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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美国19世纪末的性别迷思

孙隆基

2018-09-13 17:40

19、20 世纪之交的思潮在思想史上一般称作世纪末（the fin de siècle），贯穿着“世纪末”思潮的是“文明没落”“人种退化”与“阳刚的隳沉”等母题。这股思潮如今我们已感到陌生，在19、20 世纪之交却是远为广被的达尔文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成分。该世纪之交和我们的20、21 世纪之交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时达尔文主义占压倒性优势，因此，即使是社会人文思潮都多少带点生物学色彩。我们的世纪之交则被笼罩在语言学与高科技大众传媒的影子底下，符号思维成为时尚。如果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尚来判断今日，肯定会把当代文明判决为已无可救药地掉到了颓废（decadence）的谷底，因为人工的符号远离生物的本能，一个让符号完全覆盖了本能的文明无疑已进入死巷。但今人并无这种危机感，乃因为今日抽象符号至上的思维，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生物主义全然背道而驰。

“世纪末”思潮如今看来有其局限，也有它无法解开的死结。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总氛围仍然是相信进步的，因此也是乐观的，它的文明观却内含危机感。一方面，宇宙进化从生物界演变到人类文明被认为是直线上升；另一方面，文明是人工的，文明越现代化、人工化，即越偏离自然界，最终会否受到惩罚？因此，当时的思想界又开展该给现代文明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基础的讨论，而这个首要任务的重担则落到了男性的身上。

用性别介入文明观制造了下列一连串问题：按照进化乃从简到繁、从同质到异质的轨迹，当时出现了颇为风行的“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信念。它涵示了男性是比较进化的性别之命题。事实上，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都有“雄性是进化的先锋，雌性是物种的守成者”之说。然而，文明如果有偏离本能界的倾向，则文明越发达、越现代化，男性就会越趋“女性化”，亦即男性之女性化成为文明没落的指标。这种焦虑感在当时衍生了男女教育分途的学说，并促进了让男孩回归“原野”为文明保存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的运动。

女人是物种的守成者

达尔文在1871 年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如此说：

雄性所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在整个动物界里，凡是两性在外表上有所不同的物种，总是由于雄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才不同的，倒转来的例子是难得的。因为，一般来说，雌性对本物种的幼小动物总比雄性保有更为密切的相似的程度，而对本物种所属的物群，小至于属，大至于科或目中的其他成年的成员，也要相像得多些。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是由于几乎所有动物的雄性在情欲方面比雌性更为强烈。因此，在雌性面前，互相战斗的是雄性，而富于诱惑力地把种种色相展示出来的也是雄性；而且其中的胜利者就把他们的优越性传递给了下一代的雄性。

这里是说：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她不只接近同种成员的儿童阶段，而且与物种所归的“属”“科”甚至“目”之成年成员近似，亦即较接近共同祖先分享的未分化状态。西方“世纪末”性别观的形成，当然不只凭达尔文一句话，而是在达尔文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已有人用时尚的生物学话语在建构此论，概被笼统地称为“达尔文主义”。

一位“世纪末”文化的研究者指出：斯宾塞在其进化论宇宙观中，把进化定义为从同质（the homogeneous）到异质（the heterogeneous）的过程，因此进化阶段越高也就越分化，亦更个人化。他虽然没有特别提及性别，但两性趋于两极化该是异质化的一环，达尔文心目中“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的男性理应比女性更先脱离同质状态，亦更易形成“个性”。卡尔·福格特（Carl Christoph Vogt，1817—1895）—即马克思笔下的“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测量男人与女人的脑量，并测量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脑量，得出如下结论：“女性头颅较小……男性与女性的头颅该被当作两个不同物种般分开……女性头颅的类型在许多方面接近婴儿的，在更多方面接近低等民族的……”

男女教育分途说

在1873 至1874 年，哈佛大学的校监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1820-1877）医生发表了《教育得看性别：女孩成功有多少机会》（Sex in Education；Or，A Fair Chance for Girls）以及《脑的建构》（The Building of a Brain），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生常谈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他引用最新的权威：达尔文于1871 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书中指出进化阶段越高，性别亦越分化，雄性的新陈代谢率高于雌性，因此多变异，具有更多的属性面对自然淘汰，变得更强、更聪明，雌性在新陈代谢方面已经不利，又被母职加诸其身，唯有依赖雄性一途，既然无须全面投入生存竞争，就越来越落后于雄性。达尔文又将心智功能排成位阶，最高是理性，然后依次是想象、直觉、情感，最后是本能，男性偏向上层，女性偏向下端。克拉克把达尔文学说应用到教育学上头，并敲响警钟：要求女子承担男子一般的教育会使她的大脑受损、胸部退化、子宫萎缩、经期停顿，非但成不了事，反而对社会而言糟蹋了当好母亲的材料。

从同一个达尔文主义前提出发，美国心理学泰斗G. 斯坦利·霍尔在19、20 世纪之交提出男女教育分途说。霍尔乃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美国大弟子，他回国后从事改造教育的工作，并于1892 年与其他25 位学者创立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出任首任会长。霍尔反对中学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国初年中国的保守派观点相同，但后者是感叹“有伤风化”，霍尔的论据则是以生理学为根基的心理学。他认为两性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霍尔不是性保守的卫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妇女解放，不过他的看法是妇女该从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去变成跟男人一样：

男人与女人不论在活动范围、感觉、皮肤、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这些差异被今日的科学加以推演、强调，因此文明日进，两性差异必日增。在原始状态，男女身体结构与从事活动都差不多，真正进步发生在两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异予以繁衍与加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具性活动的阶段就达到了顶峰。小男孩与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样事情，在多方面品位相同，对性无知觉。人到了老年阶段，两性的差距也开始复合——老汉与老妇变得彼此相同，在此意义上，也成为无性别。

唯有在青春期，两性的差异最显著。在此阶段上，几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识：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至少需有两至三年彼此隔离，让心身都发生酝酿作用，达到功能的成熟，导致婚姻生活。这个倾向亦充分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从12 到14 岁之间，兄弟姐妹过着比以前更彼此脱离的生活，无论在家内的操作、游戏、兴味，皆出现分殊。这全是生物学现象，是正常的。因此，学校及其他机关就该把这个分殊推至极端，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我们该尊敬性别差异的自然法则，切不可忘记做母亲与做父亲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自终止相互模仿，终止相互为对方设下楷模，好让各自发挥本性，在两性交响乐中奏出和音。

显然，在“对性无知觉”的小孩阶段，两性不分化状态并不碍事，但为了成长以后“导致婚姻生活”，就必须“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这是由异性恋体制规定的一项急务。霍尔为此重弹了“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滥调，无甚创意。他的创新在于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重温说”的创始者是德国进化论大师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他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9 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霍尔则把它应用在教育学上，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柔弱化，再演变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既然男孩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到了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使文明建立在一个更建康的基础上。然而，霍尔不主张女孩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这正是他的男女教育分途说的精神所在。这个分途说的出发点显然是达尔文“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的命题。

建立“美国童子军”的路线斗争

霍尔敦促男孩回归自然的主张，在美国童子军的创立人欧纳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1860-1946）手中获得实践。他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生长于城市，面临环境日遭工业化的侵蚀，社会问题丛生，终于把自己的效忠从家庭转向原野和野生物。他在安大略省与曼尼托巴省以及美国西南的原野经验令他选择了原野画家、作家与博物学家的生涯，并一度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两国保护自然运动之间的大使。西顿歌颂原野与边疆，但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美化边疆不同，后者歌颂开拓者，西顿则珍惜在文明面前撤退的原野，并特别认同印第安人。他毕生同情印第安人的权益抗争，并认同了他们的自然观，认为人对自然的宰制只是一个幻觉，人对待动物该采取民胞物与的态度。他对达尔文的理解亦异于时人，认为人类的道德该根植于动物行为学，处于大自然的人将会如动物一般与大自然结合，共同臻于至善。这是人脱离了自然就导致本能衰退、文明趋于腐败的“世纪末”思想之另类诠释。

西顿写作的动物故事很受欢迎，他描写动物角色的笔调多带同情，其故事里的人类角色则多非善类，乃唯物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化身。当时的动物写作流传至今最有名者反而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但真正的巨擘该是西顿。众多起而效尤的次级作家缺乏专业背景，遂引起了非议，招致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及其支持者老罗斯福总统的攻击，被讥为“仿冒自然者”（nature fakers）。后者尤其讥讽西顿“把事实与浪漫幻想混同”，误导青年读者，他宁可服膺昔日西部捕猎者对自然的诠释。这也难怪，老罗斯福虽然在任内竭力通过保护自然的法令，但他的原野经验来自捕猎，他的原野概念是特纳式边疆塑造了美国性格的神话，尤其不能接受印第安人关于动物有超自然特征的说法。

西顿其实也服膺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强调少年、冒险、户外生活。这个原野理想在当时导致少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都怀有透过下一代振兴美国性格的目的。和他们一样，西顿也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男子气概（manhood）” 。他与老罗斯福等人一般，相信东岸只是欧洲的翻版，真正的美国是西部，但他与其他文明再生论者不同之处在于美化印第安人，主张“真正的”美国人该放弃拓荒者的模型，学习印第安人的优点。西顿在1902年成立了“丛林学的印第安人联盟”（League of Woodcraft Indians），把男孩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学习印第安人在原野中留意踪迹、潜步追踪的生存之术，并从自己人中选出酋长和部落官吏——这是美国童子军之始。

1905 年，另一个“美国童子军之父”丹尼尔·卡特·比尔德（Daniel Carter Beard，1850—1941）成立了“丹尼尔·布恩之子”（Sons of Daniel Boone）的男童户外组织，其精神就与西顿的背道而驰。丹尼尔·布恩（1734—1820）是美国史上的民间英雄，他是猎人，是开拓肯塔基州的拓荒者，其中不乏与印第安人的战斗。在野外身披鹿皮的“丹尼尔·布恩之子”成员以“堡垒”（forts）为单位，他们的等级不是以印第安人官吏为名，而是以美国史上的拓荒英雄为名号。这倒符合由特纳与老罗斯福等人代表的主流原野思想。

西顿把他的经验写成书，并于1906 年赴英推广他的户外运动，结识了罗伯特·巴顿-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1857-1941）。后者是一位将军，曾于大英帝国的印度、阿富汗、南非等地服役，并于波尔战争（Boer War，1899—1901）中死守一座边城而声名大噪。他的活动多涉及军事情报，发展出一套在敌后斥候、藏匿、逃遁之术，在1899 年发表了训练军事斥候的手册Aids to Scouting，成为畅销书，为学校与青年组织广泛沿用，而后来“斥候”一词前面加上“少年”亦变成了“童子军”（young scouts）一词，其军事化的倾向很明显。鲍威尔结识了西顿后，把后者的野外生存游戏大量收入修订版中，西顿抗议他抄袭，无效。但西顿是有心栽花花不成，鲍威尔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后者从无成立少年户外组织之意，是少年业余斥候者慕他之名而来，这个童子军运动于1907年在他指导下正式诞生。

待到1910年美国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时，鲍威尔的方案已成世界潮流，美国大财团与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赞助成立美国支部，西顿与比尔德等人只得把他们的“丛林学的印第安人”与“丹尼尔·布恩之子”融入了该组织。该组织还须仰仗西顿的声望，因此让他当童军总头目（Chief Scout）。西顿的印第安化运动与鲍威尔那套脱胎于大英帝国殖民地战争的丛林学和恢复帝国光荣的青少年训练纲领简直南辕北辙，尤其是穿上军装的童子军，与他让男孩在原野中培养个性的纲领全面抵触。西顿仍待在美国童子军运动里，希望从内部扭转乾坤，却是逆水行舟。组织内，比尔德等同事不会反对军事化，最要命的是身为名誉副主席的前总统老罗斯福公开赞许鲍威尔的方案，认为它有助于平时培养优良公民，以备战时成为优良士兵。这与老罗斯福以美式足球为战场预演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美国童子军成立后，西顿的大权即旁落于执行秘书詹姆斯·威斯特（James E. West，1876-1948）之手，这位老罗斯福时期的华盛顿官僚从一开始就偏向巴顿-鲍威尔方案，在其手里也为童军运动建构了一个中央化的机构。至1915 年，威斯特以西顿从无申请美国公民为由，迫他辞去童军头的职务。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参战之声尘嚣日上，老罗斯福等人即暗示西顿利用美国童子军散播反战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也难怪，西顿的确倾向社会主义，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尤其接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A. 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论。翌年，美国童子军总部还宣称西顿在童军手册里的写作无关宏旨。西顿唯有恢复他的丛林学运动，于1916 另立美国丛林学联盟（Woodcraft League of America）。

西顿虽然在路线斗争上败下阵来，但由他开风气之先的男童子军组织迅即成为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他在1910 年为该组织写作的男童子军手册30年后在美国就出售了700 万册，仅次于《圣经》，其宗旨即使西顿的反对者亦会俯首赞同。西顿说：“一个世纪前，美国的男孩都接近自然，但自此以后国家经历了工业化与都市化，不幸导致人的‘退化’（degeneracy），如今必须由美国的男孩重新倡导‘户外生活’（Outdoor Life）。”

在美国童子军内部，西顿方案败于巴顿-鲍威尔方案，自有其客观因素。前者的印第安模式只适合北美，后者的士兵模式则通行于全球；前者的原野模式只能在一年内某些时段执行，后者的城乡并立模式较有弹性、全年都可落实；前者的独立组织理想难于维持，后者可以让童子军附属于其他单位。更深的原因该是意识形态：西顿偏向印第安人的自然信仰，尤其痛恨他父亲的加尔文式基督教，指控它是“献祭孩童的宗教”（a religion of childsacrifice）。在美国童子军成立时代，却是以基督教男青年会为中坚，当时连天主教少年都不参加，后来才减少新教的色彩。被视为蛮子的印第安人在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文明面前能有什么地位？近年来，美国童子军运动被摩门教渗透，则激化了性别问题。在过去30 多年，其他国家的童军已采取男女合流，被摩门教徒左右的美国童军活动则远远落后于国际潮流，仍维持两性是对立的心态。

我们归根到底重返美国性别对立的议题上来。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原野理想基本上是男性化的，它令“男子汉”与“户外客”（outdoorsman）画上等号，后来纵使有女童军的成立，并无改于“户内”是女性空间这个事实，甚至有人戏言：一直等到“花花公子杂志的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盛行的20 世纪50 年代末，美国男人才占据经它重新定义的“户内”。同样道理，童子军冒现的时代，也是美国有组织性的体育迅速兴起的时代，其时代背景相同，都透露出男性焦虑的信息。纵使有大量女子参加体育运动，体育却没有成为美国女性“性别角色”的标签。事实上，“体育”与“户外”都被本质化为男儿性征。男性与体育的联系是先天的还是文化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质问男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在西顿重建他的丛林学运动之后，1921年的一部著作，把自然人格化为“母亲凯蕾”（Mother Carey），亦称娜娜包鹫（Nanaboujou），她与大精灵（the Great Spirit）和其他印第安神祇同在。对大母神的崇拜并无损于印第安的男子气概。显然，对“男子汉”和对“自然”的定义都因文化而异：在主流的美国白人文化里，文明表现为对原野的征服，男子汉表现为对女性化的否定，男性成长则是“杀母”。

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因素

两性应该越来越不一样的命题与日趋民主化的潮流相抵牾，至20 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物种内呈多样化以应付自然选择的命题受到突变说（mutation theory）的挑战。斯宾塞那种铺天盖地式的进化论宇宙观也让渡给专业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开始修正达尔文主义背景的生物决定论，倾向用“环境”“习惯”等概念来取代“本能”与“遗传”。新学说有利于两性教育机会均等的实施，并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美国妇女亦终于在1920 年获得投票权。

然而，在美国，性别的两极化却以其他形式持续。教育机会均等与投票权是民主社会底下保障的基本民权，这些形式平等保障了男女作为抽象的“人”之权利相同，却无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不触及“异性恋”底下的男女该是唱对台戏这个信念。在“二战”后，大量美国妇女摆脱“家内领域”，步入“公共领域”，缩小了差距，但无补于差异，仍需进一步摇撼在“异性恋”中男女必须两极化的设定，而异性恋是一个伟大的美国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作为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其比重与平等的理念相若。

在本书的进程中，读者将看到这个世所罕见的两性对立论至20 世纪70 年代亦彻底破产，代之而起的女权凌厉攻势把这个对立重新改造成对女方更有利的那种形式，“对立”亦因此变成“敌对”，对社会总趋势来说则有助朝个体日趋原子化（atom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的方向发展，替代了性别的两极化，而且很反讽的是，原先由男性专利的“分离与个体化”如今成为全民模式。这似乎乃美国社会“日趋民主化”的一种实践形态，问题是：世界其他地方构筑民主文化，是否也踩同样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