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结束，标志着历史剧黄金时代的落幕

原标题：《重返<大明王朝1566>》，作者：周郎顾曲

家国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记得腊月的第一场雪，对于中国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部“枯燥”“乏味”“冗长”的作品，会成为中国历史剧的代表作，而它的出现与惨淡收场，标志着一个历史剧黄金时代的离去。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钦天监监正周云逸被宦官杖杀，腊月的大雪点点落在血泊里；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严党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银进京了。”但见严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叹好雪，此时的他许是不知道，这凛冬的鹅毛大雪，就是上天为他亲自准备的孝衣；到了结局，又是一场雪，嘉靖驾崩，海瑞出狱，纷纷大雪衬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现希望。

皑皑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银子不够”。纵观张黎、刘和平参与的历史剧，国库亏空往往都是事件发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黄河发大水，国库缺钱，于是有了四阿哥筹钱救灾，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北洋水师要军费，于是有了李鸿章扩大卖官鬻爵、翁同龢克扣军费开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宫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钱，但国库缺钱。于是有了“改稻为桑”。

为什么张黎、刘和平那么喜欢用钱做文章？盖因钱是中国人的心头宝，也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刀，谈钱筹钱，最见得人情关系的复杂，也最见得不同政治集团的扯皮。徐阶老家有万亩良田，他口口声声耽君父之忧，但国家缺钱了，他却是清流模样，舍得砍下层文官的钱，不舍得动自家的肥肉。同理，严嵩一家富得流油，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国库亏空，他们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无论清流浊流，都各怀鬼胎。他们已经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后牵扯着庞大的地主阶层利益，成为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维护本阶层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阶这样的开明官僚，也有这虚伪的一面。支撑徐阶的，是他在江浙地区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动员能力，江浙地区，恰恰是明代钱粮重地，帝国的经济命脉。支撑严嵩的，则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浙江的胡宗宪，就是其中一员。朝廷要倚靠胡宗宪驱逐倭寇，要通过严党的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作，所以，在皇帝忍无可忍之前，仅凭清流之死，断断无法动摇严党。

那么，严党最后是如何倒台的呢？因为他们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浙江贪墨一案，嘉靖姑息严嵩父子，只问罪郑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为当时国库库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阶层，不少是严党的人。如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所说：“那些管盐的衙门，都是严阁老、小阁老（严世蕃）的人，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上下其手，铁板一块。派人去查，那是一两也查不出来，可只要鄢懋卿去了，他们都会乖乖地献出来。说句伤心的话，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都捏在他们手里。朝廷要用钱，这道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可严党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日益猖獗，在严党官员鄢懋卿巡盐一事中，吕芳告诉嘉靖，锦衣卫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队，发现鄢懋卿在把银子押回京师以前，还有三条船，这三条船，满载着私藏的两百多万两，一条，驶往江西分宜，严嵩的老家；一条，驶往丰城，鄢懋卿自己的家；还有一条，一个月前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愤怒：“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于是，清流们斗了几十年的严党，嚣张跋扈盘根错节的严党，因为让皇帝忍无可忍，顷刻之间倒台了。

大明王朝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认干爹的儿子，文官是媳妇。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在剧中，罕见能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直臣海瑞。

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这一幕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规矩，他低头了。

但海瑞不会。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朴人

海瑞是一个看似好演，实则难演的角色。

演员黄志忠曾回忆：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这个角色是走在生死线边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就是结局的一段——海瑞在狱中先后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讯，自己却被赦免了，这种叠加情绪稍微把握不好，就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黄志忠谈到那幕戏时说：

“这场戏什么时候拍，一定提前告诉我，给我准备出量来，这样的戏要死人的演完之后。确实演完之后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间细节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设计成演成那样，到时候有感而发，有一根线牵着你往那个地方走。心惊肉跳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浑身发麻，从头到脚浑身发麻。”

黄志忠在诠释海瑞时，他首先要做定位。黄志忠将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海瑞的诠释，区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间形象去演的。而这一民间形象最难处理的一点，是你要将他演得像个“人”，但又要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超越的气质，一种让观众深深信服海瑞确实可以作为精神榜样的气质。

这样一个精神榜样，首先是孤独的。《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孤独的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个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

《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 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棋子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而在剧中，有一个人与海瑞殊途同归，那就是胡宗宪。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但是，老成谋国的胡宗宪，却依然输给了现实。在改稻为桑案中，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而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但是，他更深的悲剧还在后头。改稻为桑案的末尾，当沈一石自焚于府中，嘉靖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日后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于是，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胡宗宪就成为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决定平定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围城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这是《大明王朝1566》后半部的经典情节——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如今天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劲松老师饰演的杨金水，可能是全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角色。我们能说，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我们也能说，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义，出于情，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侍奉君侧，如履薄冰，所谓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陈洪般虎视高位的狠角色。时时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杨金水，如何保冯保，如何为自己的“干儿子们”留后路。他留给冯保的“思危、思退、思变”，也是留给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 宦官就这样夹缝中求生存，在深宫中战战兢兢。可终究，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点头的忠犬，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先生总结道：“御下有方。”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这可以从一个人事任命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

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的。嘉靖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以经定了。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他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天道

纵观全剧，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聪明绝顶也最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玩弄大臣、满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炼成仙，可最终，天子也熬不过命数！

该剧的结尾十分讽刺。大雪纷飞，嘉靖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结果，嘉靖这位不争气的儿子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嘉靖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剧中，嘉靖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一场大雪而起，一场大雪而终。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是没有挽救大明王朝，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

可以说，《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却也能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场、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严嵩、杨金水、沈一石、芸娘，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说的“为官三思”；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点点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后，杨金水在水中的挥臂呐喊；还有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如今，《大明王朝1566》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为国内三大历史政治剧，但是，当《雍正王朝》在电视荧幕循环往复，《大明王朝1566》却在一次别离后，于电视中销声匿迹；当《走向共和》在网络上被讨论地热火朝天，《大明王朝1566》却只能偶尔掀起浪花。如果将三部剧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毫无疑问，珠光宝气，宾客不绝；《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风流；而《大明王朝1566》则门庭冷落，令人叹息。

也许，这是只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后十年，历史剧出现了一个衰弱期，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这是历史剧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想，能够欣赏《大明王朝1566》，也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部作品从创作到拍摄，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个参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饰演杨金水的演员王劲松曾回忆：“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我们的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个笑话，是某临时演员在现场紧张，可能是没见过这么认真的队伍，结果拍摄时老是忘记台词，站在他身边给他托板的灯光组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话(湖南人不会普通话)给他提词，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氛围，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只可惜，就如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比时代多迈出了那么半步，所以受到了冷遇。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但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予他们最准确的评判。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