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辞世，带走了“说书先生”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辞世，不啻宣告了从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最近的“说书人”时代正在走向结束。“说书先生”，作为一个极富时代特征的名词，或许即将走完自己的历史。

繁盛家族

在中国的诸多曲艺品种之中，评书其实是一个繁盛的大家族。所谓“评书”，“按，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的“平话”。 明代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描写明末清初说书人柳敬亭（今江苏泰州人）说武松打虎的情景：“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他也经常在书场说书。他在扬州街头贴出几张小小海报：“柳麻子又来说书”，听众竟至趋之若鹜，能够连说数十日依旧满座。柳敬亭以其高深、精湛的技艺圈粉无数，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在评书发展史上的“祖师爷”地位。20世纪上半叶的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在遗著《江湖丛谈》里说，评书的南北两支派，皆为柳敬亭所传流。

柳敬亭之后，清朝初期形成了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与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这两大系统。《生涯百咏》卷三“说书”条记载，“一声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清代书场之热闹于此可见一斑。

在长江下游一带，成书于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载：“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云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蛇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至于苏州评话则始终与苏州弹词并行发展，合称“苏州评弹”。其中的“评话”以说演历代兴亡战争故事为主，篇幅较长，俗称“大书”，弹词以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篇幅较短，俗称“小书”。传说清代后期的评话艺人陈汉章在苏州玄妙观附近书场说《三国》中的博望坡时，其掌号，击鼓，马蹄声，马嘶叫声，都很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吴侬软语之中却有雷霆万钧之力，此时恰有江苏巡抚（清代苏州为江苏省会）坐轿经过书场附近，竟然受惊跌倒。

与此同时，“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三臣系何良臣、郑光臣、安良臣。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三臣系王鸿兴之徒”。相传王鸿兴是柳敬亭的弟子，王鸿兴原来以说大鼓书为业，后经过柳敬亭的点拨，技艺大进，于是拜柳敬亭为师。王鸿兴在北京收了三个徒弟，安良臣、何良臣、邓光臣。王鸿兴去世后便由三个弟子立门户传授弟子，直至后世。到清末民初时期，京城中的评书界已然名家荟萃，书目繁多。当时，北京的天桥是曲艺创作与演出都很活跃的地方。这一时期公推的书坛领袖当属“评书大王”双厚坪和“潘记书铺”潘诚立。此外，擅长说《施公案》的老前辈群福庆，嗓子天赋好，字正腔圆，尤其以表演书胆黄天霸闻名遐迩，显出深厚的功力，江湖人称“活黄天霸”。以说《水浒传》誉满京城的徐坪玉，则因为他刻画武松这英雄人物生动形象，在业内赢得了“活武松”的美名。

再扩大地域来说，在北方，除京津一带称作“评书”外，东北也有“评词”的叫法；到了南方，江浙和福建一带叫作“评话”，而湖北、四川等地则仍称为“评书”。之所以有“评书”与“评话”的区别，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直承元明以来的“平话”的表演传统；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主要是蜕化于鼓书“说唱”，或说由书目到表演，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均受鼓书影响较深的缘故。由此究其本质，“评书”和“评话”实无分别。

广播盛世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晚期农耕社会，评书艺人与他们的作品一样，在社会评价上近乎两极。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中，说书人历来是“人家看不起的”，据说“连家谱都不能上”。在知识精英眼中，说书人“思想之卑陋，文词之恶劣，令人脑晕心呕，只合酒肆茶寮，裸裎高踞，酒一杯，茶半壶，信口开河”，是所谓“吃空心饭的江湖朋友”。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文盲率超过九成的乡村地区，说书人却以其博闻强识，堪比传道授业的师者。女作家菡子（1921-2003年）早年在溧阳（今属江苏常州）乡下时，经常听“一个正派而有学问的老先生”讲《水浒》和《三国》。数十年后回忆起民国年间的那段经历时，她仍然非常激动：“他清癯的脸，两眼虽不左顾右盼，但可以感到它们光芒四射。我有时把他看作前清秀才，听了《三国》，又把他比作活着的诸葛亮”。如此一来，在来到乡村献艺的各种艺人中，“唱戏的不叫先生，只有说书的才配叫先生”，所以也就有了“说书先生”这样的称谓。

最初，地位卑下的“说书先生”们采用的是“撂地”的形式露天演出，后来才得以逐渐进入茶馆、书馆表演。近代的高科技——广播——的诞生则真正使得当代的评书进入了全盛时期。1937 年11月3日，北平电台首次实验推出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播讲的《东汉演义》，社会反响强烈，一时引得“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1950年6月25日，扬州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文艺节目中设置《评书》专栏，邀请扬州评话艺人供给故事材料，现场做直播表演。到了1979年9月，辽宁省鞍山电台播出了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相继被全国17个省的63家省、市电台播放，形成“万人空巷听兰芳”的热潮，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评书热”。

与刘兰芳并称“北方评书四大家”的还有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以播讲《三国演义》、《烈火金钢》、《封神演义》等长篇评书征服了全国听众。单田芳播讲的《童林传》、《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长篇评书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首开中国电视评书之先河，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此后，他陆续推出的《小八义》、《水浒传》、《施公案》等多部作品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播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有线广播农村大喇叭的定点播放，尤其后来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给了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那时一大群人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谈论。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播出量甚至近乎达到40%-50%。其中，天津电台在原来《评书连播》的基础上，于1982年9月开办“中长书连续播讲”，扬州电台于1984年开办《广播书场》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1988年7月开办了《长篇评书》节目。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每日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评书”，就如同当下人们“追剧”一般，其中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

急转直下

这样的快乐可能只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进入21世纪之后，评书（评话）已显颓势，南北两支最终却是殊途同归。苏州评弹虽然极早就选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许多场合被当作一种“文化名片”使用（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就选用了苏州评弹“茉莉花”）；但在此类表演中，琵琶弹唱的“弹词”几成“评弹”代称，苏州评话（尤其是“大书”）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北方评书，随着各类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广告的介入，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此，连丽如（连阔如之女）认为，广播、电视等新兴传媒的介入，极大地增强了评书的传播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害”了评书这门艺术。单田芳进一步指出，这与评书的形式和特点有关：“一个人、一张嘴，没有别的东西，形式非常单调。不像明星在台上唱一首歌，需要有灯光、服装、伴舞，看起来那么热闹。”除此之外，一部长篇评书一般都在一百回以上，而且部分评书甚至会有三四百回之多，以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为例，它的总回目达到了400回之多，一回按25分钟计算，共需要花费10000分钟，也就是大约166个小时。不言而喻，对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年轻人而言，听完一部完整的评书可能变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奢侈。2016年时，为吸引“二次元”时代的年轻观众，王玥波曾经尝试播讲《火影忍者》评书，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有观众吐槽，长达一刻钟的时间，却只说了漫画版《火影忍者》开篇不到3分钟的内容，“说得这么慢，哪年才能完？”

如此看来，媒体之于评书，似乎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广播的普及成就了评书的辉煌，电视与网络的兴起则令评书的境遇急转直下。只是，评书在新的媒体时代的转型的失败，真的就是一种必然么？

恐怕，未必。

东邻日本的“NHK（日本放送协会）”一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于每天早晨播送连续广播小说。最初是由播音员来朗读小说，后来演变为广播剧，再后来，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这一传统节目改头换面转变成了今日的“NHK 连续电视小说”（“晨间剧”）。在每天早晨（8点）播出的“晨间剧”有着单集时间短、播出周期长的特点，如今一般是以每集15分钟、一周6集的形式，持续播出半年（约26周，156集左右），其播放时长与周期都显得很接近中国的长篇评书。早期的晨间剧有点像真人广播剧，台词较少，主要由旁白来推进剧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晨间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这一从广播剧而来的旁白传统却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正是以现代媒介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说书先生”的角色。电视剧编剧这种“且听下回分解”的高妙之处，就是在每集打一个结，始终抓着观众，这其实也是说书人烂熟于心的技艺。

遗憾的是，中国的评书从未完成这样的转型——流行一时的“电视评书”无非是将表演舞台从书场搬到了荧幕上而已。人们始终无法将“说书先生”与电视剧的“编剧”抑或“旁白”角色联系在一起。尽管田连元先生仍旧坚信“只要人类还说话，评书艺术就不会衰亡”，“说书先生”这一行当的消逝，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