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贸易逆差能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吗

“减少贸易逆差会促进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经济学常识，另一个相应的提法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公式是“国内生产总值=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显然，增加出口或净出口，就能提高经济增长。因此，第二个常识似乎印证了第一个常识的正确，进口太多会减少净出口和经济增长，减少贸易逆差就能提高经济增长。

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会计幻觉”

关于贸易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智囊、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2016年的一份经济白皮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当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产生贸易赤字时，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2015年，如果美国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而不是取消贸易的方式来去除5000亿美元的逆差，那会使美国的GDP增长达到5.97%。”

不幸的是，“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或“减少贸易逆差会提高经济增长”，确实只是一个由“会计幻觉”导致的错误，也是一个连纳瓦罗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会犯的低级错误。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含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的公式而认为，进出口逆差要从GDP里扣除，所以逆差下降会助推GDP下降，就等于误读了公式的含义而落入“会计幻觉”。

实际上，GDP本来就是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生产总值，进口是来自外国的产品，所以不能算进GDP，进口对GDP的计算来说永远是零而不是负数。GDP的公式也可以这样表述：“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出口-进口”。公式中之所以要减去进口，那只是因为，在计算包含了进口品的消费和投资时，没有预先扣除进口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式中要加上可能是正数或负数的净出口，那是因为在计算国内消费和投资时，没有预先把高于进口的出口部分算入；或者，没有先把高于出口的进口部分从公式中排除。

总之，增加出口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减少进口却不能提高经济增长，除非减少的部分或全部进口品能够由国内产品所替代。

按照上述道理，我们既不能说“如果2015年美国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贸易平衡，美国的GDP多了5000亿美元”，也不能说“如果2015年美国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贸易平衡，美国的GDP多了1亿美元”。

也就是说，假定美国2015年贸易平衡了，说GDP多了5000亿和说GDP多了1亿都是错的。因为，说GDP多了5000亿正是纳瓦罗所陷入的“会计幻觉”，少进口的部分未必能部分或完全由国内产品所填补；说GDP多了1亿，则是没考虑少进口部分可能有一定的比例会被国内产品所替代。关键就在于，进口少4999亿，这个部分的需求有可能被国内产品补上，但能补上多少很难确定（见下文美国企业家的看法）。

国内替代进口的能力与三种弹性

即便假定他国不报复因而出口不受损，通过增关税、降进口解决贸易逆差，还会涉及三个大问题：一个叫“国内产品的供给弹性”，另一个叫“国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第三个叫“国内产品的需求性价比弹性”。

如果国内产能跟不上，国内产品供给弹性低，少进口的部分就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同类的国内产品价格太高，同时这部分产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高（即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最后需要考虑的，还有价格之外的产品性能和质量；如果国内替代品的性价比太低（性能更好或一样但价格高太多），国内需求性价比弹性太高（即需求对性价比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

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进口品不能被国内产品替补上，结果，美国的GDP不可能是多了5000亿或多了1亿，而是GDP的增加部分会介于1亿至5000亿之间，即不确定性非常大。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能否生产出来，并自动被消费者所接受。消费者可能存在势力分散难以协调行动的问题，但大进口商和大生产商就不同了。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就明确反对贸易保护，因为其会员中，交纳80%会费的20%的大公司反对增加进口关税，这背后的逻辑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逻辑。

为什么？因为，知道有合适的中国产品存在，这必然会使美国国内的替代品变得更难被接受；而即便能从其他国家（如墨西哥）进口，仍解决不了本来想解决的贸易逆差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许多进口品恰恰是美国厂商在中国生产后返销回美国的，而国内替代品即便能生产，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投产。

结论很简单：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中美摩擦，背后却是美国进口商和需求者与美国国内替代品供货商的冲突，同时，美国的出口商当然也面临他国提高关税和出口受阻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8年8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办的对华贸易问题听证会上， 358名美国各行业代表中有95%表示反对加征关税。这些美国公司反对改变现状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八类：

第一，如果大公司从中国搬离工厂损失会非常大，时间会同转移出美国一样长，替代的新供应商需要很长时间也未必能找到（存在价格、规模、批量、工艺、技能、设施、运费、供应链等问题）。

第二，很多领域中国占了全球一大半的产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中国以外投资于这么大的替代产能；如果中国产品被征收关税，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一定会针对美国市场涨价，上涨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第三，美国的工厂可能会因为关税而从中国搬到墨西哥而不是搬回美国，因为从墨西哥进口产品是免税的，减少贸易逆差的想法会因此落空。

第四，美国公司因关税而需要以更高的价格从中国进口，等于无形之中提高了欧洲和日本公司相对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

第五，美国的中小型公司和创业公司，主要零部件都要从世界电子制造基地的中国买，这些公司很难承受涨价25%的冲击，也无力负担搬迁工厂和更换供应商的成本，故很可能就此倒闭。

第六，大量美国公司和中国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取消订单将会面临高额损失，提高关税也可能只会帮助中国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第七，不少产品的美国需求只占全球10%以下，中国供应商减少对美出口也损失不大，美国进口商则必须承受巨额关税。

第八，即便是支持加关税的厂商也承认，对成品加关税可以，但零部件加关税不行，产业回流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美国的企业家们给出的信息是清楚的：即便能从中国撤资也需要时间，即便时间没问题也只能转投到墨西哥等国，即便最终能转回美国也会面临三个弹性和零部件依赖问题。更何况，目前美国4%以下的失业率和4%以上的季度增长率，已经表明了熟练工人的紧缺和贸易逆差问题与增长及就业无关。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

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从1976年的基本平衡到2006年的六千多亿和现在的四千多亿美元），可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总量却扩大到原来的三倍多（从1976年的6万亿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这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不是减少进口所能带来的。可是，为什么中国（还有德国）能够通过扩大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呢？

事情要从二战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其他货币再与美元挂钩，由此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这个体系的维持，是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或美元的净流出）来实现的。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但美元在国际上将供不应求；如果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美国的黄金兑换能力。这一“特里芬两难”及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实际结果，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美元不能再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特里芬两难”又称“信心与清偿力两难”，19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11—1993]提出，用来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编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元完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信用货币，它的价值基础不再是有内在价值的黄金，而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美国经济的强大程度。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的情况下，美国贸易逆差的“潘多拉之盒”也就随之被打开了。

对美国来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令美国无需像其他国家那样，要通过出口创汇去参与国际分工交易，这势必减少了美国的出口动力，同时也提高了用印钞来支付进口品的动力。不管有多少国家在背后抱怨美国如何是在透支自己的货币信用，美国就是有能力以尽可能高的贴现率去挥霍自己的信用；这种信用的支撑是未来的货币收益，但货币收益最终仍然落实为某种具体效用，它一方面体现为美国政府支付公债利息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为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低通胀时价值会向资产转移），即是美国政府的能力与美国经济的强盛。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较高的人力成本导致美国不少产业开始外移，美国公司的返销品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进口的增加。还有，消费信贷和消费观念的发展，推动美国人的储蓄率偏低，低储蓄和高公债都提高了对外资的需求，而美国的外资需求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则推动了更多国家出口美国以换取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完全是由美元的性质、美国政府的信用、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国的高人力成本、美国公司的灵活性、美国市场的开放、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美国公债的扩大等多个因素造成的，这个长期现象甚至与美元的强弱周期也不相关。为什么大幅减少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不可能之事，原因在这里。

特朗普要通过提高关税和鼓励产业回流来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可能是他和像纳瓦罗、班农这样的人，因为某些顽固的信念而误读了美元的信用和霸权本质。诚然，一些国家出口产品到美国，也确实存在不公平贸易问题（如补贴、退税、倾销、汇率操控、侵犯知识产权等），但美国自己也存在出口禁令和限制外资等问题。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已经全球化中走得很远，特朗普的短暂政治生命完全不可能逆转整个潮流，即便是出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策略和国内政治筹码的考虑也完全文不对题。

当前，美国经济靠的是高科技和服务业的稳步增长（美国在商品贸易之外的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在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和鼓励产业回流来减少贸易逆差，既会损害美国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增加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配矛盾，结果只能给国际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给全球金融市场徒增风险，伤人伤己，并以“降逆差促增长”的完全落空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