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他是民国报业巨子,把全身心交给了《大公报》,成就了《大公报》也成就了自己
原创 吴廷俊
《大公报》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今已整整走过121年的风华。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合力挽救了当时已然停刊的《大公报》,并将其办成全国一流刊物,于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 历经四个阶段、贯穿动荡近现代史的《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手中经历了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也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范长江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因发表系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声名鹊起,是范长江作为记者的高光时刻。正是当时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之慧眼识珠,发掘了这个人才,在他成为奋发有为的名记者的过程中,胡先生亦给予了鼎力扶持和帮助。
新记《大公报》续刊起因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最初由英敛之主办,1916年9月转给王郅隆。王曾聘请胡政之担任该报经理兼总编辑。直皖战争后,胡政之于1920年8月主动请辞,与此同时,王郅隆也因被列为“战犯”遭通缉而逃亡日本,从此不再过问该报业务,转由其子王景杭经营。王景杭经营不善,又恰逢1925年冬冯玉祥与奉系李景林武力争夺天津而影响报纸出版发行,最终导致《大公报》在11月停刊。
吴鼎昌、张季鸾与胡政之是昔日留学老友,早在1924年,吴就曾找到另外二人提议办新闻机构,提出办一张日报、一份周刊,并办一家通讯社。但因张季鸾所在的《中华新报》倒闭,其人亦北上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此议暂时搁置。同是这一年,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信社与《国闻周报》陷入困境,胡寻求吴鼎昌帮助,吴慷慨解囊,每月出资300—400元补贴《国闻周报》,并使用“前溪”的笔名在此刊不定期发表经济方面的评论文章,逐渐有了“经济专家”的名气。但《国闻周报》发行量每周不过几千份,影响力实在有限。
1925年11月底,《大公报》停刊。这一年,胡政之邀请张季鸾主持《国闻周报》,张没有答应。1926年,因中原战事吃紧,张季鸾失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蛰居天津。
关于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再次合议办报的起因,有两种说法。
一说出自方汉奇等所著《〈大公报〉百年史》,称蛰居天津的张季鸾与经营《国闻周报》的胡政之二人每日出入必经《大公报》馆,看到报馆大门紧闭的萧条景象,两人感慨万千,有意重办这家报纸,但又缺乏资金,于是想到了也在天津的吴鼎昌。此时的吴除任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外,无事可做。三人一拍即合。
另一说出自汪松年先生的《〈大公报〉史话》,称失业的张季鸾闲来无事,约同胡政之一起去拜访吴鼎昌。三人在天津街头闲游,在日租界旭街四面钟处看见了《大公报》馆的牌子及其紧闭的大门。吴鼎昌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曾经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的胡政之则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虽然这段对话中并没有在场者张季鸾的态度,但作为正处在失业中的曾经的报人,张的态度显而易见。
徐铸成先生曾用“英雄所见略同”描述三人对此事的态度。他们一致决定出资买下《大公报》的资产和招牌,办一份像样的报纸。
“四不”方针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购入《大公报》。
三人约法三章:一是报馆经济完全独立,不接受任何方面的资助。吴出资五万元,除了支付购买费用一万元外,开办费一万元用于订购纸张和设备,其余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二是三人三年内不得兼任有薪酬的职务,吴有资产故不在报馆支薪,胡和张每人每月领薪水三百元。三是胡和张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四是吴任社长,但一切事务由胡、张主持,吴不干涉。胡名义上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则担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五是三人组成社评委员会,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写社评。当三人意见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三人意见各不相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在复刊号“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提出了新记《大公报》办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不私,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则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四不”方针为新记《大公报》的言论独立确立了方向,吴、张、胡三人凭借“四不”方针的办报主张和“文人论政”的风格,令新记《大公报》饮誉报坛。傅国涌先生曾评价说,“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大公报》“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将中国报业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新记《大公报》与胡政之
新记《大公报》在吴、胡、张三人带领下发展十分迅速。从续刊之初销售不足二千份,每月亏损三四千元,至次年4月销售已经增至五千八百多份,亏损逐月减少,5月收支平衡,年底销量达到一万二千份。至1929年,销量更是增至二万多份。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一万期,发行量已经激增至五万多份。这一天也正是吴鼎昌四十八岁生日,在国民饭店纪念《大公报》发刊一万期的聚餐会上,吴激动地朗诵自己写的一首七绝:“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著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纸题签满十千。”
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使一个歇业已久、营业不振、规模甚小、籍籍无名的新闻机构,跻身于全国报业之林,销行之广、影响之大,实为空前。三人还于全面抗战前开创上海馆,抗战爆发后又创汉口版及香港版,后来继续创重庆版及桂林版,在全国报业中转徙之勤、开辟之多,可谓独见。
《大公报》事业日渐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政之的一手操持。《大公报》三巨头中,社长吴鼎昌负责确定大政方针、购储外币、结汇、购买进口的白报纸等;总编张季鸾负责编辑要闻版,兼顾国际版,并撰写“社评”;而其余的经营业务(包括广告、发行、会计等)、人事行政(包括考察记者、编辑、各地通讯员的工作,内部更替,外部派遣等)、工厂事务则全由胡政之一人负责,写作“社评”和采访新闻也有他一份,还要照顾《国闻周报》社。
胡政之两次入主《大公报》,先后在这个报纸工作二十七年,是与该报渊源最深、对该报贡献最大的一人。从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胡政之第一次入主《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第二次入主《大公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地方。方汉奇评价说:“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
新记《大公报》时期(1926—1949年),正是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举国上下浴血奋战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时期。在全面抗战前夕,胡政之就有把《大公报》面向全国发行的设想。但是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大公报》馆也遭遇国难,辗转播迁。胡政之说:“抗战期中虽然发展有沪、汉、港、桂各版,但随失土扩大而迫得放弃,报的销行范围也日见紧缩。”。尽管历经艰难变换,报馆却还能保持相当大的规模,胡政之的管理和规划才能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创业时,胡政之与同人同甘共苦,1948年港版复刊时,他又冲锋在前,精神不减当年。根据《大公报》的福利规程,年满五十五就可退休在家享受津贴。可胡政之深知香港报界情况特殊,在那里复刊难度超乎寻常,所以不顾六十高龄,亲率同人再次赴港。那时港馆的人力、设备都与其他馆相去甚远,他就在局促的编辑部内与同人一样誊写,一样熬夜;与同人同住宿舍,起居饮食都无特殊照顾,来回报馆与宿舍都坐公共汽车。一次李侠文看见他因人多找不到空位,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车摇晃,但却悠然自得:“于右任先生称美季鸾先生‘不自顾其穷,不自惜其病,不自恤其死,念念在国家,念念在职务’,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政之先生。”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的岁月中,胡政之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了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工作,使得自身的事业和这个报纸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1948年3月港版复刊,《大公报》也就此迎来了它的巅峰,沪、津、渝、港四处同时出版,销数合计每天二十万份,超过《申报》(十五万份)、《新闻报》(十八万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内销量最高的报纸。
今日荐读
《大公报》全史(1902—1949)
吴廷俊 著
史立丽 关春巧 编辑
2023年5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入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为生动、丰满。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大公报》史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作者简介
吴廷俊,1945年生,湖北天门人。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主要研究新闻传播史、新闻教育。其研究成果《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1997年获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1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2012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原标题:《他是民国报业巨子,把全身心交给了《大公报》,成就了《大公报》也成就了自己》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