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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上海很晚才出现在西方地图上？

徐春伟

2018-11-25 15:51

来源：澎湃新闻

8月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上海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为期2个月《全球地图上的上海》的展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展出。今人可能有点不理解，作为当代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出现在西洋地图上的时间，相对宁波、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却要晚得多。换而言之，这个问题便是上海建城史为何要比其他沿海城市晚得多。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沿海城市的发展，要考虑到当时的航海技术能否支撑起它成为核心港口城市。

唐宋：帆船时代的风险

隋唐以来，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海外交流也进一步发展。隋唐之前，中外交流一般是通过西面的丝绸之路。日本在“白江口之战”败于唐朝后，开始心悦诚服，频繁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中国开始了与东亚国家的海丝之路。

过去日本与朝鲜半岛友好之时，日本遣唐使会在朝鲜半岛北岸登陆，然后经陆路进入唐朝。或者走北路航线，自难波（今大阪）出发，经九州博多（今福冈），向西通过朝鲜海峡，循半岛西岸北上，而后向西渡过黄海，在唐朝登州（今山东蓬莱）上岸。这条路线虽然海程远，但由于大部分时间是沿岸航行，相对安全，还能获得补给。

遣唐使的路线

白江口之战后，新罗统一半岛大部分地区，由于新罗与日本交恶，只得改为由南面海路直接前往中国。至盛唐时期，日本人终于摸索到了从长江口和甬江口直达九州的航路。在地图粗看之下，日本人可以直接进入长江口，沿扬州或者苏州进入大运河，这个路程会相对较短。上海的吴淞口也因此会发展成为一个沿海城镇。但是，受制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帆船出入长江口具有极大的风险。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鉴真从苏州黄泗浦出发，跟随日本大使藤原清河东渡日本。这次已经是他第六次尝试东渡日本。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遣唐使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又作朝衡），临行之际，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咏》赠友。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鉴真的第二船到达日本。而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所在的第一船遇到风暴，随风漂流到了岭南道驩州（唐属地，今属越南），又被当地的盗贼袭击，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但他与藤原清河居然奇迹般地生还。755年，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回到长安城之时，同行者只剩了十多人。

除此之外，唐朝时期的长江口还和今天的杭州湾一样，是个巨大的喇叭口，潮水极大。早在秦汉时期，长江上的广陵涛便已是一大名胜奇观；五代之前，广陵潮名声要比钱江潮要大得多。李白在《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诗里也写道：“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潮。”杭州也是同理，只能做个内陆城市，而无法成为沿海港口城市。

唐朝时的长江三角洲

这样，遣唐使只能选择另一条更为安全的航线，从甬江口进入大运河。甬江口水文条件远比长江口、杭州湾安全的多，且外围有舟山群岛作为屏障。于是，唐代江南海运造就了一个大城市——明州（今浙江宁波）。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浙东采访使齐瀚认为，越州鄮县是海产品和丝织品集散地，且是重要港口，地位显要。故上奏建议将鄮县划分为鄮、慈溪、翁山（今舟山）、奉化4县，以境内四明山为名，增设明州（今宁波）以统辖之。海运也造就了甬江口的望海镇（今宁波镇海），唐元和四年（809年），鄮县甬江北岸地块设为明州直辖的望海镇。元和十四年（819）八月，浙东观察使薛戎以“望海镇附临大海，与新罗、日本接界，请据敕文不隶明州”奏请朝廷，望海镇再次升格，从明州划出，直隶浙江东道。

大运河路线

作为唐船的基地，明州也造就了大批的东亚航海家，创造了不少奇迹。大中元年（847年），日僧惠运、仁好、惠萼等，乘坐明州人张支信的唐船，从望海镇到达日本只花了三天三夜时间，创造了当时木帆船航海的最快速度。“岁次丁卯，夏六月廿一日，乘唐人张支信、元静等之船，从明州望海镇头而上帆，得西南风，三个日夜归着远值嘉岛那留浦。”（日本《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从此，距离日本最近、也是最安全的明州，成了遣唐使登陆及离港的主要口岸，并载入史册。《新唐书·东夷·日本》曰：“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

9 世纪以后，明州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会，镇海还成为宋朝唯一与东亚诸国交往的口岸。“自元丰（1078年）以后，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镇）海放洋绝海而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即使到了南宋和元代，明州已改名庆元府，日本史料中仍称宁波为明州，甚至称江南一带的中国人为“明州人”。阿倍仲麻吕的望乡地点，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苏州黄泗浦演变成了明州海边，《在唐望月而咏》变成了《明州望月》。

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选自葛饰北斋绘《百人一首》

明朝：大航海时代的寂寞

上海这一地名在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才出现。是年，嘉兴府华亭县在上海浦（松江的一条支流）西岸设置市镇，定名为上海镇。元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选择以海漕的方式运输粮食。这初步改变了上海的命运，因漕运所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将其升格为县，在此开港并设市舶司。但此时，海漕南方的起点刘家港名声在浙西诸港中要远大于内河港的上海。

宋元时期的上海

明朝初年，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海漕废弃，刘家港与上海等地再次失去机遇。而同时期，其他南方城市凭借宋元攒足的名声，已经出现在欧洲人的地图上。1375 年《加泰罗尼亚地图》是中世纪最好、最丰富完备的一幅世界地图，东亚沿海出现了Cansay（行在音译，即南宋故都杭州）、Mingio（明州）、 Zayton（刺桐城，即泉州别名）3个中国城市名。

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

明朝嘉靖年间，中国首次面临巨大的海防压力，倭寇和葡萄牙人同时骚扰东南沿海。欧洲刚好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受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欧洲人进行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嘉靖十九年（1540年）左右，在中国私商的帮助下，宁波辖下的双屿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葡萄牙海盗占据双屿之后，首先把舟山群岛以及对岸的宁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带称为Liampo。由于他们不知道Liampo 辖区有多大，把江南大部分都当作宁波，甚至连南京应天府和省城杭州都当作了宁波的一部分。宁波又成了欧洲人眼中江南最有影响力的城市。

图7 1570年前后葡萄牙人杜拉多地图中的Liampo

明朝之时，上海县被看作相对内陆的地区，其重要性甚至还不如周边的金山、宝山等地。金山卫、宝山所等地早在明初就建起了城池，而上海县从华亭县析置后的26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建县城。嘉靖三十二年四月至六月间，上海县连续五次遭到来自倭寇的侵袭，县丞、镇抚均殉职，许多居民也惨遭杀戮，邑里几成废墟。为了防备倭寇，是年九月开始，当地官府用两个月时间才建成了周长九里、高达二十四尺（明营造尺：1尺 = 32厘米）的城墙。

明嘉靖年间上海县全境图首次出现了县城

嘉靖大倭患期间，原有的都司卫所已经不能承担起抵御倭寇的重任，更高的武官机构在浙直地区设立。由于明朝“御敌于国门”的策略，这些重要机构设置在沿海和河口。上海县连卫所都没，何况副总兵、总兵，上海县城显然被当作“内陆”对待。三十二年五月，金山卫设立金山副总兵；三十五年三月，辖区再扩大，改为浙直副总兵。三十七年添设，在长江口北岸的（南）通州增设狼山副总兵。

嘉靖大倭患时期长三角总兵、副总兵驻地图

而在此时，宁波仍旧被视作明朝沿海最重要的大都会。嘉靖三十五年，浙直总兵改驻有诸藩贡道之称的定（镇）海县城，除了能够直接处理浙江、南直隶军政事务外，还有统帅所有沿海省份兵马之权，“调度各省沿海军马逐捕”。（嘉靖《观海卫志》）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江南省分图首次出现了上海县（Xanghai）

晚清：轮船时代上海的崛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消灭明郑势力后，开放海禁，在江南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设立江海关。次年，改驻松江府华亭县境内的漴阙（今上海市奉贤区漴缺）。因原办公地点狭窄，二十六年，移驻到上海县城宝带门内（今黄浦区小东门内）。托明太祖江浙分省的福，上海从此与江南最大港口城市宁波（浙海关驻地）在涉外机构上有了平起平坐的地位。

江海关大楼

江海关还改变了上海在政区层面的地位。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分巡苏松道兼管上海关税务，为“震慑通洋口岸，与新设太通道上下策应”（《清世宗实录》雍正八年八月壬寅），移驻上海县。雍正九年，加兵备衔。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增辖太仓直隶州，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乾隆十三年，为分巡苏松太仓等处地方兵备道，按察使司副使衔。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兼水利衔。至清末，苏松太道（分巡苏松太仓兵备道兼管水利事务）、松太道（松太兵备道）、江海关道三个名称均有使用。苏松太道道员因江海关改驻上海县，使上海县在政区地位上始跃居松江府城之上。

清苏松太道

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在纽约使用英国的机器制成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明轮船“北河号”。至此，人类进入了轮船时代。这意味着西方殖民者不需要以人力和自然力（风力、洋流）作为动力，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航行。

鸦片战争后，按照中英《南京条约》有关条款，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轮船意味着长江口不是劣势，反而成为进入中国内陆腹地的优势；而大运河的通航能力成为制约轮船的瓶颈，意味着宁波对上海没有腹地优势。

之后的历史，也加速了上海与宁波地位的逆转。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苏松太道宫慕久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会商后，签订《上海土地章程》，正式在上海城外设立了租界。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大量华人涌入租界，造成了事实上的华洋杂处。次年7月，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趁机夺取了租界的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