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尹文汉：“文脉之作”必有其精神方能为山水留名

政邦茶座>>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各种现象，有些具体，有些抽象。有时会对具体的事物津津乐道，有时不妨静下来，谈谈那些抽象的问题。比如，何为文化，何为地方文化，何为文脉？——这些问题貌似抽象，其实隐藏在很多具体的日常现象背后。如何对这些抽象化的问题进行思考，重要且必要，但并非易事。

尹文汉教授，长期致力于思想与文化研究，博览群书，又身体力行。上次应邀参加政邦茶座，我们聊了聊名山，名士，名城。此次，我们想借着这些话题继续谈，谈谈地方文化，谈谈文脉。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尹文汉 池州学院教授，九华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九华云影共徘徊：虹庐宗教文化论集》、《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参与编著《皖江文化十讲》，组织策划点校《九华山志》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我最近和著名学者王立新先生交流时，他有个“好奇”，就这本书（《九华云影共徘徊：虹庐宗教文化论集》）的出版，请你谈谈研究地方文化的经历？

尹文汉：我在二十多年的地方文化研究过程中，从没认真想过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东西，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率性而为的。现在回头一想，还真有些“奇怪”。黄夏年先生在为我的新书《九华云影共徘徊：虹庐宗教文化研究论集》的序言里一开头便写道：“尹文汉教授是我认识多年的老友，身为湖南长沙人的他，却一直在为研究皖江文化与九华山文化尽心尽力，从大学毕业后就将整个生命交给了安徽的山水文化，这种奉献精神令我十分敬佩，而且感动。”确实，一个外省人却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地方文化，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使我想起了赵州禅师，他到池州南泉禅院拜见普愿禅师，禅宗灯录里称他“一见南泉，便无他往”，就这样安安心心地留下来了。

高明勇：为什么会用心去做这些事情？

尹文汉：现在回头来思考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找出几个理由：

一是老师的言传身教。读大学时，王立新教授从东北南下湘潭大学，一头扎进湖湘学派的研究中，带着我们翻山越岭，进行思想考古，将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我来池州的第二年，便开始着手南泉禅师的研究，也是翻山越岭，公交车、拖拉机、摩托车轮番转乘，最后步行，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披荆斩棘，找到南泉禅师的塔基。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我想我不会去做这样的实地考察，也不会如此钟情地方文化。搞地方文化研究，实地考察调查，不仅要自掏腰包，还很辛苦。但也正是通过实地考察，熟悉了，反而会增加研究的兴趣。

二是本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东西研究，也值得研究，而过去研究的人和研究成果相对不多，很有研究的必要。我个人关注的佛教方面，就有丰富的内容。例如皖江的禅宗，禅宗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这里弘法，而居士佛教方面，近代以来就有杨仁山和赵朴初这两位影响极大的人物，还有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在这里传播有千多年的历史。

三是机缘问题。例如因为我研究本地的佛教文化，学校批准了我们申报的九华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这是我校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也是目前我校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机构。还如我研究南泉禅师，顺带把南泉禅院的历史梳理出来了，我们成功举办了两届中韩南泉禅学研讨会，南泉禅寺也获批准，恢复重建，现在已初具规模。一个学者做研究，如果能适时地得到相关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能得到相关方面的响应而有所作用，对学者来说，这是莫大的快乐，也更能坚定信心。当然，个人的情怀、志趣、意愿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机缘，选择是不一样的。

高明勇：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尹文汉：研究地方文化，对学者而言，就是占有地利，方便占有一手资料，也能身临其境，获得切身的感受，这对人文研究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不喜欢那些纯粹从理论到理论的东西。天时不是学者能控制的，地利我们可以选择，人和我们可以追求。如果在占有地利的基础上，还能够得到人和，这样的学术研究便是一种幸福了。

高明勇：就您的研究来看，对皖江文化与整体中国文化关系有什么看法？

尹文汉：2019年，我参与编著出版了一部概述皖江文化的书《皖江文化十讲》，作为《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的一部，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分为十讲，涉及冶铸、商贸、圩田、移民、宗教、戏曲、诗词、书画、山水人文等众多领域。八百里皖江，横贯安徽，流经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合肥、马鞍山、宣城、滁州8市。皖江文化，我们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的，指的是皖江8市的区域文化，是一种多质性的文化复合体。

谈皖江文化与整体中华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社会学来看，是区域亚文化与整体中华主流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皖江文化是整体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文化支流与文化主流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大流是由众多地方文化支流汇合而成的。地方文化支流有时只是中华文化大流中弱小而次要的一部分，有时会成为中华文化大流中强大而核心的部分。

深入到具体内容而言，皖江文化可圈可点的亮点很多，对中华文化贡献也很大。例如我所熟悉的宗教方面，如果没有禅宗二祖、三祖和四祖在皖江地区的传法，就不会产生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如果没有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和当代的赵朴初，今天中国的佛教将会是另一个面貌，这里还有九华山，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戏剧方面，这里产生了黄梅戏、青阳腔，徽班进京，产生了中华国粹京剧。文学方面，这里产生了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清代又有桐城派，皖江作为重要的航道，古代诗人经过皖江地区，留下的精美诗篇灿若星晨，仅李白一人在这里写下的诗作不下百首。学术思想方面，明代以来如方以智、梅文鼎、陈独秀、朱光潜、宗白华、余英时，都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杰出的代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皖江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曾引领中华文化，进入中华文化的主流。

高明勇：近些年地方文化研究确实越来越热，比如“浙学”、“徽学”等，以地方命名文化或学术，如何看待？

尹文汉：地方文化研究热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反映了地方文化研究的自觉，并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地方文化，以地方命名文化或学术，总体来说有三种情况：一是偏重“地方”，这种地方文化其实就是地域文化，是一种多质性的文化复合体，如我们讲的皖江文化；一种偏重“文化”，这种地方文化是历史形成的，确实有文化渊源和学术的内在相关性，例如陕西搞“关学”、湖南搞“湘学”；还有一种也是偏重“地方”，是一种地域性文化，但确实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内涵，它自成一个文化体系，最突出的是“藏学”。

高明勇：地方文化热有时也带来地方文化之争。

尹文汉：是的，地方文化研究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文化与经济挂上钩之后，文化之争变成了利益之争，诸如名人故里或坟墓之争、名地之争等等，有时闹得有点过激。例如池州和山西汾阳就“杏花村”商标，打官司十多年，都在抢“杏花村”的商标，都在说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最后根据史实和现实，达成和解，酒在山西，村在池州。这算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我们希望地方文化的研究成为地方文脉传承的助力，弘扬优秀地方文化，不要被资本裹胁，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而丧失学术性和基本正义。

高明勇：您认为山水和人文之间有何关系？

尹文汉：《周易·贲卦》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自然规律，人文是社会规律和人间教化。按《周易》的说法，从山水这种自然环境中只能得到“天文”，而不是“人文”。但在历史长河中，山水与人文却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成全。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人们主要居住在农村，生活在山水之间，山水也成为他们创造文化、创造历史的依存空间。圣人教化，随处指点，也离不开山水，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即以山之厚重不变、生长万物以喻仁，以水之清澈明亮、流动变化而喻智。古人以天、地、人为三才，天太遥远，不可捉摸，地就是人们生活其中的山山水水，不可须臾离，也须臾不曾离。人与山水的关系，天然亲密。文人士大夫大多酷爱山水，悠游其间，咏吟其间，借山水咏志抒怀，留下佳作无数。山水激发了文人们的人文情怀，也成就了无数文人。

我们今天讲文脉，讲人文精神，常常要去文人墨客们在名山胜水间留下的作品中去寻找。一个文人在某处留下一首佳作，便会引来无数后继者呼应。我们能从这些隔代相继者的作品中感受到文脉的搏动，感受以人文情怀的历史共振。当然，山水成就了文人，文人也成就了山水。没有文人吟咏过的山水，历史上大多默默无闻。山水哪怕并无特色，“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但经过名士吟咏，寄托情怀，便能闻名。山水与文人之间之所以能相互成就，离不开文人的作品及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名作必有其精神，有名作方能成就名山胜水，方能成就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