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江口沉银：张献忠如何册封妃嫔？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大西政权金册考》，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8期，作者李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大西政权是张献忠于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成都建立的农民军政权。大顺三年（1646年）张献忠死于西充凤凰山，大西政权覆灭。政权持续时间仅两年左右，遗存的大西政权文物寥寥无几。近年来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中发现大量与张献忠大西政权相关的文物，其中在本次国博展览（注：中国国家博物馆“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2018.6 -9）中有两片张献忠册封妃嫔金册。封册的发现对于探讨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相关政治制度以及“江口沉银”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意义。

金册介绍

在本次展览中，共展出张献忠大西政权金册两片，其中一片为2011年征集品，目前收藏于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以下简称“彭山文管所”）；另一片为2017年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中出水。两片金册形制基本一致，金册长边每侧各有五个穿孔，短边中心各有一个穿孔，不见穿缀物。正面錾刻阴文楷书，背面素面无字。以下即对金册分别进行介绍。

彭山文管所藏金册

该金册在《武阳拾遗》的图录中刊出（图一），毛佩琦教授作过考证。册文内容为“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官九御”（图二）。

其中，“大西大顺”另起一行上提抬头，“皇帝”一行亦如此。金册长21.15、宽8.45、厚0.29厘米，重740克。册封时间为大顺二年（1645年）五月初一。“监于成典，中官九御”，指的是皇帝后宫的传统制度。“中官”一词见于《国语·晋语四》：“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韦昭注：“诸姬，同姓。中官，内官。”“中官”即指宫内、朝内之官。“九御”一词见于《国语·周语中》：“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韦昭注：“九御，九嫔也。”《礼记·昏义》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从文字内容看，此金册当为张献忠册封皇后或九嫔金册的第一片。

2017年遗址出水金册

该金册为2017年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图三）。册文内容为：“思媚用册为修容。朕德次嫔/嫱，匪由爱授，螽羽和集，内教/以光，钦哉。”（图四）金册长21.1、宽8.6、厚0.33厘米，重760克。“修容”为古代“九嫔”之一，亦即册封的主体。“嫔嫱”指皇帝妻妾。《左传·昭公三年》：“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杨伯峻注：“嫔、嫱皆天子诸侯姬妾。”“螽羽”则形容子孙众多和睦。《诗·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孔颖达疏：“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虫，故举羽以言多也。”此处“螽羽”亦是此意。

从册文内容看，当是册封“修容”金册的第二片。该金册与彭山文管所藏“大顺二年金册”形制及大小基本一致。目前已确认该遗址即为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与杨展大战后战败沉船之地，与船同沉的还有张献忠在征战过程中获得的大量财物，遗址发掘中亦发现明代册封亲王、亲王妃、郡王的金银封册。但从其形制、重量以及册文内容看，与明代封册差别较大，而与文管所藏大顺二年金册基本一致；同时明代仅嘉靖年间曾册封“九嫔”，但九嫔中无“修容”之封。虽然册文中未提及时代及具体册封人，但当为张献忠册封“修容”金册。

大西政权妃嫔册封制度

两片金册是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和妃嫔册封制度的物证。经过与明代的封册进行对比可知，金册形制直接继承自明代，但其材质、尺寸及内容均与明代册封妃嫔封册有一定差别。

从封册的形式上看，大西金册仍然采用了明代的“封册”形式。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册封制度和相应的礼仪，这套礼仪中重要实物就是册封用的封册。明代采用金银材质的封册来册封后妃、太子、公主、亲王、郡王及其配偶。《明太祖实录》记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进册立皇后、太子册宝制度，规定了封册的尺寸、文字等规制，开启了明代封册制度的先河，“用金册金字二片，每片依周尺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二分五厘，字则依数分行，镌刻真书。每片侧边上下有窍，用红绦联贯开阖如今书帙之状。”这样的封册形制除尺寸、材质根据等级略有调整外，终明一代几无变动。从形制上看，大西政权的金册同样为两片，每片侧边有孔用以串联，由此可判断大西的封册形制直接来源于明代。

但大西封册中的“九嫔”名称以及封册本身的材质、尺寸、内容等都与明代封册制度有着一定的差异。

在两片金册中，有一片为大西册封“修容”金册。“修容”为历史上的“九嫔”名号之一。明初并无九嫔之封，《胜朝彤史拾遗记》云：“先是，祖制无九嫔名。自后妃下杂置诸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诸位号。”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始设“九嫔”。嘉靖十年，礼部尚书李时等言：“皇上以宗祀之重，择真淑备九嫔，诚宜定拟典礼以昭示天下。臣等考之《大明会典》诸书，惟载册立后妃礼仪，嫔御以下皆缺。及考唐制，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正二品；皆遣使册命。则唐以前九嫔之礼甚重，皇朝原无册立九嫔之仪，礼始今日，臣等窃拟遵照册嫔仪注，量为降杀”，九嫔分别为“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大西金册的中的“修容”名称与明代的九嫔名称不同。考察历史上的“九嫔”，可知这样的设置当是“稽古”而来。《礼记·昏义》记载周代设九嫔。王莽托古改制，按周制设九嫔。晋武帝“采汉、魏之制……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南朝时，各代均有九嫔，只是名号有不同，如宋明帝泰始二年，“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隋唐时亦设九嫔，其中有“修容”。故从“修容”的名号看，大西政权显然主要参考古制设立了“九嫔”制度。这种做法当与王莽附会周礼改革后宫制度的做法相似。

就封册本身而言，大西册封“九嫔”的封册与明代同等级封册的材质及大小也并不相同。明朝对九嫔封册的材质及尺寸作了规定，“嘉靖十年，立九嫔，册用银，杀皇妃五分之一，以金饰之。”据《大明会典》记载，皇妃“册用镀金、银册两片，其长、短、阔、厚与诸王册同。”亲王的“册制与皇太子同”，而皇太子“册用金，两片，其制及盝箧之饰与皇后册同”，皇后册“用金册二片，依周尺长一尺二寸，广五寸，厚二分五厘。”经过实际测量，亲王封册实际长度多在24厘米左右，“周尺长一尺二寸”即为24厘米左右，故推测明代用于封册的周尺长度大约为20厘米，宽五寸则为10厘米左右，厚二分五厘则为5厘米左右。故皇妃金册的长度亦长24厘米左右，九嫔封册“杀皇妃五分之一”，即长19—20厘米左右，而实测大西金册长度在21厘米左右。明代“九嫔”封册材质为银，但大西妃嫔封册均为金质，且通过观察看，其含金量要远高于明代后期金册。从厚度来看，大西金册比明代封册薄很多。

另从册文内容看，大西金册与明代册封九嫔封册亦有差异。《明世宗实录》记载了嘉靖十五年九月册封九嫔时的册文，以端嫔曹氏册文为例，“朕惟王化之兴始于闺门，家齐之效形于国治，肆坤仪之得辅，斯内政之有光。咨尔端嫔曹氏宿着勤劳之久，首占虺蛇之祥，宜示眷恩，用酬羙报。兹特进封尔为端妃，尔其益修妇道，匡佐坤仪，恒励祗勤，禆翊内政，尔惟最之，钦哉。”其它妃嫔的册文大同小异。总体来看，明代妃嫔封册册文文字较多，与其他明代封册一样形成了相对固定化的行文格式，而大西政权金册的册文相对较少，且更多地引用了《国语》《礼记》《诗经》等古籍中的典故。

制度来源

大西军在征战过程中获得过大量的明代封册，应该说对明代的封册制度非常熟悉。大西政权在建立自己的制度时，封册形制直接参考明制，但从封册所称“修容”名号以及册文内容多引用古籍看，大西政权在努力摆脱明朝的影响。这样的转变表明张献忠“改弦更张”的政治心态，体现大西政权妃嫔封册脱胎自明代制度，但同时又试图“稽古改制”的政治态度。

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入蜀称帝，曾册封皇后，后宫制度随之建立。“乙酉春，夺取井研县，内阁大学士陈演女为皇后，问左右以册封皇后之礼，伪礼部具仪注进。献忠见其礼数繁多，怒曰：‘皇后何必仪注……’。”由这段文献可知大西政权建立后，其礼部负责建立册封之礼，文献中记载张献忠并不在意册封礼仪。袁庭栋在《张献忠传论》一书中说：“（张献忠）虽然建制改元、立国称王，但张献忠对于原来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礼仪制度是鄙弃不用。一切礼仪从简，各种诏书、公文皆用口语，以通俗明达的白话文体为要，厌恶舞文弄墨的陈辞滥调。张献忠和部将都穿着过去的衣帽，互相之间不准有什么君臣大礼，搞什么典章陋习。”但实际上张献忠对礼仪祭祀这一套礼仪非常关注。《滟滪囊》载“（崇祯十六年）成都令吴继善受伪职，旋以郊天祀版不敬，阖门被杀。”《鹿樵纪闻》中更是记载“前县令吴继善降贼，授伪官，一日为贼写祭天文，其纸中接，贼见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统乎？’立剐之。降盗江鼎镇复归贼，授礼部尚书，后值迎春，黄虎问春入何门？江曰：‘入东门。’贼国号西，闻言东，怫然曰：‘是何出典？’江犹未悟，漫应曰：‘出《大明会典》。’虎大怒，责一百棍，江有故人为代受五十。翼日，飞骑收此两人，并家属悉斩之。”张献忠对江鼎镇大怒责罚的原因是他提出大西礼制使用《大明会典》，这违背了张献忠更替明朝、重塑礼制的愿望，同时也表现了张献忠对礼制的重视。这样的一种态度显然就是大西金册与明代封册差异形成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样的改制仅流于表面，大西政权更多的制度仍然是直接来源于明制。从目前可见的大西政权印章可看出大西政权的行政建制和地方职官设置主要实行明代的府、州、县三级制。除知府、知州、知县外，其属官已见于印文者有经历司、儒学、医学、僧官等，多仿明代官职，基本上沿用了明代制度。而大西军的武官体系与明代也相似，部分综合了其他时代官名，如大西政权的武官包括指挥使、御营使、都督、总兵、将军、守备等。

大西军在长期的流动征战过程中少有机会进行政权建设，虽然封册的形制、内容以及妃嫔的名称做了改动，但其基本的制度都直接继承自明代。

历史背景

文献中记载张献忠妃嫔众多，《圣教入川记》注释四十三：“献忠除正后四人外尚有妃嫔三百名……献忠本己除留后妃二十人为服役诸事外，馀二百八十人尽皆杀绝。”其中张献忠皇后“陈氏”，据《绥寇纪略》载“聘井研陈氏为伪后，封其兄为国戚。不十日，陈赐死，兄及两尚书极刑。”另载张献忠有一妾，其父亲“为一老儒，文理通达，住南京，因其女为献忠之妻，故随之入川”，笃信天主教，但“因其不为献忠正妻之故，未得领洗之恩”。《蜀龟鉴》载“张献忠自杀其子及所爱妻妾。晨起，召其妻与所爱诸妾诘以不救，故举左右数百入及行刑者悉杀之。”《蜀警录》中亦记载“伪平东孙可望等杀其伪阁部汪兆麟，缢献贼伪后妃嫔。”从历史记载及已经发现的金册看，其册封的妃嫔应该颇多。

但这些金册按常理应分封给各位妃嫔，为何会作为张献忠转移财产的一部分沉于江底。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如文献所载，妃嫔被张献忠所杀，被杀后金册被收回；另一种可能则是张献忠在政治形势岌岌可危，准备全面转移其财物的过程中将已经颁发的封册收回。

张献忠对自己部队掠夺来的金银财物有严格纪律，规定不准私藏、一律缴公、统筹积贮。《蜀难叙略》：“令贼卒凡子女玉帛及一应贵重之物，不得辄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剑，而诸物可焚者以火，惟金银必以水土沉埋之。” “小卒掠得金银，悉献主将，不许私匿，如藏银三两，即杀之，恐有金而逃耳。”可见大西军对金银等贵金属的严格控制。

从目前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文物情况看，除了从湖广各地获得的财物，同时也包括大西政权制作的一些高等级文物，诸如永昌大元帅印、西王赏功金银币等。可见大顺三年（1646年）的这次转移当是一次彻底的转移，这一次转移应当代表的是大西军在成都乃至四川的全面撤退。在孤注一掷的转移中，张献忠将能作为货币的金银等物悉数收回，以备其日后东山再起，由此看来在遗址中发现妃嫔的金册也合情合理。

结语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中发现的两片大西政权册封妃嫔金册，表明了大西政权已经建立了妃嫔册封制度。从封册的形制看，其直接来源于明代的封册形式，但是在大小、材质方面有差别。而从册文内容看，册封的“修容”名号来源于古制，且册文与明封册相比也更多地引用了古籍中的典故。这样的转变表明了张献忠努力摆脱明朝影响的政治态度。实际上，这样的改制流于表面，更多的制度如官制及地方行政建制等仍然直接来源于明制。同时，遗址中出水如此高等级的大西政权文物显示大顺三年的这次转移是一次彻底的转移，大西军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下试图从四川全面撤退。

附记：本文所用金册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海子拍摄，拓本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写作期间，多次赴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查看实物，吴天文所长给予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