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运动下的禁舞风波

上海舞场

旧上海的风情少不了夜色的铺垫，而华灯初上后，舞场就是良辰美景的缩影。从西藏路的维也纳舞厅，到戈登路的百乐门、南京路的大都会、仙乐斯，衣冠楚楚的舞客们鱼贯进入霓虹下的门廊，侍者会满面笑容地接过大衣和礼帽，奉上号码牌后再引入内场就座。桌位上有菜单酒单，四周皆是身着旗袍的娉婷舞女，菲律宾乐队演奏的爵士曲让人愉悦放松。舞票通常一元一本，三至五张，撕下一张交给心仪的舞女，就可以与其共舞一曲。

1932年建成的百乐门舞厅

这灯红酒绿的场景曾被硝烟战火掩蔽，又在抗战胜利后再度出现，更显奢靡之风气。不久中原板荡，上海的欢景在日趋残酷的时局下，愈发显得不合时宜。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为进行内战维持着高额的军费和行政开支，导致政府赤字迅速增加，通胀压力使物价不断上涨。为改善经济状况，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财经改革，并配合推行“勤俭建国”运动，要求国民厉行节约，把公私生活的消费节约到最低程度，把工作生产与作战力量发挥到最高程度，所谓“前方生活士兵化，后方生活平民化”，以保证“戡乱救国”的成功。

194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抄发各种节约办法，包括《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私人汽车限制办法》、《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纸节约办法》等，对如何节约作了详细规定。如《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要求，八人以上的中餐筵席，每席不得超过七菜一汤，西餐每客不得超过二菜一汤，且以当地物价限制每席最高价；（《禁止营业性舞场、厉行守时运动及筵席消费节约问题的办法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一二（6）—17781）《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纸节约办法》规定各地报纸缩减至1-2张，月刊每期以64页为限，半月刊、周刊倍减为32页、16页，（《上海市政府公报》第7卷第13期，1947年9月30日）可谓相当严格。

刊登于《北平政府公报》上的《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

节约运动深入推行，难免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发生抵牾。南京的要求传达后不久，上海市第31次和第35次市政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公务员厉行节约办法》和《上海市节约运动实施纲要》，关于市民娱乐方面，提出要以“正当有益之娱乐”代替奢侈淫靡之生活。何为“正当有益之娱乐”呢？《办法》举例为“星期郊外旅行、体育或音乐表演、学术讲座、弈棋竞赛等”，（《上海市推动节约运动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一二（6）—17779）而沪上最为流行的一些娱乐方式则不在此列，其中广受争议的舞场尤为突出，面临被设法取缔的命运。

自19世纪末上海舞业兴起，到20世纪40年代已有五十年历史，跳舞逐渐成为市民娱乐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且有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骤然禁之，势难成行。禁舞令宣布前夕，上海市舞厅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洪元致函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竭力苦陈：目前上海之舞场情形而言约有三十家之谱，包括舞女在内从业人员多至数万，直接间接赖以为活者在二十万以上。一旦禁舞，之后势必造成庞大失业，而值此民生凋敝、社会不安之际，骤增此大批失业人群，其影响于社会治安秩序者，何胜枚举。吴开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舞场虽为有钱人纸醉金迷的场所，但也有不少人赖此生活，如严格禁止，结果可能有变相舞场出现，舞女也会变相谋生，又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但禁舞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民众认为舞场奢侈，已沦为富人放浪淫佚的销金窟，且贪恋舞场者多出现盗窃、欺诈等案件和情感纠纷、家庭矛盾等，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今渔阳鼙鼓，也未惊破莺歌燕舞，上海滩还是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的模样，与当前严肃紧张的政治气氛极不相称。更关键的是，行政院长张群、副院长王云五等内阁成员都是禁舞的支持者，在他们的主导推动下，禁舞也就势在必行了。

舞女陪侍美军官兵

禁舞令震动上海

9月2日，内政部将其拟定的《禁止营业性跳舞场实施办法》正式提交行政院讨论，法条明确营业性跳舞场指设置音乐、备有舞池并以出售舞票或入场券等方式，专供人伴同舞女或舞伴入内跳舞之场所，咖啡馆、餐馆、音乐厅、茶社、酒吧间、旅馆等场所兼营营业性跳舞的场所等同论之，责令以上场所“由各地方政府分期限令停业，违者依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规定进行惩罚”，且将此事与官员政绩挂钩：“禁舞实施成绩规定为各级主管考成之一，其办理情形应报内政部查核。”数日后，行政院第八次临时会议决定，9月底前一律禁绝营业性舞场。

消息一出，上海滩为之震动。9月9日，上海市舞业同人召开临时紧急大会，成立办事处与当局折冲，希望能放宽期限，给予生路，并推举代表再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请愿。这段时期，关于是否应当禁舞的讨论不仅喧嚣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参议会，还成为社会舆论的一大热点。9月14日《铁报》刊登了舞女孙致敏的演讲词，她以亲身感受质问政府：在这失业人群天天增加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机会改行？还有什么机会另谋高就？政府禁舞，对我们舞业同人的转业，却并不过问，难道硬要把我们这一群可怜的人逼上死亡的末路吗？《大公报》、《申报》、《新闻报》也纷纷撰发评论，对舞女的处境表示同情。

但南京方面却不为所动。9月29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跳舞就禁不得吗？》，态度强硬地表示：政府的节约如不能贯彻实行到上海社会，那就是节约方案完全失败。我们支持政府的节约方案，特别支持政府禁止营业舞场的命令，反对上海各方面一切维持营业舞场的运动和决议。10月10日，蒋介石在训话时强调勤劳节俭，批评了上海的浪费奢侈，并向报界表示：全国各市均已先后禁舞，上海一地自不能例外。（《主席主持国庆盛典，训诫同人勤劳节俭》，《中央日报》1947年10月11日）

基于此态度，是否禁舞已经没有可议的空间，只能在推行时限上再作商榷。在10月29日召开的节约督导委员会议上，吴开先向记者表示，为顾念舞厅从业人员的生活，希望执行的时间略加延缓，以便他们有充分转业的机会。数日后，上海召开第一百次市政会议，草拟了《上海市分期禁舞办法》，以一年分为两期，明年3月份抽签关闭一批，到9月份完全禁绝。（《上海市分期禁舞办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1—12—300）

众舞女试寻出路

早在禁舞风声传来之初，就有舞女试图另寻出路，无奈社会给予他们的选择并不多。1948年1月16日，《申报》发出一篇名为《四千舞女怎样活下去》的深度报道，共采访了金美虹、孙致敏等12名舞女，她们具体而微地阐明了转业与嫁人的困难之处，最后还是希望政府宽限时日。综合其意见，她们所面临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社会的歧视：去工作但没有技能，也缺乏培训机会；结了婚则常受夫家亲戚朋友冷嘲热讽，最后往往被丈夫抛弃——身边许多顾虑舞禁匆匆嫁人的舞女已有教训！

为安抚失业舞女并帮助其找工作，一些政商界名人也试图援手。在上海市妇女会理事张红薇的倡议下，舞女转业委员会应时成立，千余名舞女往该会登记了意向。其中愿为纺织者最多，245人；愿为编结者其次，171人；145人有意做护士，排到第三位。其余还有文员、烹饪、缝纫、洗衣、助产士等，39人无属意目标。1948年1月14日，3000余名舞女在西藏路维也纳舞厅集会，孙致敏向大会报告了舞女转业办法，提出设立舞女转业速成学校，分打字、簿记、看护、纺织、刺绣、编结等专业，但需社会局给予核准。列席会议的冬令救委会代表王先青、妇女会的凌英贞等人称赞了舞女们“自助、助人”的态度，但也未能提供具体的帮助。募集经费、建立学校都需要时间，且舞女普遍教育程度不高，风光半生，多半不愿从事辛苦工作，若官方没有建立有效的扶持渠道，让她们转业殊为难事。

而且禁舞牵涉的人群远不止于舞女，除却舞场的老板、职工外，舞女还多有家人需要供养。据《东南日报》报道称，大部分舞女有三人以上之生活负担。舞女洪小萍接受《大公报》记者高汾采访时透露，她要负责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八十余岁的祖母和六十余岁的父亲都是残疾人，全家挤在小旅馆的鸽子笼里，每月房租高达六十万，占去收入大部。她每天下午三时赶茶舞，到夜场结束才能回家，其间只在门口小摊上吃一碗三千元的面。如到铺子里去吃价格是五千元，她便舍不得了。下班以后，她要换下借来的皮鞋，穿布鞋徒步回家，从不坐三轮车。记者在报道中不禁感慨道：“节约”在她已经做得够多了！

由于相关人员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又抱着分期拖延的希望，舞场便能开一天是一天，禁舞便难见成效。1948年12月20日，上海市政府报告“实施总动员情形”，第八项“节约运动”称：沪市环境特殊，禁舞至感困难，市政府拟分期停闭舞场，勒令妇女转业，分三期至明年九月底一律禁绝。惟市参议会以繁荣市面为借口、有形舞场易禁、私人家庭舞会俱乐部等难防，徒滋纷扰，一再呈请缓禁，故本市禁舞尚未积极推行。（《上海北平天津等市实施总动员情形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一二（2）—1526）南京方面对此很不满意，不但将分期禁舞的抽签时间提前至1月底，还责令上海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1月16日，各警察分局出动所有警员按地区巡查舞厅、酒吧、咖啡室等，并停发舞女许可证、吊销伴舞女侍许可证、关闭舞校，18日下午又出动警察查禁了下午2至5时的茶室舞。

提前抽签酿冲突

1948年1月中旬，舞业人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义卖活动，筹款11亿元尽数上缴冬令救济会，以示对节约运动的支持，并期望社会同情和政府宽限。但当局未承其意，禁舞形势反而越来越严峻，舞业人员的怨愤情绪日增。1月31日，上海市舞厅同业公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舞女孙致敏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共鸣：

“一面禁舞，一面大人先生在公馆内宴会，召致舞女，把家庭化作舞场，通宵达旦，狂歌劲舞……本来豪门巨富，花几个钱，陶醉舞场，倒养活不少贫民，为什么定要把舞场改为妓院，逼良为娼，却增加饥民饿殍，造成失业、失身的群众！”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际，突然传来社会局提前进行禁舞抽签的消息，集会人员既惊且怒，现场气氛更趋紧张。下午3点，群情激愤的舞女与职工们决定兴师问罪，涌集至马当路社会局南广场。人越来越多，遂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争执，很快就冲破拦阻进入办公大楼内。群众高呼着“没饭吃，大家没饭吃，要死大家一起死”，逐室打砸物品，平日里温婉娇柔的舞女此时个个凶悍叱咤，大打出手。局长吴开先见势不妙，已先行避往地政局，社会局工作人员也大多逃散，警察倒成了与舞女们冲突的主要对象。下午5点前后，嵩山警分局先后派遣数批警察弹压，才将请愿闹事者包围控制住，然后逐一检查身份，最终逮捕797人之多。

《申报》以大幅版面报道舞潮事件

此次冲突事件导致警察50余人受伤，群众80余人受伤，社会局多数办公室被打砸，初步估计总损失50亿元。南京政府指示上海当局“对为首者必予最严厉处置”，吴开先也向新闻界表态：“将请市府及警备部从严究办，以维秩序，而张法纪。禁舞决照呈准办法，严格执行，绝不犹豫。”但在舞业方面的斡旋下，实际上只停了两天便照常营业，而当局亦慑于愤激事件的影响，并未继续强硬执行禁舞。确定带头破坏的人员后，大部分群众被释放，计有69人作为嫌疑人，移送新成立的上海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该法庭为南京政府在“戡乱时期”建立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审判机构，一旦受理，最轻处10年徒刑，最重为死刑，且一审终结不得上诉。著名律师陈霆锐等人据理激辩，终使特刑庭决定不受理本案，移送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入刑人员被判3个月至4年不等。

打砸社会局案件过后，关于禁舞的社会争议仍在持续，但政府实际执行起来已是投鼠忌器。迁延至1948年6月，国民政府高层进行了人员调整，币制改革成为内阁工作的重点，缘起“节约运动”而演变出的禁舞举措便虎头蛇尾了。南京政府在未充分虑及社会影响和善后办法的情况下，强势推行影响民生的政策，既缺乏政治理性，又漠视民众态度，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所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