发放器；他的能力会多样化，但很少会带有真正的热情。按照他自己的脉搏，他几乎感受不到知识的真实情况，很少感受到其他人的思维和想象；他几乎无法为了自己和靠着他自己发现一位作家。在其生命的这一半时间中，只有当事情与训练体系直接相关时，他才能作出反应。他对待自己有点像戴了眼罩的矮马；有时，他受到这样一些人的训练，这些人经历了同样的体制，他们很难不给他们自己戴上眼罩，他们称赞他说到了点子上，让他舒舒服服地戴上了他们给的眼罩。尽管对于他的态度而言实质上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非理想化的、不那么兴奋的现实主义，但那是他主动性的主要形式；关于其他形式——四处游荡的心智，大胆飞翔的精神风筝，反对一些“路线”的勇气，尽管这些路线名义上和其余的所有路线一样重要——至于这些，他可能几乎没有，他的训练通常不鼓励这些形式。

这样的奖学金男孩丧失了某种适应力，丧失了某种他的那些还在街上嬉戏的兄弟姐妹们所具有的活力。在比较早的一代人中，作为出生在工人阶级中才思敏捷的人，他十有八九会拥有那些在弱肉强食的贫民窟里发展起来的机智，在那个地方，机智本身必须与活力和主动性相结合。他几乎不到街上玩；他没有跑来跑去送报纸；他在性方面的成长可能也有所滞后。他丧失了某种顽童身上的适应力和无忧无虑，丧失了某种顽童身上碰碰运气的准备，丧失了某种顽童身上的活泼和大胆，他没有学到很多在公立学校受训的中产阶级孩子的那种下意识的自信。他被训练得像一匹马戏团的马儿，只为赢得奖学金。

结果，当他走完了一系列固定套路之时，当他终于开始睁大眼睛看待那些很多实实在在的和不肯通融的事情、那些很多难以捉摸的和让人惊慌失措的人们之时，他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内部动力。传送带松弛地垂落下来，与那个迄今为止还在服务的唯一的机器——考试过关机器——断开了联系。他发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很难选择方向，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位可以去取悦的老师，每个阶段结束之时再也没有太妃苹果，再也没有结业证书，在这个可以进行评估的世界里，其上半部分再也没有设定位置了。他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很不快乐，这个社会大体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失序的画面，它巨大而散乱，没有限度，没有条理，没有集中的热点；在这个社会里，太妃苹果并没有准确地发到那些工作最努力之人的手里，甚至也没有送给最有才华的人：但在这个社会里，诸如“性格”、“纯粹运气”、“交往能力”和“胆识”这样的令人困惑的难以衡量的东西，则有办法扭转乾坤。

他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他先前训练的整体趋势让他过多关注那种被标记好了的和凭票入场的成功。这个世界也非常关注那种让人可以辨别的成功，但在沿着他受训去赢得成功的线路上，并没有派发成功。假若他不怎么在意，假若他能把这个世界的成功价值准则之秘密说给自己听，他会更加开心点。但是，这个世界的成功价值准则与学校的价值准则非常相像；要拒绝接受它们，他必须首先要摆脱内心的牢狱，在那里，学校为了成功用表格列出的规则已经把他给禁锢起来了。

他不愿接受世界标准——不惜一切代价去出人头地(尽管他对金钱的重要性有敏锐的感觉)。但是，他为了跨栏跳而全副武装；因此他只是梦想着出人头地，不过多少有点不在这个世界的道道上。他既没有简单接受这个大世界的诸多价值的那种舒适感，也没有坚决批判这些价值的那种感觉上的补偿。

他已经离开了他的“低级”出身，可能走得更远；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内心深处可能被一种他已经走了多远的感觉所困扰，被那种对可能会出现倒退而感到的害怕和羞耻所困扰。这只会增强他那种对让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无力感。有时，他得到的那种工作只是增强了他那种仍在爬梯子的轻微眩晕感；他不高兴爬梯子，但也对此感到骄傲，按照他的条件之性质，他经常没有能力跳下去，没有能力从那个特定的比赛中抽身出来：

面色苍白、衣衫褴褛、紧张兮兮，在他的保险办公室里，他从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位一步步晋升，并带着那种将要被解雇之人的姿态……有头脑只意味着他必须要比那些生来就自由的人在小学里更加努力。在夜里，他会依然听到那怀有恶意的合唱队告诉他，他是老师的最爱……头脑像是一种高温酷暑，它已把这个世界转变成沙漠，环绕在他身边，透过沙子在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里，他看到愚蠢的芸芸众生在玩耍，欢笑，不假思索地享受着柔情、同情、爱情的怜悯之心带来的喜悦。

这种类型的人，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他第一个巨大损失，现在不属于任何阶级，通常甚至也不属于所谓的、非常不确切地说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知识阶层”。他无法直接面对他自己的工人阶级，因为自从那直觉上的联系消失之后，在面对自我之时，与他力所能及的能力相比，则需要一种更大的驾驭能力。有时，他对于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他学会了“嗤之以鼻”，学会要比很多工人阶级的举止习俗稍胜一筹。他经常对自己的相貌感到不自在，这种相貌一目了然地道出了他的出身；当他认识到相貌以及上百种言谈举止的习惯能够天天“让他露出马脚”之时，他感到信心不足或暗气暗憋。他往往自己去感受一下生他养他的那个群体所具有的缺陷；他为自己套上了一种防御态度的外衣。于是，对于自己在实际事务上的缺乏社会经验，他可能展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自豪——“脑力劳动者”从来不“善于使用他们的双手”。他心底里明白，他补充性地声称拥有更加精良的武器，声称能够处理“书本知识”，这是根基不牢靠的。他想方设法去阅读所有的好书，但它们并未赋予他在讲话上和在驾驭他所寻求的经验方面上的能力。在那里，他就像使用工匠的工具那样笨拙。

他无法回头。从他自己的一个侧面看，他不想返回到通常显得狭隘的那种朴素上去：从另一个侧面看，他渴望那种已经丧失了的成员身份，“他怀念那些不曾到过的无名伊甸园(Nameless Eden)”。乡愁更加强烈，也更加模糊不清了，因为他确实是在“寻找逃匿起来的自我，可是害怕找到它”。他既想往回走，可又觉得他已经超越了他的阶级，感到自己承受着了解他自己和他们的处境之重担，自此之后便禁止他接触他父母的那些比较简单的乐趣。这只是他想要自吹自擂的诱惑之一。

如果他试图和工人阶级人民“保持亲密”，试图展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大老远就会闻到这种味道”。他们与他相处要比与其他阶级的一些人相处显得更不自在。和其他阶级的人在一起，他们能够建立一种正式关系，他们准备严肃地或作为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游戏来尊重这种正式关系；他们“知道他们和他们话语投机的地方”。但是，他们能立刻发现他的态度中那种摇摆不定，发现他既不属于他们，也不属于他们经常表演的关系等级剧目中的任何一个群体；不是一类人终究不是一类人。

本文摘选自《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作者：[英] 理查德•霍加特，译者：李冠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