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30年前“三方两国”的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十年，我因机缘巧合，参与主持厦门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台湾地区“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项目。1989年11月至1992年，我陆续在闽西龙岩地区（今龙岩市）龙岩市（原龙岩县，今龙岩市新罗区。如无特别说明，书中提及的作为调查地的龙岩皆指此处）三个村开展田野调查。1994年后，我又参加该项目的延伸计划“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项目，在闽西龙岩地区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开展田野调查。

这两波“三方两国”合作的五年福建农村社会文化田野调查，到其成果《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共四册出齐，前后延续了十年。这项调查研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中国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前奏。可惜由于当年台湾海峡两岸的情势所限，在中国大陆没有做公开的报道，人们所知甚少，后来受两岸关系变化的影响，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发展成稳定的交流模式和成功的合作范例，特别是福建各田野调查点的专题研究报告没有如期编写完成和出版，以致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发挥过的桥梁作用，反而随着时过境迁渐渐地被淡忘了。

奉献给大家的这本小书（《福佬与客家之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就是我根据20世纪90年代在龙岩地区龙岩市农村田野调查所得文献与口头资料写的研究报告，1998年1月提交打印时取名为《福佬与客家之间》。这是因为我所调查的地点在地理上处于闽西山地与闽南平原的交界地带，闽西通行客家话，闽南通行闽南话，广义的闽南话又称河洛话，福佬即河洛。福佬与客家之间，意指闽南话与客家话两大方言区之间。龙岩话受闽南话和客家话影响又自成一体，大多数学者认为属闽南语系的分支，但不仅客家人听不懂，连闽南人也听不懂，所以有个别学者把龙岩话列为福建六大方言之一。福佬与客家之间，又指龙岩的行政区划。龙岩自设县以来，历史上地方社会行政管理权曾在客家人为主体的汀州府与闽南人为主体的漳州府之间转换流移，清代才脱离漳州府独立为州，民国时期又恢复为县，成为闽西首府。

我调查的三个村，两个是城市郊区操龙岩话的村落，一个是边缘山区讲客家话的村落。这样的选择，并没有预设什么民间社会文化的典型意义，也无意成为龙岩乡村传统社会文化研究的范本，甚至也不能代表龙岩乡村传统社会文化的主流。不过1996年以来，这里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龙岩地区改制为龙岩市，县级龙岩市改制为新罗区，龙岩市区随之西扩，我所调查的两个郊区村落所在的乡镇被拆迁改造为市区的街道，村容乡貌已无迹可寻，这份田野调查报告也就成了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献，有了保存的价值。这好比鉴赏家的陈列柜中的收藏品，“即使不是等质或成比例的，借由样品我们仍能观察到某项事物的种种特色”。

为使读者了解本书的写作背景和使用的理论方法，我撰写了这篇前言，利用自己保存的原始文件和日记、笔记，参考有关的新闻报道，厘清“三方两国”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来龙去脉，还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又在调查报告之后，将当年三方开展这一合作研究项目的协议文书、调查问卷文本以及调查报告编写大纲作为附录。为便于读者对田野调查的场景有感性的认识，我还从当时所拍摄的照片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照片作为插图。

一、合作研究的缘起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根据中国科协与美中关系委员会互换学者的协议，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联合东亚语言和地区中心提名，邀请中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于1979年10月赴美讲学三个月。傅先生成为中美建交后中国正式派出的首批赴美讲学的10名科学家之一。1979年6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魏克曼（即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率领美国明史访问团来华，希望和傅先生见面。我陪同傅先生到北京，6月8日到国际俱乐部，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美国明史代表团的学术交流会。这年10月底傅先生访美，地处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便是第一站。1980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协议，双方精心策划和组织，于10月下旬在北京成功举办了“自宋至一九〇〇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研讨会，著名人类学家、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是美方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张富美都是正式代表，在会上作为对方论文的评论人正面交锋，互相切磋，这是我与斯坦福大学学者结缘的开始。

1985年9月至1986年9月，受斯坦福大学邀请，我和内子翁丽芳到该校做了一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客座研究（图1）。我的研究室在胡佛研究所二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丁爱博（Albert E.Dien）教授。学习和学术交流的中心则在楼下的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安排有我的专座。该馆收藏的东亚图书分置于地下7层书库。档案馆则在毗邻的胡佛塔内。图书馆馆长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家，1976年以美国亚洲学会中国台湾史研究小组召集人的身份，委托王世庆、张伟仁等在台湾搜集契约文书和其他古文书，获5600余件，编辑影印《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10辑120册，分藏胡佛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各一部。我可能是舍得花几个月时间从头到尾读过此书的第一人。那时候，这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学人访问美国的必到之地，因此我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往来，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

图1：1985年9月，杨国桢、翁丽芳在斯坦福大学做客座研究。

我接待过的到访学者有香港新亚书院的全汉昇、南京大学的蔡少卿、东京大学的滨下武志等人，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来自台湾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由于都讲闽南话，很快消除隔阂，和我们交往过从，对彼此的学术关切有了较多的理解。1986年，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庄英章来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我们在搜集研究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资料方面有共同的学术爱好与研究志趣，常常相互切磋，建立了私人友谊。由于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色是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地名等）证史，与人类学的旨趣相通，我与美国人类学家有了交流互动，施坚雅教授邀请我们夫妇到家中做客，出席他的家宴（图2、图3）；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邀请我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演讲座谈（图4），我则为他和杜磊（Dru C.Gladney）先生访问厦门大学及赴泉州少数民族乡镇田野考察穿针引线。这就为跨越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积累了可贵的信任基础。

图2：1986年6月14日晚，出席施坚雅家宴。施坚雅为杨国桢斟酒。

图3：翁丽芳与施坚雅夫人曼素恩（左）及其女儿艾丽斯合影。

图4：1986年5月29—30日，杨国桢、翁丽芳访问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1988年初，美国的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公开接受美国各大学的申请，拨款资助中国研究，尤以美国学者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学者的三方合作项目为优先。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上享有盛誉的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武雅士（Arthur P.Wolf）觉得机会难得，决定申请在福建和台湾进行人类学比较研究项目。武雅士长期在台湾做田野研究，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从1965年开始转移其部分研究重心于“汉人社会文化”研究，双方多有合作，而厦门大学先后有傅衣凌教授与我赴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三方有联合研究的基本条件。武雅士于是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张富美居中引线，促成三方的合作，嘱我邀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和人类学系学者参加。1980年7月厦门大学从历史、经济等系抽调教师组建成立台湾研究所，1984年2月和9月又从历史系分出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同过事，沟通不存在什么问题。

我接到来信后，即与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孔立教授、人类学系原主任陈国强教授相商，他们表示愿意参加部分研究。于是由我向校外事办公室和主管的副校长王洛林教授请示，征得同意后与武雅士教授商议研究计划的细节。根据武雅士教授的提议，经过三方书信交换意见，最后达成如下共识：

主要参加人员。1.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武雅士教授（美方主持人），胡佛研究所张富美研究员（女）；中密歇根大学（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葛希芝教授（Hill Gates，女）；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宋玛丽教授（Margaret M.Y.Sung，女）——后来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严棉，夫君姓宋；日本中部大学王崧兴教授（特邀）——王崧兴教授只来过一次，我在白城寓所和他有过愉快的长谈，他对台湾龟山岛的田野调查令我神往，但后来福建的田野调查他都没有参加，1995年英年早逝。2.福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国桢教授（闽方主持人）、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孔立教授等；3.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台方主持人）、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亦园教授等。

研究方法和目的：1.运用人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资料调查和田野调查，抢救福建省和台湾省民间社会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比较两省民间风俗习惯的异同，研究福建风俗习惯移植台湾后的变化，并对两省民间文化的差异提出科学的解释。2.通过合作研究，促进美国学者、台湾海峡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研究工作计划：确定在福建设12个田野调查点，在台湾设10个田野调查点，每个点3个村，用3年时间，对每个村60岁以上男女各50人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传统农村（福建1950年以前，台湾1945年以前）的地方社会和风俗习惯。福建方面，厦大历史研究所承担6个点，人类学系4个，台湾研究所2个。再由各单位确定参与人员和调查地点名单。

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到福建或台湾合作研究不成问题，而福建与台湾之间不能直接往来，两岸学者如何合作研究是大问题。所以设想3年内每年在斯坦福大学举行一次三方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活动，间接地实现闽台学者的合作与交流。

1988年3月，我赴京出席第七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恰好武雅士教授参加斯坦福大学教师旅行团到北京，打算与我面谈。但我去找他时，却被告知他刚刚退房走了，失去当面沟通的机会。尔后用书面交换意见，难免费力费时。这年夏天，亨利·鲁斯基金会宣布：斯坦福大学获得最高额的资助金，在竞争激烈的十多项申请计划中脱颖而出。基金会的款项于1988年秋如期拨下，武雅士急于签署合作协议，但如何签署，三方却意见不一。有一种意见认为理应是一份协议三方共同签署，并建议三方代表在香港协商处理，但由于两岸窒碍难行，最后三方一致同意，改为由斯坦福大学分别与厦门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签订协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协议达成后不做公开报道。至于合作研究项目的名称，我后来才知道，斯坦福大学与厦门大学签订的协议称之为“福建与台湾两省风俗习惯的比较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签订的协议称之为“台湾与福建两地区民族志基本调查与比较研究”。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学科与民族学学科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不同表述，即从历史学本位的视角看调查的是“风俗习惯”，而从民族学本位的视角看调查的是“民族志资料”。后来在台湾公开举办研讨会时定名为“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在与斯坦福大学签订协议之前，我们按照规定，提请厦门大学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报。1988年12月21日，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批准。

1989年3月22日，我和武雅士在厦门大学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书。副校长王洛林和外事办公室主任高扬等到场见证。

二、福建田野研究的展开

合作协议签署后，我们开始分别到拟定调查的县市踩点，搜集文献资料，包括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文集、族谱、民间文书和土地、户口、民族、婚姻、宗教等方面的档案资料，为开展田野调查做准备。台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掌握了细腻的田野调查技巧，负责制定田野调查问卷，以便三方讨论后确认执行。

根据初步访查的情况，我们对条件不具备的调查点加以更换。如连城县改为上杭县，长汀县改为龙岩市。其他调查点也在村子的选择上做了一些调整。

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正如主持人武雅士和庄英章后来所说，并非基于社会学问卷调查的严谨分层和随机抽样，而是很大程度上基于田野研究点实际负责人的个人背景、关系等因素之考量。我选定龙岩地区龙岩市为田野调查点的理由，一是龙岩是我的故乡，我懂龙岩话，具有语言优势。二是我虽少小离家，但上大学以后多次到龙岩调查闽西人民革命史，和当地的党史办、方志办、地方文史研究者颇有交往，关系良好，他们必要时能够帮助我疏导下乡调查的管道。三是1967年红卫兵挑起武斗之后，我曾避难到龙岩，隐居在一个村子里当“逍遥派”，脱离学校，和草根村民打成一片，无意中做了一次长时段的“参与观察”。

这时，随着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大门打开，海峡两岸的关系有所缓和，台湾学者可以申请到大陆做文教交流了。因此合作协议中两岸学者到斯坦福大学间接交流的计划随之改变，决定三方在厦门大学商谈并启动福建田野调查。

1989年11月初，美国学者武雅士、葛希芝、张富美和台湾学者庄英章、潘英海等5人先后抵达厦门大学。9日，在南洋研究所三楼会议室讨论合作研究计划，厦大与会者有历史研究所的杨国桢、陈支平、林汀水、邱松庆、郑振满、曾玲、周翔鹤、郭润涛、张和平、苏鑫鸿、鲍一高、张崇旺、赖红梅，台湾研究所的陈孔立、陈在正、邓孔昭、陈小冲等，人类学系的陈国强、叶文程、蒋炳钊、吴绵吉、苏垂昌、唐杏煌、庄景辉、郭志超、石奕龙、吴孙权、曾少聪、范可等，还有一批人类学系学生旁听。

调查内容是传统农村的地方社会和风俗习惯，尤其以家族、婚姻与收养习俗为中心。关于调查的问题意识和指导思想，庄英章和武雅士后来指出：“我们提出三种可能的解释架构：一种是历史文化的假设，台湾的社区文化差异可能源自原居地的母文化，如漳州、泉州、客家等之差异，体现的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延续。另一种看法则注重汉人移民在垦拓过程中面临不同的物质、经济环境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这是一种环境适应的假设与解释，也与社会经济史有关。第三种可能性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土著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

10日，庄英章对田野调查的人类学问卷方法做了详细讲解（图5），参与者集中对台湾学者设计的三份问卷即主要报道人问卷、60岁以上男性问卷、60岁以上女性问卷展开讨论。

图5：1989年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福建田野调查工作研讨会，庄英章宣讲问卷。

非人类学科班出身的参加者，首先要接受一场人类学问卷方法的突击训练（图6）。通过学习，掌握这门基本技能，才能完成合格的田野调查。同时，这是一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对话。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优势在于问卷调查，历史学家田野调查的专长是地方公私藏的历史文献的搜集解读。如何理解、承认、吸收对方的长处，如何在实践中交流互补，是个棘手的问题。

图6：研讨会会场一角。左起：曾玲、杨国桢、陈在正、石奕龙、郑振满。

11日，美国学者、中国台湾学者一行在台湾研究所陈在正、邓孔昭等陪同下到漳州，拜访漳州师范学院，与教师做了一次学术座谈，交流组织学生以问卷调查方法搜集地方资料的体会，参观了漳州市图书馆。12—14日，到南靖县、平和县田野调查点考察。15—16日，庄英章、潘英海、张富美折往漳浦，与人类学系的蒋炳钊、吴绵吉会合，考察漳浦县田野调查点，参观了赵家堡。17日，返回厦门大学。18日，开会检讨成果。晚上，我假普照楼设家宴宴请庄英章、潘英海、张富美、葛希芝（图7）。

图7：11月18日，招待田野考察归来的学者。前排左起：翁丽芳、葛希芝、张富美、庄英章、杨国桢。后排为杨蔚、杨宇。潘英海摄。

20—25日，历史研究所的杨国桢、郑振满、曾玲，人类学系的叶文程、庄景辉、石奕龙，陪同武雅士、庄英章、潘英海到同安、泉州、安溪、惠安田野调查点考察（图8、图9、图10）。

图8：11月21日，在同安县田野地点考察时合影。前排左起：一庄景辉、二杨国桢、四潘英海、五叶文程。后排：一石奕龙、三郑振满、四曾玲。

图9：11月22日，考察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杨国桢与庄英章在仁寿塔上留影。

图10：11月24日，庄英章和武雅士在安溪清水岩考察留影。照片庄英章藏。

26日，我陪同庄英章到福州，会见福建省社科联林子东、王碧秀、吕良弼等（图11），并到福建省档案馆询问查阅历史档案的手续。

图11：11月26日，杨国桢与庄英章在福州会见林子东等。

在各田野调查点考察期间，三方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的试点，并根据实践经验对问卷做了改进。第一次合作研究取得圆满成功。

1990年上半年，福建12个田野调查组启动问卷调查。6月13—24日，我到龙岩西陂乡陈陂村做了2周的问卷调查（图12）。暑假时，我和丽芳回龙岩探亲，住挺秀酒店，又应校友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生邀请，走访客家祖地，搜集了客家的文史资料（图13）。

图12：1990年6月在陈陂村调查时留影。

图13：1990年6月到长汀访查客家史料。左为李文生。

8月初，美国学者武雅士、葛希芝、张富美、严棉与台湾学者庄英章、潘英海来闽，我带他们坐火车经漳平到龙岩，视察龙岩的田野调查点，然后他们分别到上杭、崇安、华安、惠安等地的田野调查点参观。送走他们后，我留下继续完成陈陂村的问卷调查。又到南阳坝与红坊镇政府联系，在镇民政所主任杨发先陪同下，到与永定县交界的联合村开展田野调查（图14）。

图14：1990年8月在联合村调查，与干部、村民合影。照片杨发先藏。

庄英章、潘英海、张富美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参观了档案局和田野调查点。然后转往福州市，参观福建师范大学、省博物馆和省档案馆。

9月，三方学者在厦门大学集合，讨论田野工作中的初期收获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实践，福建的田野调查点也做了局部变更，最终确定36个田野点，其中有5个客家村、1个回族村、1个畲族村、3个莆田方言村、3个闽北方言村、23个闽南村：

闽北区：

崇安县武夷乡樟树村、黄柏村、岚谷村

闽西区：

上杭县湖洋乡岩头村、临城乡城南村、古田镇古田村

龙岩市西陂乡陈陂村、大洋村和红坊镇联合村

莆仙区：

仙游县枫亭镇下房村、荷珠村、和平村

闽南区：

惠安县崇武镇大岞村、崇武城内潮洛村、螺城镇西北街

晋江县深沪镇南春村、陈棣镇岸兜村、沙崛村

安溪县湖头镇、城厢乡、长坑乡

同安县西柯乡后田村、阳翟村、吕厝村

平和县大溪乡壶嗣村、五寨乡埔坪村、坂仔乡心田村

南靖县和溪乡、书洋乡、奎洋乡

华安县华封镇下村、新墟乡、马坑乡

漳浦县绥安镇、赤岭乡、佛昙镇

为办好这次三方合作事宜，不善管理和交际的我尽心尽力，家人也全力以赴，仍难免顾此失彼，还是当了一回“赔本的老板”。我的诚意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严棉回美国后于10月29日来信说：“这次到福建做田野调查，真感谢您在各方面的协助和照顾，更谢谢杨夫人亲自下厨张罗大餐，使我和张富美教授大饱口福。在厦大最后一周，蒙令尊大人慨允做龙岩发言人，真是感激不尽。”

1991年2月上旬，我到龙岩西陂乡大洋村，开始第三个田野调查点的问卷调查。3月，武雅士将已完成的问卷送到台北民族学研究所，由研究助理在电脑上处理问卷中最重要的数据，制作各种表格。他和庄英章等讨论后，对如何编写田野调查报告提出一份暂定的大纲，作为指导性的文件。这份英文稿经我转发给12个田野调查点参加人员，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便5月他到厦门后一起讨论。大纲分为八章：一、历史背景；二、经济与生态；三、宗族与社区组织；四、婚姻与收养；五、家庭组织与性别；六、宗教与礼仪；七、亲属称谓与丧服；八、总结。他强调：“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根据三个田野点的异同来回答。这三个点有哪些相似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为什么会有不同？这些都是基于相关主题提出的问题，应该牢记在心。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中提供的数据来回答，但是有些问题可能需要额外的实地调查。因此，最好把提纲看作是一种评估我们的价值和我们仍然需要做什么的方法。我希望12本专著都能有章节来讨论诸如地方史、地方经济、婚姻和收养等话题。但是，作者不需要以相同的顺序来回答这些主题提出的问题，也不需要把自己限制在大纲所包含的问题上。”

庄英章4月1日抵厦大，3—9日由陈在正陪同到南靖奎洋访问，10—17日到成都访问，18日返厦大，19—25日在陈国强陪同下到惠安崇武、大岞访问，27日离厦返台。

5—6月，武雅士来闽合作研究6周，和我们就编写各县田野调查报告的提纲展开讨论，并先后到上杭、龙岩、华安、安溪和南靖田野调查点访问各一周。5月18—24日，我陪同武雅士在龙岩红坊镇联合村田野考察一周，武雅士亲自参与问卷调查（图15、图16）。

葛希芝于5月从成都来厦后，到同安田野调查点访问一周，并开展其他调研。

图15：1991年5月，武雅士（中）和杨国桢（右）在红坊镇联合村田野调查。

图16：1991年5月，龙岩地市领导会见武雅士。前排左二龙岩地委副书记邱炳皓，左四地委秘书长林崇元。后排左一龙岩政协工委主任林金禄，右一龙岩市市长张俊华，右二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济堂。

此后，福建各县田野调查全面展开，进入高潮。我于6月21—29日与8月5—16日两次赴龙岩，在大洋村做了9天和10天的问卷调查（图17）。10月14—18日，赴安溪县城厢乡、湖头镇、龙门乡田野考察5天。

图17：1991年杨国桢在大洋村调查。

10月下旬，美国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再次来闽参加田野调查。26日上午，我到机场接庄英章。11月2日12时，我到机场接武雅士，入住厦大专家楼。3日晚，我和翁丽芳宴请武雅士、庄英章，并邀来访的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在我门下研修的美国高级进修生魏达维（David Wakefield）夫妇作陪。接着，4—13日，武雅士与庄英章分别去田野调查点考察。10日下午5时，我赴机场接葛希芝。12日武雅士、13日庄英章返回厦大。14日下午，武雅士、庄英章、葛希芝与福建各县田野调查负责人开会，对各田野调查点的进展表示满意。15日庄英章返台。12月1日下午，我到高崎机场送武雅士、葛希芝赴台北。美国学者和台湾学者参与福建各县田野调查工作完满结束。

三、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

台湾学者实现到福建访问调查后，为了推进合作研究的水平，三方积极探讨福建学者到台湾访问调查、实现海峡两岸学者双向交流的办法。几经波折，终于在1992年春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2月11日，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发函邀请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杨国桢、陈支平，台湾研究所陈孔立、陈在正，人类学系陈国强、蒋炳钊六位教授于6月1日赴台参加“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万事起步难，延至6月20日，除陈孔立外，厦大五教授经深圳、香港抵达台北。这是继大陆七位自然科学家访台后，首批大陆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集体访台，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22—23日，研讨会在民族学研究所第一会议室举行（图18）。

图18：1992年6月22日，武雅士、庄英章与杨国桢在台北主持召开第一次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杨国桢在开幕式上致辞。

参加研讨会的有美国学者武雅士、张富美、严棉、魏捷兹（James Russell Wilkerson,新竹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台湾学者李亦园、庄英章、潘英海等。这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有10篇，即杨国桢的《龙岩陈陂村家庭的调查与分析》、陈国强的《惠安县崇武城内外的“夫人妈”信仰》、蒋炳钊的《漳浦的鬼灵及祖先崇拜》、陈在正的《耕读家风与南靖龟山庄氏宗族的发展》、陈孔立的《闽台丧俗比较研究》、陈支平的《崇安县黄柏村的婚姻形态》、庄英章的《竹山民族志调查报告》、潘英海的《大内民族志调查报告》、张富美的《福建田野访查的经验与额外的收获》、魏捷兹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体制与人观：澎湖村的个案》。陈孔立因故未能出席，论文印发但未讨论。

会后闽台学者赴田野工作地点考察，美国学者张富美、魏捷兹、丁荷生（Kenneth Dean）同行。24日上午，抵竹北市竹北乡的六家参观“林家祠”“大夫第”“问礼堂”，至新竹市新埔乡枋寮的“义民庙”“义民冢”“褒忠亭”（图19）；下午访北埔乡的“天水堂”“金广福公馆”和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图20）。

图19：考察台湾田野调查点新竹市新埔乡枋寮，拜谒“义民冢”。左起：丁荷生、魏捷兹、杨国桢、张富美、陈国强。

图20：访新竹清华大学。

25日上午，参观台中县大甲镇的“镇澜宫”，神冈乡“岸里大社”旧址和“万兴宫”。下午，经台中市到台中县雾峰乡，探访雾峰林家（图21）；赴南投县中兴新村，参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特藏室的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和专卖局档案。

图21：访雾峰林家。

26日上午，考察南投县竹山镇社寮的“招富公祖庙”和“开漳圣王庙”。下午，考察台南县东山乡东河村的“大公界”、大内乡头社的“太上龙头忠义庙”（图22），造访成功大学。

图22：考察台南县大内乡头社“太上龙头忠义庙”。

27日上午，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涂永清、黄典权、丁煌、何培夫诸教授座谈，并参观“延平郡王祠”“安平古堡”“亿载金城”（图23）。下午，启程返回台北。

图23：考察台南“亿载金城”。左起：陈在正、蒋炳钊、杨国桢。

1993年2月，庄英章到惠安县田野调查（图24）。

图24：1993年2月3日，庄英章在惠安县与蔡永哲（前排右一）等座谈。照片庄英章藏。

1993年5月，第二次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在台湾宜兰县玉尊宫文化中心举行。玉尊宫位于宜兰县冬山乡草湖山麓，1983年在正殿前左右两侧建立苍龙、白虎两座三层楼，开放接待大型会议。李亦园曾于1985年在此主持过“民间宗教仪式研讨会”，与该宫管理委员会交谊颇深，因此第二次闽台文化研讨会在此召开。参加研讨会的有美国学者武雅士、严棉、魏捷兹、康豹（Paul R. Katz），台湾学者李亦园、曹永和、庄英章、潘英海、余光弘、何国隆，厦大学者杨国桢、陈在正、邱松庆、郑振满、曾玲、周翔鹤、吴绵吉、庄景辉、曾少聪、石奕龙。提交的论文共18篇，如：杨国桢的《明清福建土地契约租佃的民间俗例》，邱松庆的《福建客家婚俗及其特点初探》，郑振满的《仙游沿海的生态环境与人口变迁》，曾玲的《华安县马坑婚姻形态与家庭关系研究》，周翔鹤的《南靖县和溪、奎洋等地单姓区域形成的探讨》，吴绵吉的《福建几何印纹陶遗存与闽越族》，庄景辉的《陈埭丁氏回族汉化研究》，曾少聪的《客家话与闽南话的接触——以平和县九峰客话为例》，石奕龙的《同安吕厝村的王爷信仰》；庄英章、武雅士的《台湾北部闽、客妇女地位与生育率——一个理论假设的建构》，严棉的《历史音变作为闽方言分支的标准》，康豹的《屏东县东港镇的建醮仪式》，李亦园的《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潘英海的《文化合成与合成文化——头社村太祖年度祭仪的文化意涵》。

我们5月20日下午4时20分从香港启德机场乘华航C1608航班飞往台北，5时35分抵桃园机场，潘英海、何国隆、余光弘等来接，至南港共进晚餐，入住“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21日下午赴民族所，讨论活动安排，出席鸡尾酒会，赴学术活动中心晚宴。22日上午，吴凤仪陪同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下午5时，坐270路公交车到仁爱路庄英章寓所赴宴（图25）。

图25：1993年5月22日，在台北赴庄英章家宴。前排左起：庄英章夫人陈素华、陈在正、曾玲。后排左起：石奕龙、周翔鹤、邱松庆、庄景辉、庄英章、曾少聪、杨国桢、吴绵吉、郑振满。

5月27日9时，与会学者从台北南港“中研院”动身，乘车赴宜兰县冬山乡草湖山玉尊宫，12时半到，入住文化中心白虎楼。下午，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在苍龙楼三楼会议厅召开（图26）。28—29日继续研讨（图27）。

图26：在台湾宜兰县玉尊宫第二次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上。主持人康豹。

图27：玉尊宫会场一角。二排左一武雅士，前排左起：严棉、曹永和、杨国桢。

29日晚，下山在梅花湖上开综合讨论会（图28）。

图28：在梅花湖上，右为曹永和。

图29：参观宜兰市运动公园。二排左三李亦园，三排右一武雅士。

30日上午8时离玉尊宫，经三清宫，参观宜兰市运动公园（图29）、文化中心、戏剧馆、县史馆。

下午2时，厦大学者在潘英海陪同下乘中巴南下，沿途参观太鲁阁、花莲市（图30），在“陶然亭”用晚餐后继续夜行，至小港口村住宿。

图30：潘英海陪同厦大学者行走台湾东海岸途中。左起：石奕龙、郑振满、潘英海、曾玲、杨国桢、吴绵吉、庄景辉、邱松庆、周翔鹤。

31日上午，7时半从小港口村出发南下，经台东县前往屏东县恒春半岛的垦丁。6月1日上午，从垦丁北上，经高雄到台南，参观安平古堡，在路边摊吃午餐后即行，下午7时抵达台北“中研院”。

1994年6月1—3日，第三次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提交的论文有25篇，如：林汀水的《略论福建聚落分布的发展变化》，余光弘的《澎湖移民与清代班兵》，陈祥水的《屏南村的土地利用——农业变迁和适应策略》，严棉的《福建台湾地区闽南方言口语亲属称谓的比较研究》，郑萦的《移民与方言之演变》，庄孔韶的《近四十年“金翼”黄村的家族与人口》，庄景辉的《陈埭丁氏回族婚姻形态的历史考察》，庄英章、许书怡的《神、鬼与祖先的再思考——以新竹六家朱罗伯公崇拜为例》，陈志荣的《噶玛兰人的治病仪式及其变迁》，游谦的《宿命与非宿命——以宜兰地区神明收契子为例》，邓晓华的《闽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以同安西柯闽南社区和南靖塔下客家社区为例》，蒋炳钊的《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潘英海的《“在地化”与“地方文化”——以“壶的信仰丛结”为例》，陈小冲的《宗族势力与明清闽南农村社会》，王铭铭的《历史、人情与互惠——闽南两村互助与福利的民间模式》，郭志超的《闽客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曾少聪的《闽西客话与闽南客话比较研究——以长汀客话和九峰客话为例》，钟幼兰的《台湾民间社会人群结合方式的构成与发展——以台中县神岗乡大社村为例》，梅慧玉的《“交陪境”与礼教——以台南市安平区的二次醮仪为例》，高怡萍的《民间宗教中兵马仪式的地区性差异——以金门与澎湖的镇符仪式为例》。我因在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未归，没有参加。

三次工作研讨会后，庄英章和潘英海教授将相关研究论文选编为《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三册，分别于1994年、1995年、1996年由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

四、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田野调查研究

1994年以降，由于田野调查经费获台湾“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三方继续合作，开展为期2年的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田野调查研究。合作的学术单位，台湾地区增加了新竹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大陆方面增加了广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历史地理研究所、国际政治学系。田野调查点从福建省延伸到广东、江苏、浙江及上海等省市农村，每个县（市）选择一两个村，分别对35岁以上男女各50人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的年代从19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延伸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社会，研究的主题也增加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家庭企业经营与现代化适应、妇女工作、婚姻与宗族的变迁等等。各田野调查点负责人如下：

福建省：

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杨国桢

闽清县云龙乡台鼎村——陈在正

宁化县禾口乡石壁村——陈国强

宁德市金涵乡金涵村——蒋炳钊

建瓯县川石镇厚山村——陈支平

连江县埔口镇官岭村——郑振满

厦门市杏林镇新垵村——周翔鹤

广东省：

潮州市溪口管理区凤凰村——周大鸣

上海市：

松江县田渡滨村、朱龙村——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

浙江省：

东阳县古渊头村、洪塘村——周振鹤

丽水县镇梁村、保定堰头村——孙慧民

平阳县腾蛟镇联源村——钱杭

江苏省：

武进县灵台村——臧志军

金坛县城东乡小堰村——？

江阴县青阳镇塘头桥村、华士镇华中村——谢遐龄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和曾少聪陪同庄英章到长汀县调查点河田镇蔡坊村考察。事毕，我陪庄英章从龙岩去潮州。那时从龙岩到潮州的长途班车只能从漳州中转，我们包了一部小汽车，抄近路从龙岩经永定县进入广东省大埔县前往潮州，可省三分之一的路程。不料大埔至潮州间的公路正在拓宽改造，尘土飞扬，边走边停，到下午始达潮州，我们一身灰尘，连头发都被染白了。中山大学周大鸣接庄英章去凤凰村考察，我独自从潮州乘班车返回厦门。

这波田野调查结束后，召开一次“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论文16篇，收入庄英章主编的《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98年3月由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其中，厦门大学学者的论文有：杨国桢的《华南农村的“一田二主”：闽西汀州与台湾的比较》，陈在正的《闽清云龙乡徐黄宗族的发展及向海外移民》，蒋炳钊的《畬汉文化互动与融合：福建漳浦赤岭和宁德金涵的例子》，陈支平的《闽北建瓯厚山村的三圣公王庙》，周翔鹤的《理性或非理性：关于传统闽南妇女生育行为和生育率的一些观察和分析》，邓晓华的《论闽客族群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曾少聪的《从民间习惯法看村民的生活方式：一个闽西客家村落的例子》。

田野调查结束后，福建的问卷一律送到台北，利用最新的电脑技术进行数据生成和分析。我们在1996年才收到处理好的各种数据，并开始编写研究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有少数人写出田野调查报告呈送三方负责人，大多数没有编写完成和提交，以致出版丛书的计划落空。

五、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定位

刘永华的《历史学家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历史学》指出：“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色。中国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契机，除了借鉴西方相关研究的成果之外，更在于从本土学术传统中，探索出自身发展的路子。”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参与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合作项目的实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正是厦门大学人文学术传统的延伸。

厦门大学建校之初，即在师范部下设立文科。1921年11月，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部，文科改为文学部。1922年秋，黄开宗为文学部主任。1923年春，改各部为科，文学部复称文科，文科内分国学、外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五系；1924年夏教育学系、商学系、新闻学系并入，计辖八系。1926年秋科系调整，文科仅辖国学、外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四系，增办国学研究院。黄开宗调任法科主任，林语堂为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徐声金为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27年春，林语堂等辞职，国学研究院停办，副校长张颐兼任文科主任。1929年秋，张颐离职，徐声金为文科主任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30年春，文科改为文学院，徐声金任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薛永黍为历史系主任。1934年春，历史、社会两系复合，徐声金院长兼系主任。1936年，李相勖为文学院院长，徐声金仍为历史社会学系主任。

历史社会学系创立以来，注重历史学与社会学协调发展，关注公私历史文献和文物、语言、风俗习惯的社会调查。国学研究院内成立“风俗调查会”，发起征集本省家谱和民族资料，搜罗风俗物品，调查记录各地古迹古物：本省民族迁移及土地开拓的传说、史迹；海神、土地神及洛阳桥等的传说；朱子、郑成功、郑和及倭寇的传说、遗迹与记载；歌谣、谜语、绕口令、歇后语；儿童故事及游戏；福建省富有地方性的戏剧及其剧本等。主要学术成果有林语堂的《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顾颉刚的《泉州的土地神》《天后》、陈万里的《泉州第一次游记》。先辈们开启的重民间文献、重社会调查的学术风气，为厦门大学文科的百年发展树立了方向和标杆。

踵武其后，为厦门大学人文学术传统扎根和传承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代表，是本校培养的毕业生林惠祥、叶国庆、傅衣凌。林惠祥、叶国庆都出生于1901年，是厦门大学第一届学生。林惠祥于1926年6月毕业于文科社会学系，后到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1928年学成回国后，受聘于中研院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31年回母校厦门大学任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1936年任文学院文化陈列所主任、人类学教授。1937年代理历史社会学系主任。7月抗战军兴，流亡南洋。1947年秋重返母校，任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叶国庆1926年6月厦门大学文科教育学系毕业后，留校预科任国文教员。1930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师从顾颉刚、许地山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32年毕业后返回厦门大学，任预科和附设高级中学国文教员、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中国历史讲师。1937年底至1945年随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1940年10月起任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45年代理历史系主任。日本投降后复员回厦门办学，1946年起任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48年起再次代理历史系主任。傅衣凌1911年生，1930年春以特别生入厦门大学文学院，1934年1月毕业于史学系，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法政大学研究院。1937年6月回国后，先后任职于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协和大学、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名世。1949年11月—1950年7月，厦门大学由军代表领导，叶国庆任文学院历史系代主任。1950年7月，王亚南接掌厦大，结束军管，院系调整，文学院与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林惠祥任文法学院历史系主任。1950年8月，傅衣凌返回母校，任文法学院历史系教授。1952年9月到1966年，傅衣凌任历史系主任。1954年从二年级起设置中国经济史专门化，1962年增设考古民族学专门化。

林惠祥、叶国庆、傅衣凌三位先生，在学问上不拘泥于学科本位，讲求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会通，并在具体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表率。林惠祥先后出版《世界人种志》《民俗学》《神话论》《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等著作，其研究跨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门学科。叶国庆传承林语堂、顾颉刚的学术理路，关注地方社会文化，调查漳州民俗，1935年发表《平闽十八洞研究》。傅衣凌本科接受历史学科班训练，研究生期间在日本接受社会学训练，回国后主攻社会经济史，先后出版《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商人及其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等著作。他的研究注重以民间文献证史，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证史。三位先生主政历史系期间，都以个人的学术魅力引领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参与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合作项目的厦门大学成员，都是他们的学生，因此也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学脉传承的角色。

我们参与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合作项目的实践，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产物。拨乱反正之后，厦门大学成立历史研究所、台湾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新平台。1981年，专门史（中国经济史）成为中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1988年，专门史（中国经济史）被评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在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厦门大学历史系明清史学者的研究，继承、发展了开展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文献的学术传统，强调打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注重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出版《明清福建经济与乡村社会》《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论著，成为中国史学界风格较为鲜明的学术群体。凑巧的是，自60年代后期起，台湾人类学从较为偏重边疆民族研究，转而开始倡导汉人社会研究，并针对汉人社会长期使用文字、历史文献较为丰富的特点，注重在开展田野调查的同时搜集、解读历史文献，形成了过程重构与结构分析兼顾、历史与现实并重的学术风格，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术传统颇有契合之处。这就使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文化研究的两岸合作变为可能，并达到前辈未曾企及的高度，这既有学术实力的支撑，也有学术共识的基础。我们有幸躬逢这个伟大时代，参加这项研究，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及学术知识体系建设、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贡献心力，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经验。

承上启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定位。如今30年过去，一代新人换旧人。越过时光，讲述这段故事，致敬当年参加这个项目的中外学者，致敬已经作古的武雅士、李亦园、陈国强、蒋炳钊、潘英海、郭志超、邱松庆、叶文程先生，追寻当年的行迹，探问他们的智慧，得到启发，受到鼓舞，还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系《福佬与客家之间》（杨国桢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前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