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另一个9·11：智利政变前，阿连德政府的日常革命

1973年9月11日，45年前，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掌控，并得到美国支持的智利军队推翻了民主选举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 接下来是十七年的残酷独裁统治。 皮诺切特的政权设法抹去他们上台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抹去人们对阿连德的人民团结联盟（Popular Unity）政府掌权的那三年里发生的事情的记忆。

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助理教授玛丽安·施洛特贝克（Marian Schlotterbeck）在新书《超越先锋队：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日常革命者》（Beyond the Vanguard: Everyday Revolutionaries in Allende’s Chile）中，生动地展现了阿连德执政千日中那“人民革命”（popular revolution）的特征。 人民团结联盟政府虽把“温和”挂在嘴边，但它从底层发动由下到上的激进变革，在历史上被压迫的群体中点燃了希望：使他们发现社会可以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而不是服务于“美国佬帝国主义者”或传统的地主精英。9月11日的政变，则摧毁了这些大众民主的梦想。

接下来的这篇访谈为清晰起见而进行了浓缩和编辑。访谈是在语音节目“Against the Grain”上首发，后刊于美国左翼网络杂志《雅各宾》。在访谈中，Sasha Lilley与施洛特贝克谈论了智利为期三年的社会主义实验——这项实验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的成分。

一、1970年之前

智利传统左翼，都有哪些源流？

施洛特贝克：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智利北部的硝酸盐矿业和南部的纺织业、煤矿业中，就出现了非常强大的劳工运动，激进的左翼工人运动与代表工人阶级的新兴政党——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党之间，形成了同盟。

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两个政党的目标，是通过参与选举政治夺取国家政权。阿连德在1970年所取得的胜利便是这一目标的结果。它可能让世界为之震惊，但它无非是智利左派数十年中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战略的一部分。

智利被认为是一个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更加中产阶级的国家。智利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智利社会中有哪些不同的政治力量？

施洛特贝克：我们通常说，智利政治是“三三开”的。首先是右翼占据三成；其次是中间派，以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为代表；然后是三成的左翼，主要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也包括了更小的左派党派。

智利的城市人口，规模相当大，主要集中在首都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和康塞普西翁（Concepcion）这些工业港口城市。虽然产业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权利，但农村工人却被系统地排除在组建工会、形成组织的相同权利之外。1960年代，这一局面发生了改变——智利的政治体系向更多的参与者开放了。

这一时期始于1964年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的当选，他承诺进行“自由革命”，这是一场中产阶级革命，大部分由美国政府的“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资助。 这是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愿景——通过提高整个美洲大陆的生活水平来避免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美国政府意识到它不能够再继续支持自19世纪以来一直掌权的寡头。用一位美国决策者的话来说，基督教民主党被视为“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

爱德华多·弗雷在任内开始实施一系列进步但仍相对温和的改革，比如自十九世纪初独立以来智利从未真的触及过的土地分配改革。

对于智利的许多传统地主精英来说，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好日子结束的第一步。阿连德的当选，不过是下一步。

尽管弗雷政府希望对智利社会进行非常温和的转变，但他也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他们无法满足农民，无法满足在城市中搭建棚户区的无家可归者们不断提高的期望。

面对这些改革，右翼和传统精英们是如何应对的？

施洛特贝克：智利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智利存在一些根本不相信民主的威权主义右翼？当它们被逼到墙角，它们会转向暴力镇压，以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例如，土地所有者开始武装自己，以收回或保护他们的土地不被农民征用或占用。

二、阿连德，人民团结联盟和革命左翼

阿连德在1970年9月的当选并非突如其来。谁支持他，哪些政党加入了他的联盟？

施洛特贝克：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联盟由两个最大的政党，即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以及较小的左翼政党组成。 阿连德的选举代表了工人和劳工阶级的胜利。这些人是智利的非精英阶层，人民大众。他们把阿连德的胜利视为自己的胜利。

从1960年代开始，阿连德在大众中的支持度水涨船高。 20世纪60年代的智利社会诞生了许多不同的社会运动，从农民运动到棚户区运动，再到非常活跃的要求大学改革的学生运动。

社会是这样动员的，这些动员最终把阿连德推上了总统的位置。是他的当选在一夜之间突然让所有人动员起来，向政府要求更多，自发参与到改革中来吗？不是，情况正好相反，是这些运动为阿连德在1970年的选举胜利铺平了道路。

当时阿连德是如何竞选的？他的议程是怎样的？

施洛特贝克：阿连德承诺通过投票进行一场和平的革命。他承诺重新分配财富，结束外国以及垄断力量对智利经济的控制。他还希望通过扩大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等方式来深化民主。

他的联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它是一群各色各异的力量，还是一群来自不同力量但拥有相同政治愿景的人？

施洛特贝克：整个二十世纪的智利政党政治都在处理建立联盟的问题。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智利有许多成功的人民阵线联盟（Popular Front）政府，在某些方面，阿连德的人民团结联盟只是智利左翼一直在做的事情的一个重组版本。

也就是说，因为人民团结联盟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社会主义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也就当然会存在分歧。阿连德执政联盟内外的人，特别是和来自左翼的批评者之间，也存在分歧。

我想问问，最左边的情况是怎样的？长期以来，拉美左翼的主导模式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政权。智利有没有过试图走古巴路线的革命者？

施洛特贝克：有的。1965年，革命左翼运动（M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Left, MIR）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创立。他们从古巴革命的模式中汲取灵感，但也借鉴了智利更长时间的无政府主义和劳工运动传统。早期阶段的革命左翼运动主要吸纳了20世纪30年代的老一代持不同政见者和大学中年轻一代的反叛青年，他们积极参与改革运动。

在1960年代，随着基督教民主党的上台，革命左翼运动确实开始支持武装斗争。他们说：“我们看过分析模型。看看阿连德参选的次数，他从未获胜。为什么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支持同样的，古老而疲惫的战略呢？”对智利革命左翼来说，真正带来改变的，是阿连德的获胜，因为它突然开启了丰富的草根社会斗争的可能性。

阿连德经常被称为“总统同志”（compañero president）。他承诺，与过去不同，国家军队不会再用来镇压人民。社会上的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改造社会的愿景前途大好，因为总统支持他们。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以前，警察和军队经常强行中止罢工，并将人赶出棚户区。

阿连德的人民团结联盟政府执政了一千天，它的表现如何？带来了多少改变？

施洛特贝克：我们太过经常讨论“大写”的革命——革命发生，夺取国家政权。但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较小的变革：人们第一次抵抗自己的老板，人们组织他们的邻居，集体采取行动占领土地，建设自己的新社区。 这些都是人们在理解自我同社会的关系中所发生的根本转变。

在智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所谓的“日常革命”。人们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开始付诸行动。 在某些方面，这些小规模的变革的确不比武装起义的幽灵来得激烈，它不是山区里留着胡子的革命家，也不是在城市里制造炸弹的邋邋遢遢的大学生——这些形象是我们在想象拉丁美洲革命者时经常涌入脑海的。

但是，当人们聚集在一起试图改变他们的日常现实时，这些改变便挑战了现状，挑战了智利传统地主精英们所拥有的事实上的权力。因此，他们对现状构成了威胁——他们要求更有尊严的生活，他们要求更能感受到平等的社会。

革命左翼运动与人民团结政府有什么关系？它是如何参与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日常转变中来的？

施洛特贝克：革命左翼运动从未加入过阿连德的人民团结联盟——虽然他们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安德烈斯·帕斯卡·阿连德（Andrés Pascal Allende）是阿连德总统的侄子，所以他们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和沟通——通常情况下，革命左翼运动被描绘成极端的左翼，是阿连德政权一侧的刺头。

我在《超越先锋队》一书中，更关注革命左翼运动如何更多表现为斗争中的盟友——在阿连德政权与民众合作时，革命左翼运动更像是一个盟友。有些时候，其中会有相当自相矛盾的情况——革命左翼运动被要求压抑自己的主张，去迎合阿连德的新住房政策，或和他的新农业政策站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呼吁更大更大的行动，他们被要求要考虑他们的行为会不会对阿连德的执政能力造成影响。

因为他们要求更快落实土地改革，更快推动变革，对吗？

施洛特贝克：是的。关于革命有一个经典的辩论——你应该走多快？你是应该尽快开展行动并巩固这些革命性变化，以此来巩固对权力的控制，还是应该一步一步慢慢走？

阿连德非常努力在智利的体制框架内工作，不逾越智利的宪法，这自然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因为宪法的立法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受益，它的目的是加强已经拥有权力的人的权力。

因此，智利的社会主义实验体现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在回应人民诉求时的真正局限。当越来越多的人想在其中要求一些东西时，自由的民主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回应？突破点又在哪里？

你研究了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市的例子。在那里，工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中来挑战既有的权力制度。在那里和全国其他地方，这些挑战遇到了什么？

施洛特贝克：阿连德执政的第一年，他的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非常成功，反对派则比较沉默。但是从1972年开始，他们推出了所谓的“老板罢工”（Boss’s Lockout）。这是使智利经济陷入停滞的战略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得感谢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在那里我们找到到了所有文件，详细说明了美国政府如何帮助推动了这项政策——尼克松直接下令“让经济大声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这项命令是在阿连德于1970年9月当选之后的几天内就发出的。

关于阿连德时代的经典记忆或图像之一，是人们排着长队，没有糖，没有石油，基本消费品依赖配给，非常短缺。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很多这些短缺都是人为创造的。店主决定将产品从货架上取下并在黑市上以更高的利润出售，而不是满足阿连德通过其政策创造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阿连德时代的标志性形象之一也是关于排队的：一位工人贴出一张海报——“在这个政府治下，我必须排队等候，但我支持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我的。”人们能够意识到阿连德政府的诸多问题来自于反对者正在破坏他的施政——不是因为阿连德无能，也不是因为左派无能。

是的，在阿连德政府中存在着效率低下和其他各种问题，但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对阿连德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共同努力（以及军方和美国政府的行动）成功束缚了阿连德执行其承诺的政策的能力。

人们对美国在破坏阿连德政府中的角色有多了解？

施洛特贝克：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1972年曝光了一项丑闻：美国ITT公司的智利子公司游说中央情报局干预和资助智利的几支变节的军方部队，试图让阿连德在1970年9月当选到1970年11月宣誓就职之间的两个月窗口期被迫下台。

因此，尽管白宫方面公开宣称他们对智利持中立态度，或者对阿连德没有正式的反对立场，但在幕后，中央情报局和白宫都积极反对阿连德，这是相当普遍的认识。

三、民主与革命左翼运动

这段时间中人们还试着去变革了哪些东西？特别是有哪些和大众民主有关？你能举一些这样的例子谈谈吗？

施洛特贝克：在南部工业城市康塞普西翁，参与式民主有着悠久的传统。 例如，康塞普西翁大学的学生政治是由学生集会驱动的。在196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学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多少将革命左翼运动推向了国家舞台。

在棚户区运动中也有类似的参与式民主实践。城市中无家可归的穷人会成立委员会，辩论应不应该占领空旷的土地。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占领”会耗时数月，然后他们会成立城市穷人自我管理的“住民”（pobladores）大会。

因此，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参与式民主实践。在阿连德上台后，人们努力将这些实践扩展到区域层面。我在这本书的其中一章中详细介绍了1972年7月举行的康塞普西翁人民大会。这场大会旨在为草根社会领袖和政党活动家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讨论革命应该走向何方。

你在书中探讨的问题之一如书的标题所示——在很多这种基层动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革命左翼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非常自上而下的列宁主义组织。但尽管他们有这种意识形态和组织，你却认为它的实践实际上要更加复杂。这怎么说？

施洛特贝克：我认为，革命左翼运动的成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关系不太大，这与康塞普西翁的左派工人阶级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革命左翼运动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通常情况下，拉丁美洲的革命左翼运动和其他革命左翼团体都被视为只想辩论意识形态的学生团体 ——只打嘴炮不做事。而智利的革命左翼在阿连德时代如此有趣，是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仅仅动动嘴皮子。至少在南部工业省份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它确实变成了草根的革命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先锋队。

这种运动和他们的盟友如何应对反对阿连德的力量？ 阿连德如何处理他们？

施洛特贝克：在基层，人们强烈要求站出来阻止诸如“老板罢工”这样的行动，特别是在康塞普西翁这种左翼占到多数的地方。 他们说：“右翼甚至可以在圣地亚哥的街道横着走，但在康塞普西翁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人们走出家门，占领一家面包店，并说面包店需要为每个人生产好面包——不是说仅仅以高价向城市居民出售高质量的面包，而是要让面包店所在城镇的煤矿工人及其家人也可以享受到这些面包。

阿连德的情况就麻烦多了，因为他正在执政。他必须找到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他的联盟中更激进的左翼说：“要更关注这些草根运动。”共产党的其他人则较为温和，他们说：“应该继续尝试与中间派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谈判，找到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因此，阿连德实际上同意了两名军人进入他的内阁，作为摆脱1972年’老板罢工’运动的条件之一。

阿连德面临的部分挑战是越来越难以找到中间派。中间派逐渐移动，越来越接近右翼。最终，基督教民主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专制右翼，支持以军队解决问题。

四、军事政变与独裁统治

智利前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73年经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后上台，1990年下台。

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政府。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将到来？

施洛特贝克：许多人认为会有一场政变即将来临。他们认为阿连德显然无法完成六年任期。但我认为很少有智利人对军事镇压的暴力和残酷程度有任何概念。

暴力不仅针对阿连德及其政府成员，而且针对所有社会阶层——工人、农民、母亲中心（智利的妇女组织）、棚户区居民、学生。这些人是动员起来支持阿连德的人群，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是智利政治生活走向更广泛民主的积极力量。

在政变发生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拘留，然后随着秘密警察部队的成立，这些逮捕和拘留变成了处决，变成了让左派政治激进分子被拘留，被失踪。他们有针对性地消灭革命左翼运动、社会主义党人、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团体。

在独裁和镇压方面，智利人的经历与其他拉美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从秘密酷刑中心幸存下来的智利人的数量。官方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承认有3,200名智利公民被军政府处决或谋杀，但有38,000名政治犯从拘留和酷刑中幸存，另有300人经历了较短的拘留，经历了对工人阶级社区的大规模突击搜查。

我认为这样的暴力程度也意味着许多智利人开始相信军政府的政权所传播的一些叙事。他们相信军政府这么做是必要的。人们需要一种叙事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认为这些左翼团体中的一些人不仅仅是当地的教师或当地的市长或者是面包师，而是怀有颠覆意图的恐怖分子。

在十七年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这种恐惧文化真正进入了智利社会的结构。智利的独裁统治持续时间，要比南美洲其他大多数执政的军事独裁统治长得多。

似乎改写历史也是皮诺切特执政的一部分，以抹去人民团结联盟政府和支持它的左翼基层运动的记忆——一方面是通过杀害革命参与者，另一方面是重写历史，指责一直在谈论的组织，即革命左翼运动。他们的论点是，革命左翼运动太左，把阿连德带左了，这才发生了一切坏事。所以他们难辞其咎。回顾历史，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施洛特贝克：我认为这些叙事更多的是为政治镇压提供理由，并为经济问题的持续影响辩护。

我之所以进行这些研究，部分原因是，革命左翼运动这个群体经过独裁统治、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已经成为了替罪羊。人们不认为他们的历史值得研究，谈论他们也不安全，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参与其中都需要非常保密。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部分效果，是为这些草根活动家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谈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促使他们加入这场运动？ 这样也可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些人就怎么对社会构成威胁了。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场革命叫做一场选举式革命，那么拉丁美洲的左派可以从这场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什么教训呢？你是否认为它强化了武装斗争是唯一途径的观念？

施洛特贝克：如果我们看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美洲，答案肯定如此。智利经验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与一个不愿意遵守民主游戏规则的反对派合作？人们再批评阿连德，他也确实是个真正的民主派。

通过阿连德的智利，我们突出看到，在公民参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中，存在着切实未解决的紧张关系。除了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投票外，还有什么平台可以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

它还涉及到社会运动与政党之间的张力。政党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运动合作和控制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于制度渠道之外，并且能够在社会中更广泛地施压、对话、寻求改变？军政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压制了它们。

最后，我们来谈谈历史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2011年，智利爆发了群众运动，学生和其他人谴责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我在阅读《超越先锋队》时觉得受到触动的地方之一，就是过去的运动在智利历史中为未来的运动提供了资源——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大众斗争在1960年代后期的运动中继续存在。但之后，智利经历了十七年的巨大的断裂，军政府试图抹去所有的记忆或完全重写历史，所以那些参与1970年代早期运动的左翼人士甚至害怕提及历史与讨论历史。

2011年这场大规模运动进行到高潮时你身在智利。你觉得这场运动如何与你笔下的阿连德人民团结联盟政府那一千天的历史相关联？

施洛特贝克：2011年的学生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措施和独裁统治期间进行的教育私有化的回应。

智利这一代年轻人通常被称为“没有恐惧的一代”，因为他们是在独裁统治结束后的1990年代出生的。在他们创造的抗议策略节目单中，你看到了占领街道、占领学校，你可以看到以愉悦和解放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回归。而且，这可以深入智利人在千日革命中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的记忆——创造历史的感觉，成为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因此，我认为如今的运动，在规模和欢腾程度上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也同样希望寻求新的政治行动形式。这些特点将1960年代与今天的当代学生运动连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