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纱大王”穆藕初：民国大企业家为何晚景凄凉？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生于清季江苏上海县，幼时因体弱胆小，木讷腼腆，曾被族人谑称“五小姐”。他童年时，家道中落，少年发愤，14岁入棉花行习业，17岁遭丧父之痛。青年时期，他立志求西学，始研习英文，25岁考入江海关，捧上了“金饭碗”，娶妻金氏，并加入沪南体育会，习体操与演说。他28岁出版译著，29岁加入沪学会，抵制美货，辞江海关职，任龙门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兼学监，一年后辞职。32岁时，他出任江苏省铁路公司警察长，一年余又辞去。在34岁这年，他自费赴美国，专习农学，五年后返国，发起创办德大纱厂，一路披荆斩棘，从此走上实业救国的人生旅程。后来他又创办厚生纱厂、豫丰纱厂，实力倍增，被誉为“棉纱大王”。

穆藕初

作为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民族实业家，穆藕初具有远大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时年58岁的穆藕初曾发表他的新年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在事业上可以按照计划逐步推广，以造福于平民生计。在生活上可以稍有余暇，继续研究一种专门学问。尤希望在职业以外，能有余力为社会服务，为大众谋幸福。”（“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1933年1月1日。）可见，作为成功卓著的实业家，穆藕初对国家与社会，对个人与大众，都有着美好的热盼期许和深沉的家国情怀。

但时过境迁，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已届晚年，生活在战时“陪都”重庆的他，境遇并不如意，甚至有些晚景凄凉之意。

1933年，穆藕初“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烽火迅速蔓延。62岁的穆藕初举家内迁，由上海而杭州、湖州、南京、汉口，辗转数地，颠沛流离，最终于年底抵达重庆，开始了在战时“陪都”的生活。经过了四个月的短暂闲居后，1938年，已63岁的他受命赴汉口，主持国民政府新成立的农产促进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表示“这无非是要在抗战时期尽我一分国民的责任”。（见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1159页。）由此，他开始了为战时全国农业推广统筹事业殚精竭虑的晚年生涯。

上任伊始，他不顾年老，为考察各地工业状况而奔忙，舟车劳顿，不辞劳苦，并对抗战形势保持乐观心态：“自从全面抗战以来，国内重要工业大部为敌人摧毁，我所办事业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们决不能因一时遭遇而气馁；我们要再接再厉，在艰苦奋斗的环境中，重建我们光明的前途。因此我行踪所至，在苏、浙、湘、鄂各省，曾作实地考察，同时与游过粤、桂、陕、甘、滇、贵的许多朋友晤谈，使我最乐观的，全国的精神已经团结一致，中央和各省又能深切认识战时经济各项必要条件，无时不在励精图治之中。”（《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161页。）在1938年8月发表的《敬告企业家》一文中，他大声疾呼：“我们企业家更须放大眼光，再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着想：现在中国对日抗战，只有持久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增加后方生产，建立内地经济国防。工业生产占最重要地位。”（《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163页。）可见，在穆藕初心目中，实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扣，荣辱与共，尤其在民族危亡关头，实业救国、倾力报国，必然是实业家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这年8月，农业促进委员会迁至重庆办公。9月，穆藕初发明的“七七棉纺机”试验成功，并从此迅速推广，为抗战时期的棉纺业生产发展立下了大功。（《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168-1169页。）

自1939年起，穆藕初还对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和垦荒业予以捐款资助和大力支持，延安《新中华报》为此特登报致谢：“全国闻名之工商巨子穆藕初先生，特慷慨捐助我生产补助费五万三千元，现已先行汇来二万元。此种关心生产事业，帮助边区克服困难，开发西北之精神，实可敬可佩。”（《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14页。）可见，在穆藕初的内心深处，并无畛域之分、党派之别，完全以实业家的坦荡胸襟来扶危济困，待人处事。对此，中国共产党表达了要联合以穆藕初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意旨。193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特地提到穆藕初的大名：“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毛泽东年谱》中卷，转引自《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16页。）在此后的信函及言论中，毛泽东一直对穆藕初心怀钦佩、念念不忘。

1941年2月，经行政院副院长兼农本局理事长孔祥熙提名，蒋介石同意，穆藕初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农本局总经理，仍兼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受命出任农本局总经理以来，穆藕初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成绩斐然。据农本局同人记述，“他整个的时间大半是在办公室里批阅公文，……还兼任农产促进委员会的职务。他已经六十六岁，身体却那么壮健。他虽身兼数职，事繁勤劳，但从未看到过他的倦容。”（《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70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2月，国民政府为管制物价，在经济部之下新设立一个物资局，农本局归物资局统辖。何浩若任物资局局长，穆藕初又兼任了该局副局长。同月，他在就任农本局总经理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感言：“我虽六十七岁了，可是还不以为自己是已经老了，而且还想不断求进步。”（《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275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67岁的穆藕初仍豪气干云，全身心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多做一些实事。同年4月，他坦陈初衷：“我自信办事一秉至公。虽然我本来是在工商界工作数十年，但我到重庆以来，没有买过一包棉纱、一两金子，也没有和人合伙囤积做买卖，一心一意用全力执行政府命令，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那就是我的大目标……”（《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00页。）

世事往往难料。即使穆藕初这样敬业投入，一心奉公，结果却于1942年12月2日，落得个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的下场，事发突兀，不免有令人心寒之感。为何穆藕初如此勤于政事，任劳任怨，却在上任不到两年的时日，令蒋介石大动肝火，将他立即撤职呢？

原来，1942年，因市场供需矛盾严重，囤积居奇现象严重，黑市价格突飞猛涨，陕西棉市出现混乱。为应对危机，当年10月，物资局匆忙颁布《陕西省棉花统购统销原则》，局长何浩若亲自飞往西安，并规定先征购棉花十万担，价格为每市担九百元。获悉后，穆藕初认为定价过高，立即呈报孔祥熙，建议核定为每市担六百元，当即得到孔祥熙批准。因穆藕初与何浩若意见相左，互不通气，又分别呈报，两人出现龃龉，相互认为对方在拆自己的台，以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成了冤家对头。而两人又分别得到孔祥熙和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支持，似有各为其主之意。1942年12月2日，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在蒋介石官邸召开会议。这次蒋介石亲自主持，穆藕初则以农本局总经理身份列席，以备咨询。会议进行至中午12:00时，孔祥熙先退席。这时，军政部军需署署长陈良发言，突然发难，指出军用棉花一斤也未收到，攻讦农本局贻误军需。而穆藕初面对指责，也不甘沉默，把物资局程序复杂，甚至有扯皮现象等实情和盘托出，大发牢骚。因孔祥熙不在场，翁文灏趁机把责任推在农本局头上。蒋介石大光其火，当场把穆藕初训斥一番，会后即签发手令：“农本局总经理穆湘玥推诿塞责，贻误重要业务，应撤职查办。送孔。”孔祥熙无奈之下，只好补签：“遵办，交陈公侠知照经济部。”（《翁文灏日记》，转引自《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2页。）

后来，毕云程在《追念穆藕初先生》一文中，对此事的个中缘由曾作点评：“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别人发财’之传说。”张仁寿《穆藕初与经济部农本局》一文也曾记道：“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3-1324页。）由此可知，穆藕初背上这个贻误军机罪名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在于一时的因言获咎，也非表面的私人恩怨所致，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利益的争斗，非常讲求做人原则、一向务实清廉的他，只是成了双方利益攘夺的一个牺牲品。

1942年12月3日，刚被免去农本局总经理的穆藕初致函中华劝工银行刘聘三，告知准备于1943年夏回沪。信中写道：“弟于去年春兼管棉业，颇称顺利，惟以汇兑失灵，运输困难，两载以来，心力交瘁。日昨业已摆除一切，仍回怡园寓中从事休养。……家用仍恳源源接济，至为感荷。”（穆藕初致刘聘三函，1942年12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华劝工银行档案：Q282-1-23。摘录件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4页。）在给好友私函中表达心力交瘁的状态，应是他对自己际遇的坦陈和心曲的流露。

1942年12月3日，穆藕初致刘聘三函（署名“毛恕园”）

同时，家庭不睦也是晚年穆藕初的一大心病。1943年1月20日，穆藕初致函刘聘三，除表达谢意外，主要请刘调和在沪家庭关系：“家用承蒙源源接济，至属感激万分。本不敢再以琐事奉扰，惟伯华自私自利之心太重，自己丰衣足食，对于生母弟妹不但置之不顾，且以卑鄙手段，令其生气。万一小房受大房压迫过甚，忍无可忍而出于决裂，照目下情形，恐亦非伯华之福。兹着麟儿将家中情形择要奉告，务恳拨冗敦促伯华顾念一父所生之弟妹，予以援助。柴米油粮于必要时亦须互通有无，方是正理。”（穆藕初致刘聘三函，1943年1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82-1-23。摘录件误作3月2日，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9页。）五天后的1月25日晚，他在致刘聘三函中再次大吐苦水：“顷得麟儿信，谓家中粮食尽力设法，全家十口尚难求饱，晚间已进粥矣。伯华袖手旁观，不肯通有无，闻之伤心，同父弟妹竟如陌路，曾不思伯华所得赢余是谁之资本，伯华一房得之，连米与日用品亦不肯通融，人之无良一至于此，真禽兽之不若矣。”（穆藕初致刘聘三函，1943年1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82-1-23。摘录件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8页。）俗话说家丑不外扬，此时年近古稀的穆藕初却在信中对上海的家事毫不隐晦，特别对长子穆伯华更是咬牙切齿，可见其对于居沪子女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而愤恨不已。

2月19日是农历元宵节，穆藕初致函刘聘三，言及“去年底已将老行业务交代，早已搬回怡园暂息仔肩。惟部分股东仍拟邀弟蝉联或另组新号，弟已婉谢。一俟账目以及经手之事了理清楚，大约今夏即可回申。弟今年已六十有八矣，体力尚健，堪以告慰。”（穆藕初致刘聘三函，1943年2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82-1-23。摘录件误作1月15日，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7页。）3月24日，他在致刘聘三函中提及：“弟近从事于小工业，颇能获利。老年人仍自筹划，不觉较为烦苦耳。” （穆藕初致刘聘三函，1943年3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82-1-23。摘录件误作3月25日，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29页。）虽届年迈，穆藕初仍在奔忙，从其言辞中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感。五天后的3月29日，他因痔疾日益加重，入重庆市民医院检查，4月8日确诊肠癌。6月17日，他致函刘聘三：“弟患肠癌已四个月，明晨决计进医院用镭锭治疗，一月后可出院，余无他病，惟坐不稳与不能行走耳。病愈仍回张园休养。”（穆藕初致刘聘三函，1943年6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82-1-23。摘录件误作6月7日，见《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32页。）这时，他对病情仍较乐观。他病重后，尚怀壮志，常常询问国事。在得知抗战胜利日益临近时，不由流露出欣喜之情。9月14日为中秋节，他叮嘱长子穆伯华买月饼，并要求只买小月饼。9月19日，穆藕初因不治，病逝于重庆怡园。他临终前，还叮嘱家人“不要灰心”，“我死之后，只须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穆藕初年谱长编》下卷，第1336-1337页。）

纵观穆藕初一生，由早年的家境困窘、命运多舛，而立下宏愿，在逆境中奋发自强，远赴美国留学，归国后艰辛创业，筚路蓝缕，终于成为资产雄厚的实业巨擘。他也曾担任政府要职，却始终俭朴度日，有着慈心善行、兼济天下的情怀。他晚年多次表达要返沪叶落归根的意图，并为此着手不少准备。但因抗战烽火仍在持续，加上他罹患重病，最终无法达成回归故土的愿望，故园难返，客死他乡。

通过对以上年谱、函札史料及其处境的解读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出他晚年的遭际与心曲，家事的纷扰，政事的无奈，国事的凄凉，无事不在萦系，这是时代的悲凉，也足可看出他内心的煎熬。在他有生之年，终未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更无法见到他梦想中的中国，这应该也是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民族实业家不可避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