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结构性改革也可有立竿见影之效，不要错失改革时机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IC photo 资料图

随着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市场开始了一场关于宏观政策的大讨论。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宏观政策主要起到短期稳定平衡作用，增长动力更多来自结构性潜能。因此，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刘世锦表示，三年疫情，宏观政策已经尽力且呈疲态。近一年多来，广义货币供给（M2）保持12%左右的增速，而GDP平均增速不及5%，利率水平处在近年的低点，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财政减税让利力度很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一点中央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 

刘世锦进一步称，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新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的改革。

刘世锦是在8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政治经济学大讲堂”做出上述表述的。 

他坦言，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速转型是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当前是最为复杂和迷茫的一个阶段。一方面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但增速低于预期，需求不振，“更重要的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新办法是什么，似乎处在迷茫状态。” 

刘世锦称，过去十年，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基建、房地产、出口。“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这一次房地产长时间负增长、基建投资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从国内的基本背景看，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原有动力全方位触底，有的出现“超调”；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矛盾水落石出；新老动能衔接出现脱节；政策应对也有改进之处。 

他分析称，从需求端来讲，重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发展型消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需求结构已经出现重要变动。“我们关注生存型消费不够，重心应转到发展型消费，这一点要引起足够重视。”而发展型消费和政府基本公众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不到位。4亿中等收入人群与9亿中低收入人群存在着巨大结构性需求缺口。 

从供给侧来讲，受需求减速的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需要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新先导产业带动产业更替和升级。但现在，房地产下滑过快、过深，引发全局性冲击。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了创新活动和新先导产业的成长。 

另外，关于最近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刘世锦表示，资产负债表衰退只是陷入困境或危机出现后的阶段性现象，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应对？他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从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这个转换非常不容易，经常是被动的和危机倒逼的。” 

刘世锦进一步分析，具体到中国经济，由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尤其是部分行业需求过度透支后的高速增长，很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房地产等行业原有的高负债、高周转、高风险模式难以为继。不少领域仍在提杠杆，只是“借新还旧”，大量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到了某个时点将无法维持运转，甚至出现信用崩塌。所以，本质上还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速后，资产负债模式的转型问题。

鉴于当前宏观政策空间不大，刘世锦认为政策的着力点要转向新一轮结构性改革。 

他分析称，现阶段中国有两个大的增长引擎，就是横向需求空间和纵向升级动能。从横向看，需求的扩展空间较大，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发展新型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质性扩大对既有支柱产业的需求。提高对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需求潜力。 

他举例称，有一个说法，农民进城带动消费增长30%，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到位，又可以增长30%。近9亿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现有产业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拉动。从纵向看，通过稳定预期和信心、改善营商和发展环境，激励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新先导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31条《意见》，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期待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指导和激励作用。刘世锦表示，改革开放始于拨乱反正。几个大的时间节点，思想解放、理论突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分析称，1970年代末期，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都是立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了原有的不合时宜的理论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屡上新台阶。“现阶段，亟待在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有大的理论突破，为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刘世锦强调。 

他建议，在理论和政治上需要进一步理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做到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他称，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出现资本提供者、创业者、管理者职能分离的情况。资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数人，而是人数众多、已经社会化的投资者，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 

他特别提到，“创业者是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企业家，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忍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主要职能是组合利用各类资源，这是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组织各类资源，创办发展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通常是白手起家，并没有多少资本，而投资者正是看中了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才把资本给了他们，以便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在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企业家是按照企业家才能的贡献获取报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剥削。他们也等同于一般管理人员，后者所缺少的正是企业家才能。 

刘世锦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民营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是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这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一个普遍而显著的特征。 

他建议：“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明确提出，企业家才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常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以企业家才能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中共长期执政、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社会基础。” 

有此背景，刘世锦进一步建议，当务之急是把中央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31条切实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还可以探索一些新的举措。 

第一，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 

第二，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事实上存在的有悖公平竞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要以这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衡量尺度。 

第三，中央关于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的文件重在落实，不能一发了之。更重要的是，加快转化为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循、违法必究，在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领域形成配套制度保障体系。 

最后，刘世锦称：“改革到底怎么改，里边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要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关系，还得摸着石头过河。” 

他表示，很多同志讲述改革开放40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之类的问题，而现阶段，面临的则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所以，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强总理讲，我们在北京的办公室感觉找不到办法，你到基层去，到第一线去，就豁然开朗。 

“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究，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刘世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