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女儿眼中的厐薰琹：颠沛流离的日子，难掩快乐与梦想

决澜社文献展将于下周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对外展出，1932年正式成立的决澜社基本成员包括厐薰琹、倪贻德等。

作为决澜社主要成员的厐薰琹有着哪些往事？结合正在北京中间美术馆举办的“跃动的音符：厐壔新作展”，“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刊发彭伟华此前对厐薰琹女儿、艺术家厐壔（生于1934年）的采访，主要选编了艺术家童年时期的回忆，叙述了一家人于1949年之前社会变动和战乱局面下因父亲厐薰琹工作调动而辗转各地的生活。此间，他们颠沛流离，但从厐壔晚年的回忆文字中，却处处能感受到童趣与乐观，以及父母厐薰琹、丘堤带来的艺术熏陶。文字回忆涉及了决澜社的展览、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抗战时期的合并、抗战时期父亲的工作以及上海的解放等……

1934-1936：从上海到北京

我1934年8月20日生于上海，那时父亲厐薰琹正在上海筹备第三届决澜社画展，父亲的朋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还带着奶粉前来探望我们。同年10月，决澜社的展览开幕了。他当时在上海搞决澜社的活动殊为不易，每年画展的经费开销主要由他去筹集，家里的一点积蓄总是被不断地补贴进去，所以生活有些拮据。1936年，弟弟厐均出生，刚好北平国立艺专聘请我父亲去当教授。他得知后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加上祖上经同乡好友翁同龢的引荐，曾在北京西京幾道留下一处老宅，离艺专很近，这样收入稳定又没有房租问题，经济压力就能小一些。于是我父亲和母亲丘堤就带着两岁的我和刚满月的弟弟马上就启程出发了。

到北平以后，我们的生活稍微稳定了一些。我父亲母亲有时候带我到画室去，当时北平的马路都是大圤方石铺的，像故宫的地，渗透性好。那个路上都是一块块的方砖，路边有流着清水的小水沟，我当时两岁，遇到小水沟横跨马路时，经常就在那儿站着，等他们俩过来，一人提拎着一支手，把我提拎过去，特别开心，明明可以跨过去的，也不跨，就在那儿等着。

1937-1938：从上海到江西至湖南

到北京后不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父母决定离开北平。当时购买火车票十分艰难，北平国立艺专的许多教授正苦于买不到火车票。父亲后来好不容易弄到了五张火车票，多出的三张票让给了常书鸿先生，和王临乙和王合内夫妇。傍晚的时候，大家匆匆奔赴火车站。我父亲一手抱着我弟弟，一手提着手提箱。我母亲一手抱着一卷画，一手拎着其它东西，我着母亲的衣服，一路跟着小跑。车站很乱，昏暗那节火车上没有灯，我父亲用电筒一照，发现那是一节餐车，车上除了我们都是外国人，

火车开了不久，到了天津站。突然有人说这趟车不能走了。铁路工人告知父亲：天津火车站几分钟前已被日军占领，叫他赶快上车，要换线再换车。他匆忙抱起我弟弟上车，火车就马上开始倒退，飞速开往另一个车站。之后火车在此停在一个没有灯光的车站，有人带领大家急速走过天桥，跨过铁路，找到一节停顿等待的空车，那节火车上没有灯，我父亲用电筒一照，发现那是一节餐车，车上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两边的玻璃都碎了，满地是玻璃片。上车后，火车就开动了。就这样一波三折地抵达上海。

1937年秋天，我父亲接到一封常书鸿从南京来的信，转告了北平国立艺专校长赵太侔的话，说：学校按教育部指示决定迁往江西，叫我父亲和王临乙在上海购置石膏像、颜料和纸张等各种教具带到江西去。到了江西九江以后，觉得日本人可能会打到九江，干脆就上庐山上去办学，会比较安全。我母亲抱着我、弟弟和一些有小孩的家庭是坐轿子上去的。走到半截，下起了鹅毛大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庐山上一片雪白。那时常沙娜和她妈妈已经到庐山了，她比我大三岁，那时候我三岁，她六岁，她生在马赛，一口法语，所以我跟她语言不通。我母亲见我难得有个玩伴，就叫我们到外头玩去。我俩不知道下那么大的雪外头有什么好玩的，就在雪里头跟傻子似的站着，也不知道堆雪人，打雪仗。我母亲和常莎娜的妈妈在窗户里看着，就说两个小傻瓜，不知道怎么玩，她说的是上海话，说两个“戆肚”，无奈之下就叫我俩回去。

没有多久，日本人就打到九江了，眼看庐山也要保不住了，11月接到教育部的命令，要学校从庐山撤到湖南，同学们又自己挑着扁担，千辛万苦地把东西从山上挑下来，比上山还难。到汉口以后，沈从文和他哥哥都劝大家到湖南沅陵去，他家就在那儿。我父亲有一本回忆录《就这样走过来》，记录了我们经过洞庭湖时是多么惊险。当时洞庭湖有很多强盗抢，不安全，艺专有戏剧系美术系音乐系，戏剧系的同学就说我们包了，他们站岗，他们就穿那个演戏的军服然后拿着木头的枪，还准备了一个洋铁桶，里头放了鞭炮，一放出来的声音跟机枪的声音一样，然后一碰到有不知道的船来了，他们就先发制人，然后说口令，对方就说暗号，然后对方就知道了是自己人。这样，1938年春，我们安全地到达了沅陵。

小时候和艺专的人在一起，我觉得益处很多。每个月学校还会组织一两次文艺晚会，晚会上我最热衷的是听一个叫“费曼尔”的女生拉小提琴，舒伯特、莫扎特、贝多芬等的《小夜曲》、《小步舞曲》之类的曲目。人们一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的情况下还会演出这些东西。当时不但是艺专的师生在那儿听，老乡都在那儿听，惊奇地不得了，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听。所以我感觉当时候跟着艺专一起走，眼界就开，演戏、音乐、画画、看书，可以得到各种营养。

我们在沅陵刚安置下来，传来消息说杭州艺专也要迁过来，还接到来信说想两校合并。不久，杭州方面就浩浩荡荡地坐着大卡车来了。两个学校合并以后就互相闹矛盾了。这个矛盾我父亲自己写的说他也闹不明白是为什么闹矛盾。但是有一点我父亲特别反感，就是一次教员骨干和一些学校的领导开会，林风眠主持，首先要站起来背诵孙中山遗嘱，当说到蒋介石时，大家又都要站起来立正，我父亲说我们是艺术学校，有必要搞这套形式吗？他说在北平、上海美专教书从来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规定说明学校内国民党中统或军统的势力不小，不是林风眠校长所能改变的。当时每礼拜一要做周一纪念，要唱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我父亲也不背，他就挺反感政治上的事儿。

关于这其中的矛盾，我现在估计还有一个是经济上的问题，北平当时真是省吃俭用才存了一部分钱，杭州来的坐着汽车大概钱就花光了。既然合并，经济就要合并，但是北平就不放财权，这样两边就闹起来了。

在沅陵，有一次爸爸坐着，叫我画他，我很认真，笔都拿不稳了，兢兢业业、哆哆嗦嗦地画了一张相当难看的像，但是爸爸非但不觉得丑化了他，还很开心地在画背面写上“3岁半时写生爸爸”。

1938-1940：从湖南到云南

后来赵太侔等人陆续离开沅陵，艺专也打算迁到昆明去。1938年，离开沅陵，经过贵州，通过云贵高原，辗转到达昆明，父亲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职，我们住在瓦窑村，与古生物学专家杨钟健夫妇一起住在袁家花园。这时期，我父亲按照中央博物院的部署深入到苗族地区搜集苗族民间艺术资料及服饰，并尽可能了解其风俗习惯以及采风记录。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弟俩在昆明瓦窑村，她给我们做玩具，主要在做布娃娃，做了一百多个，除了送友人及农村邻居的孩子们，其它义卖，支持抗日。

丘堤，《山茶花》，1939年

1940-1946：从云南到四川

1940年底，日寇将要轰炸昆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不得不迁到四川李庄。因我父亲要到成都任教，同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兼课，我们一家从云南迁往四川，先到北培，后到成都，为躲避日机轰炸，随四川省立艺专部分师生迁往北川地带的郫县，住在吉祥寺。

1941年暑假过后，我们一家返回成都，住在华西后坝一处由温州来川的教授自建出租的郑家花园。我7岁，入四川成都师范学校附小华西分校上学二年级。我弟弟才5岁，就让他上小学一年级，这样我就能关照他，他若在家，我父母就不能做事。

1946-1947：从四川到上海再转广州

1945年，抗日胜利了，我们都特别高兴，家里准备回上海。我父亲想着我们怎么回去，轮船在长江中间要靠小船把人运到大船上，人多拥挤，每天都死很多人，他觉得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太危险。这时赵太侔就说他要回山东大学去当校长，他可以聘请我父亲当法语教员，他就给了我父亲一个聘书，说凭着这个聘书就能买到飞机票，但是买飞机票要钱，家里又没有钱，为了筹措路费，我父母就把家里的家具、衣服等不需要的东西摆地摊卖掉。我母亲有一件棕色的大衣，上头有很多的毛，一根一根插在上头的，人家都说这衣服还能卖啊，都掉毛了，我母亲说不是掉毛，不信你扥一扥，扥不掉的。我就听着我母亲跟他们吵，上前看了看，悄悄和我母亲说真的会掉毛，被一个人听见了，就说小孩不会说谎，小孩说会掉毛就是会掉毛，她们都走了。我母亲很不高兴，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呀，你扥扥看那个毛能扥下来吗？以后少说话，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1946年3月左右，我们才凑上了钱，到重庆去买机票，我父亲每天去跑飞机票，几十趟都没有买到。他在自传里写，那些办事人员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后来我母亲就和他一块儿去，她去了以后就在售票厅大声痛骂，从航空公司骂到国民政府，还和人家拍桌子，说为什么我们跑那么多次都没有买到票，那些人以为是有什么大官背景的，忙上来赔不是，问清楚了所需机票的时间、张数，还保证第二天一定给我们送去。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买到了4张从重庆回上海的机票。

1946年6月，我们一家坐飞机回到了久违的上海，我父亲的二姐和二姐夫为我们找到了离他们家不远的一处家庭旅馆，那里条件不错，有煤气炉和电话等设备，购物也很方便，就是房租太贵，不可能久住。

后来，我们就借住在我父亲的一个表哥家，一共就一个房间，还当作办公室，里头有两个桌子，他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得出去，他们下班以后我们就把两个桌子拼起来拼成一个床，他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把被子卷起来，搁在办公室的门后面，我们就出去。

有一天，我母亲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她是小学校长，她热情地邀请我母亲去学校参观，还说暑假期间我们一家可以暂住，学校有许多日本榻榻米可以借用。二楼的教室南北通风，很凉快。能有免费又宽敞的栖居之地，我母亲很高兴，全家就搬过去住了。不知是不是因为凉风和炎热的天气反差太大，不久我得了胸膜炎，感冒发烧，必须马上住院，可是那里去找住院费呢？幸亏傅雷介绍了朋友来买了两幅我父亲的画，才解了燃眉之急。

几经周折，最终又是经朋友介绍，我们一家得以独居在狄思威路一幢闲置待售的三层花园楼房中。这里房子大，里头有两件卧室，下头是客厅、厨房、餐厅，家居齐全。三层是阁楼，我父亲就在里头画画、工作，比较安静，他向窗外眺望画了《上海一隅》。我母亲在二层画过《窗外》。我也画了一些水彩画。那时，常有上海美术界和文学界的进步人士到我家聚谈，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虽然我父母并不清楚具体谁是，但是他们都很有正义感，我父母非常敬重。

眼看暂住狄思威路的期限就要到了，刚好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聘请我父亲为教授，广东省立艺专也要他去做绘画系系主任。广州有许多朋友，把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样工作和住房都解决了，我父母就决定提前去广州。

谁知到了汉口，因为下大雨闹洪水，汉粤铁路被冲垮了，修好需要一个来月。在汉口住一个月旅馆是不可能的，听说当时庐山上闲置了很多别墅，物价便宜，我父母就带着我们上庐山，和傅雷一家合租一幢别墅，后来陈家和夫妇、黄苗子、郁风等人先后到来，好友时常相聚。开学之前，我们一家就离开庐山，赶往广州了。

1947-1949：从广州返回上海

到广州以后，广东艺专的黄笃维把我们接到广州孝光寺，当时的省立艺专就在这寺庙里。我考取了广州白鹤洞真光女中插班学习，那是一所美国基督教教会女中，平常住在学校。4月的一天，我结束休假从家回到学校，同学告诉我看见了我的画展。我心想真是开玩笑。后来又有好些同学和我说看到了我的画展，我就好奇怪。我想怎么可能呢，家里也没和我说要帮我办画展。等了我回家的时候，我问我父母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广东省立图书馆给我和弟弟办了一个“厐壔、厐均画展”。趁着最后两天我就跟他们去看看。一去发现人山人海，就像现在看印象派画展似的，我根本一张画也看不见，全是人头，哪个地方我也钻不进去，我就在台阶上坐着，我心想不进去看了，也没什么好看的，都是小时候乱七八糟的画挂在墙上。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展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父母帮我办画展是想宣传小孩子画画有好处，但是他不主张孩子要成名，所以很淡化个事。

1948年8月的一天，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突然来访，邀请我们一家赴美国定居，说我父亲将受聘纽约某大学，已经找好房子。但是我父亲以不会英文为由婉拒了。司徒雷登临走前让他再考虑考虑。其实我父亲年轻时最大的梦想是发展中国的工艺美术，自从在巴黎因是中国人而被设计学院拒之门外，他就想有朝一日创建我们自己的设计艺术学院、培养中国的设计人才，他梦想的新学校可从丰富的传统手工艺和历代装饰艺术中吸取营养，并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开发美的日常用品，让美无处不在，并以此激活正衰退的传统工艺的发展；设计与制作相结合、工作室与作坊相结合……这些新学校的构造梦想越丰富，他越积极寻求机会与支持，所以他最后给了美国人明确的答复，他不会去美国。如果那时候到美国去，生活也许会好一些，但是他们那一辈的人很少为自己考虑，一些人会拍国民党官员的马屁，但是大部分文人相当有骨气。另外，当时广州艺专的负责人要我父亲画“戡乱”宣传画，蓄意加强对共产党的绞杀和镇压。我父亲拒绝了，结果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我父亲明白自己和家人又一次处在了危险之中。于是他和我母亲商量后决定返回上海。

1948年夏末秋初，我们全家回到上海。因为上海住房紧张，只好全家迁往杭州，暂居在西湖边父亲的三姐家。一家四口经常背了油画箱，拿着画架早出晚归外出写生。到了西湖，四个人就分头找自己想画的地方画画，我父亲画了一系列西湖题材的画，我母亲画了那张《平湖秋月》。

上海蒲园是由多座花园住宅组成的，住的都是政界、商界的有钱人，我们经父亲朋友介绍住在蒲园中的8号，这里原本是香港女明星萧芳芳父母的私宅，当时她才3岁，他们家很有钱，1948年他们定居香港，上海的房子闲置着怕被没收了，就希望有可靠的人去住，开头就是我们一家，住在二层，后来杨绛、钱钟书、钱瑗来了，住在三层。从法国回来不久的黄显之结婚之后住在一层。家里有大冰箱，开头只有我们一家，用不起那个大冰箱，只能是看。后来三家住，自来水费、电费什么的就大家摊。当时的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时期，我父亲在这里做了不少迎接上海解放的秘密工作。

那时，我父亲的一个表哥正要在装修一个咖啡厅，一天我父亲带着我去和他谈事情，我一个人呆着挺无聊，就四处转悠，发现了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我想这是讲炼钢的，没什么兴趣，就给扔回去了。但后来实在是没事情做，我就又去把那书捞出来。一看发现不是讲炼钢的，是一本小说，就越看越来劲，他们谈完了我就问那个伯伯这本书能不能借，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书，就让我拿走了。我拿回家后就整天在那儿看，别的什么也不干，我妈妈不解，怎么还看起炼钢的来了，我就告诉她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不是讲炼钢的。等我看完了我母亲拿去看，后来我夜里3点多起来上厕所，发现她还开着灯坐在床上看，我心想她也炼钢了。

1949年春天，父母又在上海义利画廊给我和弟弟办了“厐壔、厐均油画展”，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个时候上海所有的报纸都登了这个消息，我记得接连几个月老有记者到家里来，都被我父母拒绝了，非常淡化这个事。因为我父母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为迎接上海解放的做了不少地下活动，家里经常藏有宣传画稿子和传单。我觉得他们也是为了转移一下目标吧。

“跃动的音符：厐壔新作展”在北京中间美术馆展览至201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