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发现历史︱考察：浙南山乡间的行走、阅读与思考

学问上的材料原是无穷无尽，纵横历乱的布满在各人的旁边，随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们只知道要他，却总不肯捋起袖子去收拾他。鸟笼的门虽开，而大家依然麕聚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这是何等的不勇啊！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

理论、方法学习和田野实践结合，是历史人类学研修班自2003年以来开创的传统。十多年来，我们在河北、河南、山西、江西、广东、福建、贵州、湖南、陕西的百余个村落走过，它们往往是主办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已经关注、耕耘数年的地方，后来也成为更多学者关注、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因为有主办者前期的研究基础，我们才可能为研修班的学员选择在短期内开展深度考察的最适宜的地点，并提供进入田野之前必备的文献背景资料。2018年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地点是浙江省遂昌县。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孙权分太末县南部地置遂昌县，距今正好1800年。遂昌位于浙西南，仙霞岭山脉纵贯全境，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地聚落的形成和人口的生计方式均与此密切相关。境内河流分属钱塘江和瓯江两大水系，不同流域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事项。2017年我们曾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劳格文教授的团队，在这里有一周的田野调查，因此具有较好的文献和前期研究基础。根据去年的调查，我们将这次的田野点集中在遂昌西乡的练溪盆地和乌溪江干流王村口-独山一线，以及作为对照的东乡长濂村。

根据研修班历年的传统，研修班的学员分为4组，每组由2-3位导师带领，在进入田野点之前学员们就被要求“做功课”，即阅读地方志、地名志和田野文献资料，并在文献中提出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可能在田野中找到答案，也可能找不到答案，还很有可能会被证明完全是“伪问题”，而这正是田野的魅力所在。

同一个田野，不同的视角

研修班田野调查的第一站是乌溪江干流上的一个小村庄——独山村。这个村庄“躲”在一座名叫“天马山”的独立的小山之后，山前就是湍急的乌溪江，这是公路修筑之前，遂昌西乡主要的交通线。根据学员们在遂昌县图书馆阅读的《独山叶氏宗谱》和在叶氏宗祠现场读到的《叶弘渊墓志》，南宋绍兴年间叶梦得曾孙从松阳卯山迁居于此，与浙南的大部分叶姓一样，他们都把自己的先祖与唐代的叶法善联系起来。但是现存独山村的格局是在明代奠定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街道、寨墙、祠堂、牌坊都是明代的遗迹。它们的出现与明嘉靖年间叶以蕃在科举上的成功有关（1558年中举人、1562中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但是通过现存的《叶宪墓志》、《世德铭碑》等碑刻铭文，学员们追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故事，包括这个家族在科举兴盛之前的经营，以及科举衰落之后的努力。

同一个田野，每组学员的考察视角和问题意识是不同的。在独山村，第二组所关注的是宗族发展，结合地方志、族谱等文献，重建了独山叶氏明代盛极一时、清代几度浮沉的历史。第四组所关注的是叶氏宗祠边上的一个小祠堂——“葆守祠”，这个小祠堂与一个婢女的故事有关，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主家儿子，却不能进入宗祠受祭拜，第四组学员关注的焦点由此转向了地方传说和性别史的问题。而第一组同学则受到独山村的地理自然环境启发，抓住了墓志铭和族谱中关于木业经营的只言片语，从而追踪到山区社会的生计和经济问题，以此作为这几天短暂研究的主题。

选题的多样性是地方社会历史的真实呈现。与西乡的几个村落不同，遂昌东乡属于瓯江流域，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银产区。银矿的开采不仅涉及地方社会，也将这里与明代历史上重要的矿乱事件联系起来。学员们考察了唐代、明代的矿洞。然而从这些条件艰险，被明清朝廷是视为矿盗、靛民丛聚为乱的山上下来不远，就是盛极一时的长濂村。这里显然是一个经过士大夫精心设计和维持的聚落。田野导师带领学员们调查了郑氏宗祠，在田野中读碑，两块明代嘉靖年间的碑刻反映的正是大礼议后地方社会发生的具体变化。宗祠与矿洞，勾勒出这里明代地方社会不同的面向。

正如刘永华老师总结的，这个地区有来自很多不同地区的移民，人的这种流动背后也是文化流动的一个过程，这使这个山区的文化表现出相当的多元性。这是几天的田野中，具体真实的感受。

正是因为田野是一个立体的空间，一个每天上演的剧场，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人与社会的不同面相，即便历史已经隐藏在这个21世纪的场景之后，现场还是给我们更多机会去触摸那曾经存在的不同侧面，它们不仅存在于那些碑谱文献中，还一直鲜活地存在于生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

田野中读碑（学员拍摄）

田野会消失吗？

从独山村溯乌溪江而上，就到了曾经是遂昌西乡最重要的商业集镇——王村口。这里上通闽府，下达衢杭，每逢农历四、九之日，包括独山在内的周边乡镇的人们都要去赶集。明清以来的王村口以山林经济和交通运输业为主，围绕着木材、木炭，生活着山主、山客、水客、排工等群体，由于来往人群众多，甚至形成许多帮派。而上世纪70年代修通公路，木材开始用陆运，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与独山村不同，这里由于人口流动大，不仅姓氏庞杂，移民来源范围广，还带来了多重不同的信仰，既有流行于遂昌西乡的蔡相、四相公信仰，也有来自徽州、福建的五显和妈祖信仰，其中以天后信仰最具影响力。始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天后宫，是福建商人的会馆，也是现在镇上最重要的祠庙，每年三月的天妃巡游也是这里最热闹的民俗活动。尽管我们没有赶上“三月会”的会期，镇上的多个重要庙宇，如蔡相庙、五显庙等已经改为他用，甚至整个镇的面貌也因为近年来的开发、改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学员们仍然通过访谈去了解这个古镇的历史、去寻找镇人的历史记忆。在这里，我们听到商人的故事、听到排工的故事、听到纤夫的故事、听到守庙人的故事、听到雕刻神像的师傅的故事；他们讲祖辈留下来的传说，他们讲自己的青春岁月、艰辛过往，近日的生活和明日的期许……

在这十数年的历史人类学研修班的田野中，我们其实一路在见证城市化对乡村的改造，见证时间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我们也一直在问，田野会消失吗？十数年下来，我们知道，寺庙可能会消失，族谱、契约、石碑都可能会消失，甚至整个村落也可能会消失，但是，田野不会。因为，田野就是人以及人们的传承和创造。就像科大卫老师在最后论坛上说的，“其实历史一直以来也没有哪个社会是一直不变的，我们读历史的人非常明白。每几十年，真的去读一个地方的历史，它都在变；当地文化也在变，文化也有很多交流的部分。重点是我们要尊重当地人，本地文化是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才有这个权利去决定它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地、谦虚地去观察。这是我们作为学者，尊重当地人、尊重当地文化的一个表现。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明白，为什么遂昌当地人有兴趣这样做？这才是我们的工作。历史在变，文化也在变，最重要的是尊重当地人的意见，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地方文化的面貌。”

我们的田野，我们在田野中提出的问题，也应该以尊重当地人的知识、尊重他们的变化为前提。田野不会消失，但是，我们要改变自己。

一种信仰，一场仪式

通过在独山、王村口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遂昌的西乡有一种特殊的地方信仰——对“蔡相”的崇拜。它是独山村的“社主”；在王村口镇，与外来的天后、五显不同，蔡相是本地土神的代表。但“蔡相”并不是一个神，而是24个神！24个异姓兄弟在山中砍木，从蔡相岩跳下成仙，这个故事在西乡广泛流传。明清至近代，奉祀蔡相的庙宇遍布西乡，还形成了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顺着这个线索，学员们来到了乌溪江的两条支流上，考察蔡相信仰最为兴盛的蔡源和石练。学员们调查发现了蔡源蔡王殿现存一个弘治年间的香炉，结合县志、宗谱等文书中的记载，推定至晚在明代，蔡相已经在西乡分布，并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位于练溪盆地的石练镇，在研修班期间正在举行七月秋赛会，村民们从石练蔡相庙，抬出蔡相大帝的神像，在练溪流域境内巡游17天，路过16个坦，每坦停留一日。浙江大学的李扬同学在当地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他事先给大家做了背景介绍，并根据巡游图，做了分组的考察计划。我们考察的前一天，神轿和仪仗到了黄墩村，第二天早上七点它们会从黄墩出发，跨过练溪，来到宏岗村。根据田野计划，全体学员在8月25日早上6点就从宾馆出发了，雨一直下个不停。黄墩村的人说，这也是“传统”，每年蔡相到村子里的那天是一定会下雨的！我们跟着送神迎神的队伍在雨雾中一路走，看红色的神轿和艳丽的彩旗在碧绿的山谷田间穿行，看每一个聚落，每一户家庭点起蜡烛、摆出隆重的路祭，看师公脚踏罡步，牛角声和鼓点湮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中，看虔诚的妇女在村口迎神，持香跪拜下去……

蔡相巡游中的信众（王永曦拍摄）

我们每一个人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都会感动。连瑞枝老师说：“这一幕让我感觉整个山水都是我们的剧场。所有的老百姓都在很认真的在这里面巡行，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它的制度，而且还有忍辱负重的那一面。一个老先生，他拿着两个旗杆，我走到他旁边，就觉得他走得很辛苦，问他，我可不可以帮你拿一个旗杆？他就摇摇头。后来旁边的年轻人跟我讲，不行，这是他帮他夫人拿的。后来我们都读了碑文，才知道那旗杆是怎么一回事——那些有份的人是要交钱的，……当地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还有他们的策略。所以在这个乡村里面，我们是真的看到，这个社会一直有这样一群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想他自己的未来，表达他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个大剧场。”

赵世瑜教授分享田野经验（王永曦拍摄）

下午学员分成四个组，按田野计划分别对各个坦进行调查。虽然时间仓促，任务艰巨、天气恶劣，大家还是找到了碑刻、族谱等很多田野资料，访谈了仪式专家、赛会组织者、普通村民等许多田野报道人。走访村落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考察上午让我们心潮起伏、沉浸其中的仪式，其背后的社会组织框架、人群结构、经济背景，最后去思考与信仰、仪式相关的整个流域社会的历史脉络。

郑振满老师在晚上的田野讨论中提醒大家关注在这个信仰仪式活动背后的人群，这个流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宗族的势力，“他们在处理的不仅是一个仪式的问题，其实是在很多地方都是公共事务。特别是官氏和毛氏，明清时代他们控制了这里很多的资源：水利、土地、桥梁渡口、教育等等。元沙庙现存的碑刻，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主要出钱的人就是官氏和毛氏。当然，后来也有很多的捐款。你会看到表象背后的社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郑振满老师和赵世瑜老师都一再强调文献跟田野的结合，从而了解信仰和仪式传统背后的社会与人群：“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一个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到当地去读文献。可能我们学科背景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却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另外一个是这个社会的人情，这个社会的人情关系也很复杂。很多庙、仪式的变化，背后往往是人群的变化。”

参与蔡相巡游仪式（贺喜拍摄）

从田野到历史

历史人类学研修班向来以高强度的训练为传统。密集的理论、方法论学习，即时的田野考察，每天晚上的文献研读、田野总结，让学员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可能地了解、实践历史人类学的方法。8月26日上午，“遂昌县历史与民俗文化论坛”举行，这也是研修班的成果汇报。我们的学员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贺喜老师在对各组学员的总结评议中，提出了一些具体而中肯的建议，特别是如何从多元的材料（文献、仪式、口传、建筑物的形式等等）中梳理出地方历史的脉络，进而捕捉到关键历史节点的变化，并把地方历史放到宏观层面去思考。

刘志伟老师随即为我们做了示范，他说：“从宋元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因为山地经济和周边大的（全国性、国际性）市场的经济变化，使得这里的经济日趋多元，生态环境和生计都变得很多元化。今天同学们提到，山区不仅有矿业、种蓝、开山和种茶，一些地方还种水稻。住在这样的一种山区环境里，有很多外来的人，社会变得非常有流动性。很多人在这里开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经济领域，同时当然也面对很多秩序的冲击，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动乱。对于乡村来说，秩序的重建，一直都是遂昌的人民、官员，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跑田野的这几天可以看到，当地人形成了一套非常好的社会的调试机制。首先看到，明代当地的制度是都图里甲，清代变成了庄，现在再看到的是坦、社、村。这说明，国家制度在当地运行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不同的系统。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怎样结合、互动，怎样形成了一些稳定的结构？我们同学昨天的讨论，有许多谈到了坦和村和社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基本的问题：所谓的行政村，也就是人民公社时候的大队，变成村这样的结构。所有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地方的机制和政府的建制怎么互动，这两个方面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种机制何在？是值得追问的、研究的和重视的。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地方必然走自我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种机制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经济类型，它会形成不一样的形式。我们要能够容纳它的这种多元性。”

尽管我们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但两三天的考察，自然只能获得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这并不是真正的田野，毋宁说，这只是一种田野的体验。在这些体验中，既有如何发现碑刻、寻访族谱、开展访谈等技术经验层面的部分；也有怎样捕捉、整合田野中那些零散碎片，与我们原有的王朝历史、区域历史的认识相对照的部分。一方面要利用后一种手段帮助我们系统化、结构化田野中获得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反过来，用田野中的观察、见闻和民间文献去反思，破解王朝历史——这种僵化的、常常也是单一视角的历史叙事。

在为期一周的授课和田野中，几乎每一位老师都在反复强调对当地人的尊重，对他们创造的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尊重，对他们建构和改变地方制度的尊重，对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尊重。从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开始，每一代历史人类学的学者都努力将文献联系田野，在其中发现更广大的生活。无论地方文书的生产还是日常劳作或是仪式、信仰等等，都是乡村的普通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史人类学真正试图关心的正是最广大的民众，用人的视角去看人，试图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语言，想他们所想，关心他们所关心，将文献放回其所生产的环境中解读，将历史回归到现场，或许这才是田野的意义，也是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举办的目的所在。

田野后当晚研读文献（贺喜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