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村夫”才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不缺少知识分子的身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汉时期的文化与制度一统、经学兴起以及文官制度建立，隋朝开始延续至清末的科举制度和文官体系运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及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知识分子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空间的分布层面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乡野派和官方派，而在两派知识分子当中，官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独树一帜，尤其是在舆论（包括传世的史册）之中，在中国历史中似乎存在一个共识，对于乡野派知识分子的作用基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和立场。而在历史上，官方知识分子挟庙堂之威，也不乏打压乡野派知识分子的例子。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追求通过仕途来实现“致君尧舜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说白了，就是各个都是“官迷”，再不济事，也要谋个“师爷”来干干，而能做“帝王师”，则是传统知识分子普遍的追求和理想。不过从知识分子的整体来看，庙堂上的知识分子往往随着权力和政治变化而沉浮，也并非都能发挥显著作用。在上个世纪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造成了严重打击。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几乎不曾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甚至在下降（人文科学领域要比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不是只有皇权、城市和庙堂，还有更为广泛的民间、乡村和江湖，从更广的维度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在庙堂之上辅助皇权和统治者，也不只存在于太学、国子监和现代大学担任精英教育者，他们还以更大的规模存在于广大的乡村社会，对中国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产生了现实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在另一类乡野派的知识分子影响下，展现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轨迹和独特内涵，作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力量，支撑着社会发展。

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曾有一批知识分子志不在当官，志不在成为所谓的“大学者”，而在于教化平民。他们以乡村建设为己任，以清晰而坚定的家国意识、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历史使命感、以切实简易粗朴直接的平民风格和学术风范，深入民间，广施化育，对中国的传统乡村治理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明中晚期逐渐壮大的泰州学派堪称典型代表。

中国的传统乡村组织体系是非常独特的，而维系者主要就是乡野派知识分子。他们具体通过族谱、祠堂、义庄、义田、社仓、乡约、义学等方式来加强治理，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加强乡村的教化和道德伦理约束，使中国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基层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提高了大面积乡村的社会黏合度和凝聚力。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们，就广泛参与了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把儒家的传统思想精髓渗透到具体的乡村治理机制中，对乡土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泰州学派知识分子的乡村讲学实践，对于民国时期的梁漱溟等人的影响非常大。民国时期，内生性的传统乡村治理坍塌了，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乡村建设实践。他们搞乡村建设，目标是从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挽救凋敝的乡村。不过，他们的个人努力难以扭转时局，不能挽救民国时期乡村逐渐凋敝的现实。

那么，中国的乡野派知识分子与官方派知识分子究竟哪个才算真正的主体和主流呢？真正的答案可能出乎社会大众的意料，安邦咨询的追踪研究表明，乡野派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主流和主体。

以明朝为例，乡试、会试的竞争激烈，远远超过现今的高考。明朝秀才中举的比例多为30：1，中举率约为3.3%，也就是说有高达96.7%的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在野状态。而举人中进士的比例，多为20：1，录取率约为5%，在野的知识分子也有95%。既然乡野派知识分子是主体，为什么舆论、史册及名望却由官方派知识分子基本独占？

最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特权。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秀才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每年有廪膳支取，勉强供家庭生计，还可免除徭役。在社会地位上，秀才是读书识礼之人，受到普遍尊敬。小民不可以与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在明朝，即使是宰相，也不敢坐受秀才一揖，更不敢以便服见秀才。秀才见上官，俱用名揭，长揖而已。秀才与知县交际，用治下门生名贴，称老师为尊，分宾抗礼。更遑论史册均由官方派知识分子所掌控，一支笔写天下，乡野派知识分子虽然做的都是实事，但除了“野史”地位之外，也基本无可奈何。

左宗棠与曾国藩实际也是清代乡野派知识分子的一例，左宗棠直到晚期还在因为没有得到进士这一官方派知识分子地位而耿耿于怀，也在现实中遭遇到官方派知识分子的打击，最后御赐“同进士出身”，了结此事。曾国藩的情况稍微比左宗棠好了一点，但也仅仅是“同进士”。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派之争，自古皆然，关键在于当今的现实意义尤显重要。中国的乡野治理现在已然是个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政治动员能力，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现了两千年以来未实现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国最基层的农民，使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空前觉醒。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认为，国家动员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也瓦解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固有的乡土社会治理机制，这也导致在1978年之后，当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减弱、国家制度渗透程度降低之后，农村又出现了大量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面临着“双重消解”：一方面内生性的、乡土社会治理体系没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赖国家动员能力的乡村治理也没有了。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进程的来临和快速膨胀，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更加陷入被动局面。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希望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际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有多重目标，一是希望解决“不完全城市化”（如户籍限制）带来的种种问题，缩小城乡差别；二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扎稳中国政治稳定的农村盘；三是通过农村建设和全面发展，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空间。

面对乡村治理体系瓦解和乡村凋敝，乡村振兴面临着从政策到手段、从人才到资源、从技术到金融各方面的缺失，其中的关键则是人的缺失。安邦咨询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一个特殊群体对于乡村发展、稳定和繁荣起到了独特作用，这个群体依然是中国的乡野派知识分子。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三营镇有一个自然村叫郑家庄，全村共125户525人，居然住着汉、藏、白、傣、纳西、傈僳、彝7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郑家庄经济收入主要以中草药材营销和生猪、乳牛养殖及烤烟、水稻、蚕豆、大麦等农作物种植为主。这里的村民忙时为农、闲时为商，宗教信仰各异、民族习俗不同，却能和睦共处，和谐发展。现在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口稳定、乡村社会稳定、2015年，郑家庄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郑家庄的发展与该村村支书何国祥的带领有很大关系。何国祥是藏族人，懂得藏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开始从事中草药材营销，率先致富。此后，作为党支部书记的他，秉持“一个人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富”的理念，帮助乡亲们尽快掌握中草药材的营销知识，在他的带动下，营销队伍逐渐壮大，一部分村民逐渐实现富裕。同时，他积极参与村事组织，在其带动下，全村实行新型农村垃圾管理模式，群众缴费率和垃圾及时处理率均达到100%。

在国内对郑家庄的许多报道中，都将村支书何国祥归类为有办法的“基层能人”。不过，“能人”远不能解释何国祥的角色和作用，实际上，何国祥是有能力的乡野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一员，何国祥有知识——藏药知识、营销知识、对乡村治理与管理的思考能力。郑家庄的例子显示，作为乡村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的知识能充分应用于乡村发展，往往比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的嵌入式干预和管理更有效。更重要的是，乡村知识分子不只是推动发展了乡村经济，而且改善了乡村治理，稳定了乡村社会，保留了乡村形态，最终促进了乡村社会向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不正是乡村振兴战略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吗？

所以，现在的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庙堂之上，不应该仅仅存在于网络的清谈之辈，要充分认识乡野派知识分子的力量，他们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即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子，在大多数时候他也仅仅是个奔波于四野的乡野派知识分子。从对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唯有面向乡村的知识分子往往才会对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的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现实作用。因此发挥乡村知识分子的作用、培养乡村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