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中国济生会的慈善实践

中华民族具有乐善好施的传统，修桥铺路、施茶施药、救荒赈灾、抚恤孤寡、收养弃婴、施棺助葬等慈善举措，历代绵延不绝。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灾荒不断，民间慈善机构大量涌现。近代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工业中心，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慈善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上海的一些善心人士组织慈善团体，四处募集资金，进行赈灾救荒等活动，其救助范围几及全国各地，为减轻灾难损失、挽救灾民生命、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上海中国济生会（以下简称“上海济生会”）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慈善团体之一。

上海济生会前身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民间团体集云轩，成立于1915年冬，旨在劝人为善，加入者多为商人。为了更好地开展慈善事业，1916年10月25日，旅沪各省慈善家成立了专门的慈善组织——上海中国济生会（以下简称“上海济生会”）。以“研究道德、实行慈善事务以增进中国公益为宗旨，政治时事概不预闻”。办公地点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升安里361号，后来迁到宁波路顾家弄20号。

上海济生会分六科：交际科、经济科、文牍科、庶务科、调查科、审核科。不同于旧式慈善团体，它采用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董事制进行管理。董事会由各科主任组成，另设正、副会长。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董事制为委员制。组织结构完整，职能部门健全，各部门分工明确，保证了各项慈善任务能快速、高效地完成。

上海济生会筹集善款的方式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由济生会会员通过个人的关系来募集。二是借助《申报》、广播等媒体刊登广告进行募集。三是发行慈善彩票来筹款。

上海济生会募集到的善款数量巨大，主要来自富商、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公司、银行、钱庄、商号、商会、同乡会、同业公会等。善款主要用于四类慈善事业：一是施医、赠药、安老、恤嫠等普通慈善事业。如1919年9月，上海济生会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兴路口开办济生医院,为贫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济生医院后来毁于“一·二八”战火。二是遇水旱、饥荒、兵燹等天灾人祸时，进行赈灾和救护等临时慈善事业。三是设立正蒙院、初等小学等教育慈善事业。四是垦荒、筑堤、疏浚河道、造桥修路等实业慈善事业。

上海济生会用于机构日常开支的经费很少。慈善捐助项目以及善款使用情况会采取登报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且每年都要出一本《收支报告册》。会员们都是义务为济生会工作，机构工作人员也都廉洁勤勉，未见有违规贪墨的情况发生。

上海济生会在苏州、宁波等地还设有分会，在北平设有办事处，其赈灾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每年花费高达几十万元，有些年份甚至高达一百多万元。善款主要用在灾民身上。如1925年起，四川连续三年大旱，颗粒无收，饿死10多万人。上海济生会派专人前往通江、巴中、南江等地放赈。1928年至1930年，陕西连年干旱，饿殍遍野。全省1300万人，饿死300万人，流离失所者有600万人。上海济生会在陕西武功等地开办粥厂、放粮，成立灾童收容所、（尸体）掩埋队等。1930、1931两年在陕西救灾即花费30余万元。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灾，上海济生会联合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派人携带面粉万包，药品数万瓶，前往武汉赈灾。在灾疫严重的汉口开办了一所时疫救济所，施诊施药，救济病人。

上海济生会在战争时期，临危不惧，深入战场进行救护。如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期，上海济生会组织了白十字救护队，冒着炮火硝烟，先后共救出伤兵600 余人，灾民4000余人。部分灾民资送回籍，其余分送济生会开办的4个收容所。济生会还代红十字会在静安寺路张家浜组织开设第24伤兵医院，收治伤兵120余人，其中重伤员超过半数，仅3人去世，其余均康复。上海济生会还在上海设立了4个难民收容所，收留难民4000多人；在苏州设立了7个难民收容所，收留难民4000多人。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期，上海济生会共开办3处收容所，救护了大量伤兵和难民。

1938年后，受日军侵略影响，上海经济萧条，上海济生会经费大幅减少，工赈、急赈等暂停。抗战胜利后，经费更为拮据，慈善活动一度停顿。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济生会的慈善救济活动勉强维持，且只限于本市。到了1950年代初，上海济生会宣告解散。

笔者去年在友人处见到一批上海济生会早期的原始档案，非常珍贵，可以一窥该会部分运作模式。这批文件以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二十年对山东地区赈灾为主，有函件、收条、收据等。以下选取若干略作介绍。

民国时期，灾难频仍，主要是水、旱灾和兵灾，发生频率很高。上海济生会除了直接派人员前往灾区赈灾外，主要采取三种形式救灾。

一是直接向灾区捐钱。民国十七年，旱、蝗两灾过后第二年，山东本已民不聊生，谁知又来兵灾。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五月在济南制造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中国军民被杀6000余人，伤1700余人，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战事平息不久，上海济生会就立即向济南开展救济活动。该会分别向济南的几个慈善机构捐款，委托他们向灾民发放。如世界红卍字会济南分会一张收条云：“今收到周敬甫君交到上海中国济生会急振洋贰仟元，代放受伤乏食之人。世界红卍字会济南分会。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廿六日。”（图1）按，周敬甫即周仁寿，后文会作介绍。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一张收据云：“今收到上海济生会捐款大洋弍仟元，代放急赈。除送会计核收，并登报征信外，特给收据。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会计处（红印）”。（图2）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一张收据云：“今收到上海济生会现大洋弍仟元正，代放急赈，立此收据为证。刘向忱、于耀西、叶功甫、伍啸盦押。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八号。”向当地的慈善机构或组织捐钱，让他们代放赈，有个好处就是当地人熟悉当地情况，便于运作，也大大提高效率。

图1

图2

二是捐实物，主要是粮食和药品。如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山东因特大蝗灾而发生饥荒。上海济生会开展赈济。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一张收据云：“今收到中国济生会捐助本会赈品（指助曲阜）济生丹肆仟瓶、济生水肆仟瓶。常务委员兼主席许世英、常务委员王震、常务委员刘镇华、常务委员汪守珍、常务委员朱庆澜。”（图3）又如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收据云：“今收到青岛红十字会交来济生会赈福山灾捐面粉弍佰袋。应发存证。经收：承荷、承珂。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十七日，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具。”山东牟平红卍字会一张收据云：“今收到青岛红十字会李会长交上海济生会助赈牟平灾民面粉弍佰袋。应发存证。经收：承虔。民国十八年七月廿一日，牟平红卍字会具。”（图4）民国二十年（1931），中国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灾难涉及8个省区，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有40多万人死亡。当时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振会”。一张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振会寄给上海济生会的信笺上写道：“敬复者，顷准大函，并承捐助四号面粉壹千包，附阜丰面粉厂栈单一纸到会，具见轸念灾胞，热心救济，曷胜感佩！当经掣具印收一纸，交来人带奉，谅荷察存。除将上项面粉转运山东，交本会陆查振主任伯鸿择最重灾区散放，一面专登报端鸣谢，奉扬仁风外，相应函复申谢，敬希察照为荷。此致中国济生会。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振会启。会长孔祥熙，副会长许世英、吴铁城、叶楚伧、王正廷、王震。”（图5）这些都是向受灾地区捐实物。

图3

图4

图5

三是以工代赈，包括捐钱、捐粮、贷款等。捐钱如济南华盛义运输公司一张收条云：“洛口河堤裂缝，水患堪虞。现在济案发生，政府不能派人修理。今承周敬甫先生代请上海中国济生会拨以工代赈洋壹千元，如数照收。当即交工兵营兴修。愿负责监工，具此收条存照。负责人杨谦斋。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图6）洛口，即泺口，位于济南北部，为黄河重镇。济案，指前述“五三惨案”。这笔以工代赈款是由周敬甫代杨谦斋向上海济生会募得，专门用于修理洛口黄河岸堤的裂缝。按，周敬甫即周仁寿（1858-1929），字敬甫，江苏溧阳人。此人经历颇为奇特，值得一述：仁寿自幼聪慧，十五岁举童生，后因父兄病卒，迫于生计而辍学。28岁时在溧阳城衙前开茶馆，结交吏役，包揽词讼，交通衙署。因交际广泛，钱一直不够花。为改变状况，他私铸铜筹。发横财后，慷慨结交各色人等。后东窗事发，仓皇出逃。几经辗转，来到上海落脚，靠笔耕谋生。1902年夏，周仁寿听说要恢复科举，连夜赶回溧阳。在衙门朋友的帮助下，他偷偷将官府的百石稻谷卖掉，作为赴试盘缠。42岁的周仁寿考中了举人。后通过巴结奉承上司，谋得山东莒州知州、琅琊道尹兼警备司令。虽然前面一段历史很不光彩，但他后来做官却颇有政绩，剿匪安民，禁烟禁毒，创办崇德女学、莒县中学和福利机构，正风化俗，深得民心。后辞官，改任中央赈灾会驻济南分会主任，热心慈善事业。

图6

捐粮如山东赈务委员会出具的收据：“山东赈务委员会，今收到上海济生会捐助利津工赈四等面粉捌仟袋，计值大洋贰万元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廿二日。”（图7）按，利津在山东北部，位于黄河下游，今属东营。从前黄河利津段经常决堤泛滥。上海济生会所捐的这批面粉数量巨大，是专门提供给参加黄河利津段岸堤维修工程的民工的口粮。

图7

还有一种以工代赈是用贷款方式来帮助灾民。如山东华洋义赈会寄给上海济生会的一封信写道：“敬复者，顷接七月十四日来函并附件均已诵悉。查敝会在冀南鲁西办理掘井贷款，所有应行试办县分及井数早经分配完竣，款亦扫数拨出，罄告无余。现各县井工已次第完竣，即将结束。承示平阴县政府欲贷款掘井之处未能照办，抱歉之至！除径函该县政府查照外，相应函复，即希察照为荷！此致上海中国济生会。山东华洋义赈会启。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图8-1、8-2）这是贷款给灾区挖井，用来解决旱灾造成的当地百姓用水问题。

图8-1

图8-2

上述赈灾举措主要是委托灾区的慈善组织或相关机构进行捐助。除了要求收捐机构开具收据外，上海济生会还要求对方在赈灾结束后提供捐助款物的明细账册，有专人进行审核，以确保所捐款物全部用于灾民。如《代放山东莒县利津等县赈面等项十八年春账册》就是代放人周仁寿递交给上海济生会的放赈清单，因较难得，特全文录出：（图9-1、图9-2、图9-3）

代放山东莒县、利津、济南昌邑、栖霞、掖县、牟平、烟台赈面壹万八千袋，药品六包。今缴赈票存根、收条及收支各款，分别列于后，敬请鉴核。计开：

收账

收赈面壹万八千袋

药品六包

收崇俭氏捐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

说明：仁寿宦游鲁省二十八年，鲁省人相待极厚。近年鲁灾，沪会赈济。今仁寿又至鲁省代放赈面壹万八千袋，药品二包（笔误，应为六包），所有赈面运费、上下力及加给高等难友之款，共计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仁寿代为感激，用崇俭氏名义捐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以作开支。特此说明。

付账

付青岛药品四包。（李莲溪代施）

付莒县赈面八千袋。（由青岛雇船运至日照海口石甸所，连两处上下力，共洋七百三十六元[后在“三”字右侧加点，旁书“七”字，予以更正]。自石臼所至莒，由莒县二十区区长自带小车分运，未给运费）

赈票存根一百八十三本。

付昌邑县赈面贰百袋。（印收一张贴后）

付栖霞县赈面贰百袋。

付掖县赈面贰百袋。

付牟平县赈面贰百袋。

付烟台赈面贰百袋。（收条四张贴后）

付利津河工苦力赈面八千袋。（印收一张贴后）

付济南高等难友赈面壹千袋。（赈票存根八本）

付济南高等难友赈洋八百二十元。

付济南药品两包（何春老代施）

以上共付面壹万八千袋，药品六包，洋壹千五百九十六元，两讫。敬请上海中国济生会账务处诸公鉴核。  代放赈面人周仁寿。

附缴赈票存根一百九十一本。

济生会财务处审核后于末尾加眉批：“查付账洋款两笔共一千五百五十六元，比对共付之数，计少四十元。应函询，此注。廿年三月十六日。”也即收款数和支出数不符，要求写信询问。函询得到答复后又于一段小注下方加脚批：“敬翁来函注明此款七百七十六元。小注笔误。此记。”按，敬翁即周仁寿，他字敬甫，又年长，故尊称其为敬翁。账册封面上先批：“复算，数有不符，详注本内。此记。廿年三月十六日。”后批：“不错，已于册内更正。”可见济生会的复核工作十分认真。

图9-1

图9-2

图9-3

上海济生会救济活动也曾发生过失误。（图10-1、图10-2、图10-3）民国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瑞安县长杨学恺写给上海济生会的一封公函里说到一件事：浙江省将春振款二万元托上海济生会来瑞安代为发放给灾民。“灾民引领如望云霓。不意济生会人员到温之后，未与钧府及县振务会接洽，即被东乡士绅拉至罗阳、清泰等区查放。县振务会早已筹备招待，在轮埠空接数日，始知全体会友均已在东乡施放矣。乃往东乡，请顾宗况主任来城商酌。据云，东乡灾情较重，拟先放半数，其余半数当给城区及南北二区充作平糶之用。迨候至旬有余日，东乡罗、清二区均已放毕，南区飞云村仅发千元左右，即云款已放罄，急欲赴台州去矣。”县长请求济生会查清情况，明白解释，“免启灾民误会，一面另派真正慈善人员重莅查放”。按理，浙江省这笔二万元春振款完全可以直接划拨给瑞安县振务会发放，却偏偏要绕个弯子，委托上海济生会来发放，可见上海济生会在慈善界的声誉非常高。然而，偏偏这次放振出了问题，济生会人员到了县城，被东乡人拉到别的区去放振，而应该放赈的城区灾民却分文未得。县振务会派人去轮船码头迎接，结果空等了几天。不管是否被迫，这件事肯定是做错了。济生会相关负责人对此函作了批示：“此件极关重要，与本会全体名誉有关，必须函知顾企先兄，将实在情形报会，以免口实。五月廿一日（即四月廿三日），伊峻斋字。”粘贴在公函收文单右侧。后来如何不清楚，应该作了妥善处理。由此可知，直接派人去外地赈灾，人生地不熟，还不如把赈灾钱款或物品交给当地的慈善组织或团体来发放更为稳妥。

图10-1

图10-2

图10-3

上海济生会救济的范围很广，本文只是利用流散在民间的部分原始档案，管窥一斑而已。虽然大多数时候，捐助只是杯水车薪，但该机构的慈心善举还是值得称赞和发扬的。其组织架构合理，善款使用严格、规范，杜绝了贪墨，从未出现过丑闻。其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故我不揣固陋，草成拙文，或许对热心慈善公益者不无启发。本文写作，部分参考了2007年杭州师范大学白云浩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中国济生会研究（1916—1937）》，图片资料则由友人姚小俊先生提供，谨此一并致以衷心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