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洪共存 | 极端天气频发，我们需要怎样的备灾文化？

今夏，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频发。在亚洲，高温热浪袭击多国后，超强降雨洪水紧接到来。不仅中国华北黄淮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印度在7月中旬也遭遇创纪录季风降雨，流经首都新德里的贾木纳河的水位超过两百米，创下45年纪录；几乎同一时间，韩国清州遭遇连日暴雨，导致山体滑坡和水坝溢流。韩国总统尹锡烈在灾难应对会议上发言称，“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司空见惯，人们必须正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应对它”。

的确，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亚洲的季风格局和降水模式，包括雨量、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有研究表明，全球升温1.5度的情况下，东亚地区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降雨事件的复发周期会缩短至 63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与其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也将大幅增加。尽管未来极端天气的发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破坏性气候将注定与我们长期共存，其影响也将愈演愈烈。

然而，我们并未为与破坏性气候共存做好准备。此次北方暴雨降临以前，气象部门发布多次警告，要求应急响应和水利部门为汛期做好准备，但灾害依然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刚发布的2023年7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显示，7月是今年以来灾害损失最重月份，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601.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11.8亿元。

当自然灾害成为“非自然灾难”

灾情高峰过后，在大量、快速的信息让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外，我们亦可借着记忆犹新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我们亲身经历或目睹发生的一切。为什么气象预警没有及时转化为响应行动？为什么持续的气候危机仍未激发社会备灾文化？自然灾害或许不可控，但因人为准备不足而导致的灾难却并非不可避免。为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必然到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适应气候变化下的生存，我们需要作出改变。

世界银行的一份关于自然灾害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报告指出，大多数自然灾害事件的灾难性后果都是由非自然因素造成的，即人类的干预（不足）。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PCC)的定义，灾害风险是由灾害本身、受灾方的脆弱性和暴露度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自然灾害时，人类在这三方面的干预，决定了自然灾害是否会落为“非自然灾难”。其中，对于灾害事件本身相关信息的传播是指引社会各方做好应灾准备的重要一步。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发布，仅能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信息，却不能确保这些信息被社会有效利用并让公众认识他们面临的风险。

极端天气的被动信息，难以激发主动行为

随着科技进步，天气预报水平在近代获得极大提升。可是，我们对越来越准确和丰富的气象信息的利用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目前，大部分关于极端天气的预报仍属于被动型信息。于是，大多数人只会接收信息，而不会改变行为来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特殊情况。

有研究证明，灾害性事件来临时，仅提供天气预告，并不一定能引起人们重视。一个关于澳大利亚两个沿海社区对于热浪，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的准备工作的调查发现，气象预报只促使不到一半的受访家庭为灾害事件的准备采取行动，且多数是灾害来临后的被动响应，而非灾前准备。

与之相对的，互动型的信息能促使更多人采取行动。该研究指出，包括工作坊、社区活动和演习在内的传播和交流方式，可以让尚未亲身经历破坏气候的公众，参与到极端天气的讨论中来，在安全的模拟情景下，熟悉灾害性事件发生时的求生策略。在学习和分享经验教训的同时，建立社区伙伴和社会各界间的合作关系和信任，为关键时刻的主动响应行为奠定基础。

风险应对第一步：正视脆弱性与暴露度

将被动型的预警转化为有行为指向力的信息，只是风险认知的第一步。信息虽然能够填补我们的认知空白并促成采取行动的想法或意愿。但是，这些想法和意愿能否付诸行动，则取决于一系列更加复杂和多元的因素，如时间和财力等资源的限制，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比如自认为有条件避免灾害影响或在低风险区域生活，以及悲观主义等。这些将自身定位为“局外人”和“受害者”的人群都将无力应对灾害事件。

上述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到灾害性事件的认知和行动中的人群有这样一些普遍共识：他们相信自己所处的环境是风险影响脆弱区，并认为当地环境的安危会对他们家庭的健康产生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自己的家庭有能力为极端天气灾害的防备采取行动，并且当地政府也有能力采取行动最大程度减免灾害影响。

所以，除了提供必要科学信息外，灾害性事件的信息传播，必须有针对性地让人们认识到其所在地的气候风险以及极端天气对自身的威胁。个体对其自身及其环境脆弱性和暴露度的正视是产生行动力的第一步。

过往经验不足以应对未来风险

最后, 对灾害性事件的认知和应对上，我们要克服对经验的过度依赖。研究表明，个体经历极端天气事件的过往经验是他们形成风险认知的最重要来源。所以，面对灾害性事件时，人们常常依赖经验或常识胜过预警信息。同时，对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忙碌的大多数人而言，延续常态的坚持和日复一日的惯性远远胜过理解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导致许多人对于极端天气事件的漠视甚至回避。

但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事件影响已超出预期。有研究预测，当前的气候政策会带来2.7摄氏度的升温并在本世纪前让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脱离“气候可生存空间”（climate niche)。越来越多从未暴露在气候风险之下的人口，将要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遭受生命和生计的考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尽早审视气候对自己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调整对极端天气灾害性事件的心理预期。

从应急到适应的转变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的作者Jared Diamond认为，我们需要采纳一种“建设性恐慌（constructive paranoia）”的态度，做好准备面对那些无法避免的灾害。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无法阻止暴雨倾盆和洪水泛滥，但在通过足够证据了解和承认气候变化的急迫性和严重性后，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事件的影响并为之做好准备。

北欧国家芬兰就是这样一个长期践行防灾备灾的案例。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是芬兰发展政策的四个优先事项之一。虽然芬兰目前并不受高气候风险的影响，但经历过二战的损失后，该国就逐步建立起用于应对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重大事故和危机的能力。所有超过1200平方米的建筑都有地下避难所，警察、消防部和医疗服务部门都会定期参与联动演习。这样的“建设性恐慌“逐渐形成了极具适应性的政策体系和行为心态，让芬兰为不可测的灾难做好有把握的物质和精神准备。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极端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的灾难性后果。事实是，预防和适应的支出远小于灾后重建。联合国减少风险办公室（减灾办）的统计数据预测，如果全球投资1.6万亿欧元用于减少灾害风险，就可避免6.4万亿欧元的灾害损失。然而，由于减灾投资的回报短期内不一定显现，短视的政客会认为预防和适应性能力建设是高成本、低回馈的风险，进而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灾害-应对-恢复-重复的恶性循环中。

所以，为最大限度减少生命和财产的损害与损失，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加强培养防灾和备灾文化。防备意识和措施的建立需要以风险认知为前提。适应气候变化的长久之计，要从增强科学信息和明智行动之间的关联开始。当个体和国家都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客观地认知自然灾害风险并主动参与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非自然灾难就能最大程度减少。

（本文作者周楚涵供职于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