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人｜祝宝良：短期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应同步推进

鉴于今年7月以来，一系列经济数据不及市场预期，中国经济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已成共识。但目前，各方针对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仍有争论。一部分人士认为，要避免经济出现螺旋式收缩，应尽快出台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另一部分人士强调，要持长期主义观点，进行结构性改革。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深层次问题？作为中国经济主力军的民营经济，它的发展又面临着哪些困难？在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上，又该如何抉择？

国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经济师祝宝良

就上述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期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教授。祝宝良曾担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民企需要更为包容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澎湃新闻：有不少人提到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是需求不足，但从市场上反馈看，更像是“信心不足”，你怎么看？

祝宝良：需求不足和信心不足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互为因果。首先需求不足会引发就业困难，企业盈利下降，这会导致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就会影响消费和投资，导致需求不足。目前看，既有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信心不足的问题。比如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打压围堵中国，脱钩断链，这会影响一些企业的信心。从国内看，前一段时间出现一些否定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舆论，政策出台较多，出现了政策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影响了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从需求看， 疫情的疤痕效应，导致部分居民收入下降、消费不足。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高杠杆、高周转开发模式难以为继，购房者担心购买的房子烂尾不敢购房，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不振。外需也出现了放缓。目前看，市场主体出现了一些焦虑和悲观情绪，对经济下行、需求不足的确产生了较大影响。 

澎湃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称：“《意见》”或“民营经济31条”）。此次《意见》以高规格的方式提出了多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能否落到实处，关系到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才能抓好《意见》中各项措施的落实工作？

祝宝良：自从2012年开始统计民营企业投资以来，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一直高于总投资增速，但从2016年开始，民营企业投资增速就开始低于总投资增速。一般来讲，有这五个原因。

一是社会上出现否定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舆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对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重视。而部分人士将当前面临的收入差距问题归结为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这几年，我们也开始讨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共同富裕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只要这些问题存在，民营企业就会有忧虑。

二是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不尽如人意，影响了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特别一些民营企业的确存在腐败现象，一旦立案调查，就可能冻结资产，对企业经营带来影响。

三是民营企业公平使用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问题。有些领域，民营企业进不去，即使进去，使用土地、资金、人才都有一些隐性约束。这几年，民营企业很难进入由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四是政商关系。官员不愿与民营企业来往，担心存在风险。

五是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如部分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腐败等违法行为。

就是上述这5个问题，在这次31 条里全部列出来了。关键在于《意见》怎么落地。如果解决好了，企业家的信心自然就恢复了。就如何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从国务院到各部委，都在高频次地与民营企业家进行座谈，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声音，看看有哪些可以改进的，比如说，一旦出现民企债务违约的问题，民营企业到底需要负多大的责任，也得防范民企逃避债务，过去这些事情都出现过。类似于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当中，最好有一些案例，把这些案例的处理过程公之于众，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政策的温度。以市场准入为例，在一些过去民企进入比较困难的行业，让民营企业逐步地可以进来。一旦有案例呈现出来，市场就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澎湃新闻：有很多人认为，消费不足和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一个因素是2017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自此之后，中国进出口开始逐步受到影响，你怎么看？

祝宝良：中美贸易战对经济下行产生了的影响，导致出口减慢和一些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但从短期看，由于中国产业门类齐全，科技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中国产业链有很强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即使一些产业和出口转移到国外，短期内需要的设备、零部件等还需要从中国进口，这几年，中国出口增速保持了较高水平。今年以来，出口有所下降，但中国的总体出口仍好于周边一些国家。从中长期看，需要关注中美贸易、投资等变化对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稳增长需要改革，也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

澎湃新闻：当前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如辜朝明先生等建议降息或者加大财政政策，以扩大需求；但也有人士认为，短期内的刺激性政策会进一步带来结构性问题，比如增加地方债务风险，因此，当前亟需推进结构性改革，你怎么看？ 

祝宝良：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很久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到底处在哪里？你怎么去解决它？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结构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消费不足的问题，本质上是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这是结构性问题。

房地产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均居住面积和户均拥有的住房套数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原来的房地产融资体系、预售制销售模式等需要改变，土地财政问题、人口政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化发展战略等都与房地产发展息息相关。 

此外，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会带来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互溢。债务抑制了政府投资的积极性。一些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参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也是个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财政货币政策肯定不行。 

但需求不足也确实有周期性问题，还需要用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把需求托起来。这两种策略有的时候没什么可争论的，我们把它叫综合施策。

具体到周期性问题怎么解决，又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用货币政策，推动货币宽松。现在物价CPI指数很低，实际利率却很高，企业融资也困难，有些民营企业想融资也融不到，这时候降息可能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具体有多大作用，还需要再观察。因为，现在需求不足是消费的问题。宏观政策告诉我们，消费与货币政策没有直接关系。银行降息了，低收入者和依靠利息收入的人反而会增加储蓄。高收入尤其是对未来预期乐观的群体可能会减少储蓄、甚至借贷消费。所以就消费而言，利率的变动与否对它作用不明显。

利率下降，部分居民会把活期存款变成定期存款。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下降减慢，对金融机构不利。 

第二种看法就是使用财政政策。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务很高，是否还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每个地方的情况可能也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央扩大财政支出，加大中央财政赤字，其实，这几年中央也在这样做，当然力度可以再加大，但是中央加大财政支出，到了地方有多少效果，现在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要综合施策，改革也得改，财政也得宽松，货币政策也得放松。   

澎湃新闻：如果从救房地产的角度，后面房贷利率会不会往下降？

祝宝良：应该适当降低房贷利率，这对房地产的销售肯定有促进作用。当前，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和预期十分重要，也非常迫切，从需求端入手，稳定房地产还有很多工具可用，降低房贷利率，允许老百姓提前还贷都应该支持。从供给端，要继续支持保交楼，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收购住房用于长租房、保障性住房，国有房地产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应积极参与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国家也应该研究设立住宅金融机构支持收购住房、房地产兼并重组。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广义货币供给（ M2）增速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CPI增速则较低，（2023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3%），市场上不少人士都在讨论，当前这么多货币的供应量都去哪里了？

祝宝良：每一次经济下行的时候，包括美国欧洲都在讨论，央行放出来的天量货币都流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并没有显著起色。研究货币的人都知道，货币有两个基本概念，一个叫货币流通速度，一个叫基础货币投放乘数，这是两个概念。

即：当央行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来影响货币供给时，实际的货币供给和货币数量会因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存款活动而产生比基础货币投放更大的增长。这是因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贷款来创造更多的存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乘数来表示。

还有一个就是货币到了市场以后，货币在银行系统里转圈。因为无论居民、家庭、还有企业对未来信心不足，可能消费的意愿不大，更愿意手上持有现金，或者把钱存在银行，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现在央行发行的新增人民币，大多数都由地方政府、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等主体拿去偿还自身债务了，你赞同吗？ 

祝宝良：算大账，比如说，今年社融新增大概在30万亿。新增的这笔资金，给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大家问这些钱怎么花的？政府融资的一部分政府会去还债，没有形成实物工作量。企业融资后，部分企业也没有投资，有的企业拿到钱有可能先发工资了，发了工资老百姓消费不多，首先去还房贷了，他这个钱又回到银行体系去了，也没有形成更多实物消费。我们大体可以算出来，政府还了多少，企业还了多少，居民还了多少。债的总量大家都知道，你一算就算出来了，社会融资总量在360万亿，按4%的利率算，仅利息就得还15万亿。

另外，有的企业能借到的钱，但大部分民营房地产企业借钱不易，房地产企业上下产业链企业就很困难，房地产产业链长，产业链上企业之间拖欠的货款就比较多，导致了货币转不动了。企业三角债现在看比较严重，包括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今年1-6月份应收账款又增了百分之十几。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降利息。把利息负担降下来，大家还款少一点。第二是三角债要清理。 

地方债务问题避免出现软预算约束

澎湃新闻：化解地方债务，当前有很多讨论，你个人对化解地方债务的路径有什么看法？

祝宝良：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目前，关于化解地方债务方案的讨论有很多。我看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要先审计，把债务审计一遍，确定债务总量和结构。地方隐性债务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该做的项目，让平台去做了，这些项目没有什么现金流，比如公共服务、道路、桥梁、涵洞等基础设施，这类项目形成的债务就该政府承担；还有一种债务是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公共服务项目，但一些项目的现金流可能覆盖不了项目成本。现金流覆盖不了，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项目本身收益可能永远覆盖不了成本，需要政府购买服务，如PPP（政府企业合作）项目；还有一类项目是短期收益低成本高，但中长期收益可以覆盖成本，由于融资期限错配，导致项目运转出现困难。

二是成立公益性投资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运营、维护。把平台承担的政府项目剥离出来，由公益性投资公司承接。这些项目形成的债务，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无力偿还，需要中央政府出手支持，中央、地方、金融机构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地方政府应把一些国有资产变现，来还债，中央政府适当兜底。

三是平台公司转变为市场化经营公司，经营有现金流的项目。政府对一些项目可以采取PPP方式购买服务。用好各种金融工具，如可以发行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融资，也可发行长期建设债券，把一些项目债期限拖长等。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要强化预算约束。198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就在研究如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也在不断强化软预算约束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换言之，只要不能遏制住增量债务，化解再多的债务，其实意义也不是那么大，还会不断积累。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划分好中央、省、市县的财权事权，适度加大中央的负债，坚决遏制地方的增量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