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娘炮”之辩；寒门子弟的名校生活

CCTV为青少年打造的节目《开学第一课》因邀请来性别气质模糊的“小鲜肉”来打气，而引发了舆论场上对“娘炮”的讨伐。特别是牵扯到儿童教育类栏目，网友们的愤懑以一句“少年娘，则国娘”充溢着网络空间。

不少媒体发文普及关于男性气质和性别刻板印象的知识，强调男子气概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建构的。重木在界面文化上发表《“娘”与“阳刚”：现代男性气质的迷思》一文，梳理了西方历史语境下，主流男性气质变迁的脉络。作者通过引述盖尔·比德曼（Gail Bederman）的著作《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指出，在19世纪初期的西方，劳动阶层鄙视中产阶级的男性“脆弱”和“娘娘腔”，而后者则嘲笑前者“粗野”。然而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角逐，中产阶级则开始把劳动阶级的男性气质视作有吸引力的象征，使健壮、粗野、阳刚的男性特质作为主流审美霸权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建构进一步奠定了阳刚性男性气质的主流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为了反叛其父母们那种典型的战后中产阶级政治及性别观念，开始尝试更多样的可能。嬉皮士风格在年轻人之间开始风靡，对男性气质的主流审美在另类生活实践的驱动下，在此时从阳刚，变成阴柔与颓丧之美。不过到了1980年代，随着西方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性别观念再次称为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里根的保守政府就宣扬家庭价值、传统男女性别气质，对女权运动和性少数群体进行打压，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好莱坞出现了施瓦辛格和史泰龙这类阳刚的肌肉男形象，并风靡全球。

不过，西方语境与东亚语境的不同之处，则被重木巧妙的回避了。如肖美丽在公众号“一颗土逗”上发表的《消灭“娘”能救中国吗？》一文中提及，今天网友们所歌颂的“阳刚”概念，事实上是西方进口货。中国古代讲究“阴/阳”和西方的“男/女”的概念有所区别，雷金庆在《男性特质论》中曾提出，中国古代男性存在“文、武”两种男性气质，也是两种不同的男性策略。“英雄”要通过证明自己不受美色诱惑，甚至厌女的行为才能表现自己的阳刚，例如武松杀潘金莲故事。这和西方故事里英雄爱美人很不一样。“才子”则通过获得女性青睐并且完成对女性的责任，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果壳网《“娘化”的美少年，碍着谁了？》一文，把“男子气概”置于东亚语境内，进行了梳理。作者李子指出，在东亚的国家叙事中，男性-国家-社会构成了一个父权的结合体，无时无刻不在用教化在固化着相应的社会规则。

在国家层面，男儿保家卫国、奋勇抗敌、争当“战狼”，而在社会中则是“敢作敢当、勇敢果断”，要有“领导力”，在家庭中则需要承担起养家的职责，做一名“坚强如山”的父亲。相应的，女性需要温柔、隐忍、贤淑，做好“贤内助”，负责哺育、关爱和照顾。与西方性别气质的建构类似，上述几位作者都指出，这一结构是建立在男性的支配性地位之上的，男性气质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美，也因此，性别模糊的女性比起性别模糊的男性更容易受到喜爱。不过，李子进一步指出，阴柔的男性在东亚传统中一直是存在的，而且也会得到一定追捧。在古代，上等阶层的人不需要辛苦劳作、也不需要血战沙场（所以多在和平年代出现），且在文与武的二元光谱中占据着文弱、优雅的那一侧。受东亚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这样的男性形象也存在着，并在一定范围内被欣赏着。于是，有些流行文化的学者认为，现在阴柔的美男子们，是传统美少年形象在当下的复兴。

不过所谓“复兴”则是在文化工业的新语境之下。成熟的娱乐消费市场（日本和韩国最先发展起来），造就了一批对于“娘”的男性形象十分热衷的受众——年轻的城市女性。李子指出，性别气质同样可以背市场力量反向建构。从日本漫画到韩国偶像，这些文化产品重新定义了许多女性心中的男性魅力，摒除了阳刚的男子气概当中富有攻击性、对女性具有支配性的一面，更加温和、容易接近，能够构筑起来一种现实中鲜有的平等关系。

阿莫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中发文聚焦于娱乐消费市场对“娘炮”的塑造，在文化工业的驱动下，对男星审美由“阳刚”至“花美男”的转变是伴随着对男性身体外表的重视和消费发展起来的。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对身体观赏渴望也越来越强烈。而男性偶像们男性偶像们仅仅是比社会大多数男性提前来到了女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世界：一个身体时时被审视和消费的世界。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男星必须体会许多女性日常面对的身体焦虑。对身体的标准越来越严苛，定义了什么样的身体是美的或丑的，瘦的或胖的，要求他们为自己看起来的样子负责任。这种理想化的超真实形象泛滥的结果是真正的身体和虚构的身体之间的差异被抹杀，身体的管理和修饰被追捧。然而，在一些人眼中，这种身体焦虑成为了男明星“娘”的依据——他们依旧认为，被审视的身体是只属于女性的特质。

近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题为“考上北大，然后呢？”的报道，传遍了朋友圈。文中，来自云南等地的建筑工、农民家庭出身，考上北大清华的年轻人们“现身说法”，讲述在顶尖学府生活学习的况味。

不同于中产家庭的孩子，这些来自寒门的年轻人的求学之路可谓艰苦——在考北大自主招生考试时只能住地下室，早上走过结冰打滑的路面去考场……辛辛苦苦考入“清北”，却要为自己的英语发愁，看着许多大一的同龄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自己却就算准备一晚上也跟不上进度……一月时，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在2017级受资助的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62%的学生认为学业基础差，半数人感觉不善社交。

这些年轻人的处境，和身在其中的自我挣扎、觉醒，触动了很多读者。但是，不同人对文章却有不同的思考——网上的读者大多倾向于相信教育仍然能够改变命运：“人跟人出身本来就不可能一模一样……或许（寒门子弟）开始的几个月甚至一年赶不上那些习惯成自然的孩子，但是凭借自己在学习上的天赋，终究是能赶上去的。”、“要经历一代人才能有从一个圈子到另外一个圈子的融入。”、“哭得稀里哗啦，我也是农村的孩子……虽然出身有差异，但是我认为努力还是会使你变优秀……”这样的评论在文章转发的留言区中屡见不鲜。

近年来，随着留守儿童，农村儿童教育等等问题日益进入舆论场，思考者们的切入点，也更加指向一个问题——底层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神话背后，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境况？

学者金津在一篇题为《贫困学生要考入顶尖大学，有多少阻碍需要突破》的文章中指出，这样的神话可能越来越难以实现了。世纪初的数据显示，在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中，通过高考考上清华北大的几率是0.003％。不同于很多人认为这些考上精英大学的农村孩子一定是天赋过人智力异禀，文章作者指出，他们能得以克服家庭环境因素，升入最顶尖学府，可能只是因为“幸运”——在升学路上有幸碰上了好的社会环境、碰上了好老师，在考试中走运……换而言之，这些人是“lucky survivor”（幸运的幸存者）。

在《考上北大，然后呢》一文中，在清华读研的北大毕业生、农村孩子邓风华在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笑着说，你看着面前这山，你考得上吗？

而令人不安的是，就算这0.003%拼尽全力考入顶尖学府，他们仍然面对新的战场——考试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国际教育、通识教育、就业市场……这些新的比拼内容分分钟让这些“天之骄子”的贫穷变得“显性”。

就算他们再次杀过这些独木桥，仍然有新的问题：自卑感、挫折感……这些类似“创伤后应激症”的问题，仍然会不断冲击这些年轻人的世界，添加更多烦恼。

文中的许多年轻人就遇到过这样的烦恼——一开始，他们试图实现向上流动的神话，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进入城市中产的行列，但后来他们逐渐发现，和中产家庭的差距不如承认好了，对原生家庭，与其逃离，不如从中获得某种身份，这种身份，和向上流动的神话赋予他们的名校生身份不同，但能够为他们提供力量，提供同龄人之间的认同。

另外两位学者程猛和康永久在一篇研究文章《名校的底层子弟》中，通过访谈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农村子弟，讨论过这些年轻人的情感模式和家庭结构。

他们发现，“懂事”在农村子弟的回忆中呈现出异常重要的位置。在他们的家庭里，经济负担往往较重，带来的是长辈的暴躁脾气，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懂事”意味着理解家长在家中的困顿心态和无名怒火，也意味着能够怜惜来之不易的父母的关心，还意味着能够确定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尽快承担起家务，回馈父母，为父母分忧。

而研究者认为，底层家庭的情感结构，也和城市中产家庭截然不同。在城市中产家庭中，家庭是“个人中心型”的，父母子女通过不断的温情脉脉的亲密语言沟通，确认。而底层家庭往往是“地位型”的，情感表达往往被更迫切的结构问题，如经济问题所遮盖了，在“懂事”的过程中，很多情感恰恰就是不适合表达的。

在这种结构中，底层家庭孩子对父母的情感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体谅父母的难处，想“懂事”，想“报恩”；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面临的竞争压力会让他们试图和自己的家庭拉开距离——大学生活需要“与原生家庭的文化相疏远”。相比中产家庭的孩子，底层家庭的孩子会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无法足够支持自己，而对家庭产生不满情绪。

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情感缝隙的运动中，底层家庭的孩子又常常认识到，自己无法真正“离开”那个家庭，对家庭和同样家庭环境的人群的认同，有时候会超越想要通过教育在社会中上升的欲望，而这种新的心理状态，正是《考上北大，然后呢？》中展现出来的，新一代底层家庭出身的名校生中，正越来越普遍的一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