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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杨庆祥:在南方以南,写南方故事
8月21日,“新南方写作:流动性与未来性”文学交流活动在花城文学院举行。活动由花城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主办,由评论家张燕玲、杨庆祥担任召集人,评论家蒋述卓、贺绍俊、谢有顺、朱燕玲、申霞艳、陈培浩、曾攀、廖伟、杨丹丹、谢刚、李德南、刘洪霞、贺江、唐诗人,作家林白、邓一光、黎紫书、朱山坡、霍香结、林森、王威廉、陈崇正、林培源、程皎旸等参与交流。本次活动达成了“立足南方以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南方故事”的共识。
在南方以南写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南方故事
张燕玲
今天,花城之风把我们聚拢在越秀山下。谢有顺教授有过一个观点,认为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时代到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再到当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时代,开放进取、兼容并包的现代文化,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今天的交流同样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新时代以来,“南方以南”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精品,在今天到场的嘉宾中,就有林白的《北流》,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黎紫书的《流俗地》,以及被戏称为“南派三叔”的朱山坡、林森、陈崇正的作品等等。今天在座的作家都有着很清晰的写作面貌。我们作为文学批评的工作者,则要思考“批评何为”,以回应和阐述这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表达?具体到《南方文坛》牵头组织研讨的“新南方写作”,我以为它就是一种回到批评现场和历史语境,从地域性和世界性的角度不断地建构和丰富讨论中国文学的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重新创造文学的活力。
“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已经历时近三年,影响越来越大,入选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影响也是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努力的回响。《南方文坛》一直立足南方写作:我担任主编初始,就与《广州文艺》联手开设了“南方百家”栏目;之后我主持的《南方批评书系》《南方三十年》等丛书,也都以“南方”命名;2016年,文艺报刊登了我的文章《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到了2019年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文艺报》又约我为整个“南方以南”写作文学综述《南方的文学想象》。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新南方写作”的一部分前史。
(活动现场)如果仔细考察的话,“新南方写作”的提法是朱山坡、林森、陈崇正三位来自广西、海南、广东的作家在鲁院学习期间讨论产生的;2019年,评论家陈培浩就“新南方写作”作了一篇正式的简短宣言。近年来,众多现象级作家、学者在《广州文艺》《文艺报》《扬子江文学评论》《江南》加入到“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中。到目前为止,有两篇纲领性的文章发表在《南方文坛》。一篇是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新南方写作”的四个关键词: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另一篇是王德威的《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王德威一再强调他此前提出的“新南洋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是精神相通的,“新南方写作”之“新”不仅是在于南方文学地图的重绘,更重要的是认识论空间的开展,他把“新南方写作”从闽、粤、桂、琼等省份走向大海,延伸至整个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认为“新南方”蓄势待发,此其时也。
究竟什么是“南方以南”?区别于一般的“南方”,它涵盖中国华南、东南、西南、中国台湾等各省份,以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这些区域具有多元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由此产生了丰富的语言文化和美学样貌。“新南方写作”并非横空出世的文学现象,它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新南方”是对中国南方的文学经典,如陆地《美丽的南方》、欧阳山《三家巷》、陈残云《香飘四季》,以及秦牧、黄谷柳等作家的致敬;其次,“新南方”深受中国南方民间文化的影响,其文学表达呈现魔幻性、异质性、边地性、在野性的的特质;最重要的是,位于沿海地区和开放地域,“新南方写作”提供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视野。
最后说一句,“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范畴,它“还在路上(陈崇正语)”,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建构。“新南方写作”并非僵死的概念,正“以蓬勃的、陌生的异质性行进在当下的文学道上(林森语)”,呼唤着现代理论介入,呼唤着文论的阐释,也呼唤着评论的复兴。我们期待作家、评论家植根于自身经验和历史文化传统,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活力激活更多更新的世界想象与世界意识,进一步催生更有活力个性的、更为多样化的南方的文艺想象。
今天,“南方以南”的作家应该有一种共识,那就是立足今日南方以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南方故事。这种创作既符合文艺的本质,也契合当下“一带一路”、中国—东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以及今日中国向海发展、江海联动等时代背景和宏大主题。这是中国南方文艺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抓手,是中国文艺创作评论创新的一条新路径,更是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一次非凡的努力。
“新南方写作”的未来:异质性和“例外状态”杨庆祥
“新南方”从2018年发轫,经过蒋述卓老师、张燕玲老师在《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组织的一系列探讨,经过作家们的杰出作品和评论家们的精彩论述的推动,已经成为最近这些年当代文学写作的热词。我想,我们在花城文学院度过的这个当下,也会成为当代中国汉语文学写作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在未来,“新南方”可能成为一个超越文学层面的范畴。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文学写作,但是文学的实践归根到底是人类生活的实践,都与总体性的文化密切相关。许多评论家在讨论“新南方写作”的发生学机制,我想借用一个医学的术语来概括:“新南方”是一种应激型的文学现象。当人类文明处于大的变局中,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相应的急剧变化。“新南方写作”的产生当然是跟每位作家、每位批评家、每位学者艰苦卓绝的个人努力有关系,同时也是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的特殊时刻,迂回的或者直接的,最敏感的反应。
当代文化存在“浮肿”的糟糕病象,假大空、景观、泡沫、腐败的语言充斥着我们的书写空间和我们的生活空间。通过这种应激性的回应,“新南方”的实践可能重建我们作为一个文化机体,作为一个有机的世界性生命的“免疫系统”。因此,“新南方”当然是动态的,要随时更新,不停地流动。
(活动现场)在这个意义上,“新南方”的特质是什么?我们以为,“新南方”是一个由时间和空间组合建构起来的一个拓扑学范畴。拓扑学最早是地质学概念,指在变形的空间和时间中,在改朝换代,在各种“例外状态”,在大洋、大江、大陆的变化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不变的东西。“新南方”的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异质性。许多文学流派、文学风潮总是倾向于树立单一的中心,但是“新南方写作”不需要预设“中心”。我始终在强调,不要在“离散论”的语境中讨论“新南方”,因为正是预设了中心,所以才有离散。换句话说,我们每个异质的文学个体都是中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南方”作为探索性的精神实践,要永远保持文学的“例外状态”,用例外来抵抗和解构来自文学之外的独断和霸权。今天在场的邓一光、林白、黎紫书以及众多青年作家的写作,都是在用自身的探索将文学从浮肿、景观、泡沫中解放出来,重建我们流动、有机的文化生活和生命世界。这才是“新南方写作”要做的工作。
活动召集人
张燕玲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南方文坛》杂志原主编,现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曾获中国女性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杨庆祥批评家、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等。
原标题:《张燕玲×杨庆祥:在南方以南,写南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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