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先贤的治水经

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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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钱穀、侯懋功、文嘉《山水图卷 第九图》
文嘉绘，许初题诗《送鸥江居士游林屋洞天》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每到夏季，接连不断的台风总会闯入我们的生活，不由得担心沿海地区的河流、湖泊情况。自宋元以降，所谓“天下财赋多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财赋重心在江南，江南重心在苏松地区，一旦太湖流域的水情波动，将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对于古代江南地区的先民而言，洪涝与旱情关乎生计，更需要向上天祈请风调雨顺，求得一个好收成。那么，古人是如何把握“天道”、消弭灾情的呢？我们或可从古人与“水神”达成的符契中窥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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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龙之祭

白居易曾在《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一诗中写道“去为投金简，来因挈玉壶”，这里“投金简”指的就是投龙仪式，这在唐宋之间非常流行。古人在道教斋会之后告谢天地，为了向神灵表达愿望，就将祈愿写在金玉上面投入水中或扔进山里。龙被认为是入地升天的信使，于是古人往往打造金龙背负着玉简，用青丝缠绕，就像现代的契约合同一样，这是与神灵取得互信的凭证。投简便可与水府中的水神交流，因此投龙仪式要专门去能与神灵沟通的场所，例如山谷、深潭、大海等等。

唐 大金龙 长23.5厘米，高8.5厘米
西山林屋洞出土 苏州博物馆藏

苏州西山林屋洞出土过唐宋道教投龙遗物多件，“天堂里”特展展出的唐代“大金龙”就是林屋洞中发现的，与其一起出土的还有金钮、简等多件科仪用具。我们或可将这些精美的工艺品看作是吴地先民与“水神”交流的物证，其中一枚南宋天禧二年的玉简上可见铭文“上为宗庙，下为群生，请福祈恩，消灾散咎”，“和天安地，保国宁民”，满载着祈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

（明）张宏 《包山十景·林屋洞》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关注的是，古人为什么将投龙仪式举行在苏州西山林屋洞呢？斋醮活动讲究在灵气聚集的神仙处所进行。唐代上清派天师司马承祯将天下圣地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庭、七十二福地，洞天中居住着无数的地仙。林屋山洞即是洞天福地体系中的第九洞天，所谓“周回四百里，号曰左神幽虚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属北岳真人治之”。事实上，在司马承祯之前，林屋洞这一自然洞穴早就被赋予了特殊的神圣意义，陶弘景所辑《真诰》载“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龙威丈人所入得《灵宝五符》处也”。“苞山”后来就指代洞庭西山岛，居于仙山中央的林屋洞自然成为斋醮投龙的热点区域。

更重要的是，太湖古称“洞庭”，“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留”，意指洞窟潜行于山中和地下，“洞庭”乃是融天地为一体的广漠原野，经由太湖下的林屋洞可以通往中国的任何一处，于有限空间中再造一处神仙世界。另一方面，得益于《柳毅传》的传说，林屋洞俗称为“太湖龙窟”，龙是司雨的水神，因此乞晴与乞雨之事都宜在林屋洞中举行。

林屋洞，笔者自摄

官方派遣使者前往林屋洞投龙设醮逐渐成为惯例，于唐宋之时进入高潮。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吴越钱氏国君也笃信道教，偏安江南一隅，于是在太湖、西湖等地多次投放投龙简。等到太湖流域遭受旱灾时，就有村民在干涸的湖底发现吴越王国的投龙简。国君的密信浮出湖底，那么我们来看看，吴越王到底想和水神汇报些什么呢？

从现存铭文内容来看，吴越王国的投龙简往往格式一致，首先是国君自我介绍职衔、生年，褒奖自己“自统制山河，主临吴越，民安俗阜，道泰时康，事物和平，遐迩清宴”。然后就表示“特诣洞府名山，遍投龙简”，向神灵酬谢，企望“家国兴隆，子孙繁盛”，“永无灾难，年和俗阜，军庶康宁”。最后还会记录投简时间地点，保证愿望能准确传递给“苏州府吴县洞庭乡东皋里太湖水府”。可以想象，虽身在凡世，古代帝王与神仙之间的通信是极为认真的，精美的金龙承担向神灵上书的祈愿，被寄予厚望。

左：（五代）钱鏐66岁告水府文银简 浙江省博物馆藏
右：传世吴越国投龙简拓本，上有“诣太湖水府金龙驿传。于吴越国苏州府吴县洞庭乡东皋里太湖水府告文。”

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君向水神求愿“吴越封疆，年年无水旱之忧，岁岁有农桑之乐”，背后也是追求政权稳定的急切心情。毕竟，唐宋之时江南地区不断开发，经济地位日显，太湖流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与“太湖水府”搞好关系必须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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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祀

如前文所言，道教投龙仪式是国家官方行为，奉帝王之命祈求平安。实际上，古代地方州县也都非常重视祈雨，州县官吏每年都要上报雨水的多寡情况，为百谷祈雨也是他们的重要职责，粮食的耕种、收成与其政绩、考核直接挂钩。不过，看似荒诞的祈雨活动，真的能使天降甘霖吗？

光福铜观音寺 图源：半缘君

在光福镇的铜观音寺碑廊中，就列有一方“祷雨碑”，已经断裂残缺，但可见上书“宣德庚戌夏，连月不雨，苗不得植……礼部郎中况钟伯律奉”。这块残碑记录了宣德五年（1430），苏州知府况钟请光福寺铜观音像亲自求雨的事迹，这是苏州地方官吏求雨的实物见证。

这尊北宋年间光福出土的铜观音像一直与轰轰烈烈的祈雨活动联系在一起。根据北宋黄公颉《光福寺铜观音像记》载：“时久旱弗雨，相与言曰：‘观音示现，殆有谓乎？’乃具槚仪祷焉，实时雨降。以是凡有祷而弗获者，州人必请命于刺史而致敬，无不得其感报。”每当苏州地区遭受旱涝之灾，地方官都会将光福寺的这尊铜观音像请入城中，亲自祷告，马上就会降下大雨。

光福铜观音寺况钟“祷雨碑”，图源网络：况军的游记

宣德五年七月，况钟刚到任苏州知府，就遇到“连月不雨，苗不得植”的大旱，将信将疑的况太守与通判一起请铜观音像至苏州城中北禅寺祈雨。当人们准备各类祭祀用具，祈雨完毕，“越两日，大雨随至”“四境之内民得耕种”，老天爷立即降下大雨解决燃眉之急。观音像的灵验让初来乍到的况钟十分惊讶，毫不犹豫地集资重修光福寺。宣德六年（1431）春三月，况钟与同知杨栗、王佐等再次来到光福寺，亲自竖起这块“祷雨碑”。尽管围绕铜观音像的祈雨活动非常成功，但况太守自身未必拥有佛道信仰，可见他在碑文的最后感叹：“竭诚以祷之，非尽心于民事者，能若是耶？”他更相信是自己尽心于民才带来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到苏第一年的大旱，让况太守意识到天灾是现行政治失常的结果，苏州水利情况糟糕，地方官吏不兴修水利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苏州府全境水利图》，引自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

事实上，明中期苏州府遭遇的水灾比旱情更严重，宣德七年（1432）四月连续暴雨，况钟上奏称淹没七十五万余亩田地，“苏、松、嘉、湖四府地方，内有太湖、傍山湖、阳城湖、沙湖、尚湖、昆承湖六处地方，广阔约量三千余里。设遇天雨连绵，湖水泛涨，淹没田地。”这样的困境还要追溯到明初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之时，当时利用吴淞江南北分流，引水由南注入浏河排泄，由北注入白茆江。这一治水方案当时解决了太湖水不能泄入江海的问题，但后来使得吴淞江下段淤塞更加严重，导致太湖东部平原地区水灾频发。而明前期苏松地区缴纳重税，田地抛荒、水利失修的状态频现。况钟连任苏州知府十三年，在江宁巡抚周忱的支持下，他们一同在江南地区兴修了多项水利工程。

水患时期，况钟身体力行投入实地勘探中，他注意到一些地方的圩田范围过大，又因为大圩田的堤岸日渐被毁，河床日深，以致傍河田地地势变高，严重影响水车灌溉的效率，农民更加辛苦。一旦遇到大旱，颗粒无收。于是况钟提出了治理方案，拆除大圩的堤岸，改成小圩，以五百亩为标准，在旁开凿或疏浚泾河，使之与外面河道相通。除此之外，况钟还组织疏通吴淞江下游各支流，每逢大灾赈济灾民，在他的治理之下苏州地区的水利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极大地保证了农民民生。

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建设图，图源网络

、治苏十三年，苏州市民对况钟的感恩与崇敬之情已不亚于庙堂中的神祇，将他比作“况青天”。“祷雨碑”至今仍在铜观音寺，初来苏州的那场祈雨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况钟与“水”打交道的起点。“遂以有德于民，此固非予之所能深知然”，那时的况太守谦卑地祈求着强大的观音菩萨展现神力，不曾想到这会成为他清明政绩的短暂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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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中的“水学”

如上所述，金龙、玉简、碑刻等物质遗存是我们进入“太湖水府”的一扇凡门，无论是投龙之祭还是风雨之祀都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的苏州地区，是一个虚幻的神仙世界。但是，“水神”神迹的施展停留在信仰的维度，实际上还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反映出江南社会长期以来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这提醒着我们进一步关注，在神圣空间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实用的“太湖”，科学的“太湖”知识同样被吴中士人所共享。

（明）文嘉《太湖图页》 故宫博物院藏

前有推文介绍过早期太湖专志《震泽编》、《具区志》，这两部方志中的诗文含量极高，以太湖秀美多姿的自然景观为主题，旨在为游览者指示山水名胜典故。而后吴中士人不断接力编志，又涌现出《林屋民风》等洞庭山风俗专书。到了乾隆年间，东山人金友理在吴曾门下从学多年，他的辨识能力渐臻成熟，开始反思前人编志的缺陷：“倘亦前人记载多述湖中之名胜，而湖外之要领无一语道及，思欲居中四眺，以得太湖周遭之大势耶？……自太湖有专书，而湖山之名胜，人鲜不传之；亦自太湖之名胜人传之，而湖山之扼塞，人鲜能知之。”随着太湖沿岸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王鏊、翁澍那般只记载山水名胜的方志已经无法满足地方精英的需求，他们渴望获得有关太湖更加科学的地理知识。于是，在“经术政理”理念指导下，金友理《太湖备考》应运而生，这部书为乾嘉以来太湖研究之集大成者，所谓太湖“百科全书”。

金友理《太湖备考》，清乾隆间艺兰圃刻本

金友理确定以全湖为大局，以水利为重点，在《太湖备考》中专辟一卷，记述太湖水道今昔变迁、治理，在他的梳理下，江南先民与太湖水情的画面逐渐清晰。首先，讲民生必讲水利，“水治”一节专门梳理了历朝历代水利修治的各项举措。从《史记》“禹治水于吴通渠三江五湖”，到“唐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再到“明永乐二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东南、导吴淞江”。不难看出，苏州地区的水利工程就是一部江南农业开发史，修筑塘路、疏浚支流、整治淤塞塘浦等措施都是帮助土地更合理地进行开发。

其次，“水议”一节中辑录有郏亶、单锷、苏轼、归有光等论著，这是历代太湖治水理论的集合。不过编者金友理并没有因袭前辈之见，在按语中言：“治水之法，因势利导，谈决谈塞，皆逆水性。今日太湖水小，宋时太湖水大，侨之说未可非也。”由此可见，清中期民间学者都对自身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清晰可辩的认知或经验，有关太湖水利的知识不仅限于政府官员之间。像金友理这类地方学者、乡绅，同样关注着水乡环境的社会调控，他们编书著述来表现自身对于地方社会的见解，并深度参与进公共工程之中。

《太湖全图》，引自《太湖备考》

最后，不得不提金友理的创举。他与师友实地走访了太湖沿岸之吴县、长洲、无锡、阳湖、宜兴、荆溪等十县三郡，束装裹粮，风餐露宿，写作《湖程纪略》日记附在书后。如果说明中期王鏊的《震泽编》让世人知晓太湖，仿若文士旅行指南的存在，而清中期的《太湖备考》就是一部详细的田野调查报告，使读者清晰地领悟到名山大川的源委险夷，容纳了百年来吴中学者与大自然对话的心路历程。换而言之，随着明清以来顾炎武、顾祖禹建立的经世考证之学影响愈广，借助金友理的亲身走访，理论经验终于彻底实现在地化，《太湖备考》的成书也体现了乾嘉时期学风的转型，把“实事求是”之风刮到了“太湖水府”。

太湖地区的古人究竟如何面对天灾呢？他们早就告诉了后人答案。今天的我们既能看见背负水府告文的金龙与“祷雨碑”，这是属于神仙庇佑的太湖；我们也见证着历代治水者的努力，这是用汗水灌注的太湖。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蕴藏着江南先民的智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水神”对话、交流、思考，成就了水乡生活的美好图景。

参考文献：

1. 金友理：《太湖备考》，清乾隆十五年刊本。

2.（日）三浦国雄著；王标译：《洞庭与洞庭山》，《三浦国雄道教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3. 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 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张鸿鸣：《吴越国钱镠投龙简的伪刻、流传与影响》，《文献》2023年第1期。

5. 陈小三：《苏州林屋洞出土玉简铭文初探》，《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

6. 张泽洪：《唐代道教的投龙仪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 谢湜：《十一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8. 白照杰：《太湖访仙——苏州西山林屋洞的神话、仪式与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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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吴中先贤的治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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