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金宇澄X吴越：马为什么白颜色

2023-08-11 17: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吴越活字文化

“繁花——金宇澄个展”于8月8日在北京南池子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的一大亮点就是《繁花》插图手稿的集中亮相。

一位作家能为自己的小说配插图，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不同于一般的小说，《繁花》有许多非常具体的地名，这让虚构的小说有了非虚构的逼真感。金宇澄一直认为在当下，非虚构比虚构更动人。那么，“这部小说是虚构，是不是可借用非虚构的真实感，强调一种‘着地感’？”由此，金宇澄在30余万字的小说里配了四幅手绘地图。

沪西地图，金宇澄绘，丝网版画

以代表作《繁花》作为起始点，十年间，金宇澄的绘画作品已近500幅，尺寸、形态和主题各异。其中既有上海的旧事旧景，也有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借“繁花”展出之际，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收获》编辑吴越对金宇澄先生的采访，选自访谈与评论集《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在吴越看来，认识金宇澄，看清他作品的前史与背景、愿望与意义，可以从他追迹父辈生命历程的作品《回望》出发。

马为什么白颜色?

——与金宇澄的两次访谈

《唯美》创刊号封面艺术家

本文为节选，原刊《必须写下我们》

吴越文

2017年5月3日，关于《回望》的采访。

2012年秋，长篇小说《繁花》悄然面世，随即轰动，畅销，一路拿奖，至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一口气“登顶”。如此横空出世——这在顶层深固的文学市场上，几乎是个奇迹。其间，《繁花》影视版权被王家卫买下，时不时冒出选角新闻，一阵嚣腾。

上海作协小楼，常有不同人群扛着机器来《上海文学》杂志社拍“金老师”，而他总是在那间他做了二十四年编辑的旧房间，堆满东倒西歪书的书桌一角，接待电视台、电台、视频网站、报纸、杂志......种种询问与探究。夏天，身后阳台爬山虎绿得烂漫，秋冬，瑟瑟西风从南窗穿过。采访间隙的静时，他会低声重复一句，“到我这个岁数本不该再写作了”。他怀着不能泰然领受的愧色，自比忽然成名是“老妪怀孕”。

几家出版社殷勤介入，使他的旧作一些一些整理出来，人们又才发现，他不仅会写上海的时尚变幻，还会写东北的野地、苞谷、钉马掌，不仅会写一场一场评弹般的饭局，还会写劳动，写饥饿，写惊心动魄的死亡。对金宇澄的认识，缓慢铺开一角，但直到他追迹父辈生命历程的《回望》出现，你才可能在刹那间看清，金宇澄写作的前史与背景、愿望与意义。

像瓮中陈酒，金宇澄的故事是一点一点流泻出来的，而现在比前几年更适宜品味了。

1955年7月15日，姚云给丈夫程维德写信：“舒舒在托儿所最爱看书，爱看花，玩具一玩就厌，但在家搭积木很认真。......现在很会讲话，对新鲜事总要刨根问底......”她很有兴致地记述，写这封信的上一个星期日，抱舒舒去看医生，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舒舒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时问了一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金舒舒最初与马的对视与发问，折叠于陈年信札中，一个甲子之后，小说家金宇澄——也即当初的金舒舒，展读母亲记录自己幼儿时期，感觉是“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但他仍然记得那匹白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淮海路街头，确实有马匹的活动。清晨有人牵着挂铃铛的母马走过，挨家挨户叫卖马奶，有人要买，当场就挤。那时居住上海西区的孩童，有金宇澄，也有王安忆。类似景致，王安忆在《弄堂里的白马》里亦曾提及。上海街头的白马，惊异了多少童眸。

白雪，金宇澄绘，丝网套色，2017

1968年，金宇澄初中毕业，加入1969年“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喧嚣，船载车运，他被投放于东北边境黑河的嫩江农场——在寒冷的原野上，他与马匹真实结缘了，“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臊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菱草那种切碎了的、秋天野花的气味”，他见识到“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温良”，动容于马匹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终身被使役，“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只在偶尔的时刻，它们才显露刚烈的本性。

红，金宇澄绘，纸本丙烯，2017年

马匹一样沉默的劳作，半军事化的环境，一切都那么生疏，田间采下的青椒，本地人吃苹果那么拿起来就啃；凉菜“大拉皮”，生拌的卷心菜、胡萝卜丝，一切都与当年的上海习惯不同，难以下咽。反过来，几个上海小青年到田间采一铁桶的青毛豆，马厩里抓一把粗盐煮了就吃，当地老乡同样感觉极其怪异：“你们究竟是人还是牲口？这是破坏革命生产！”

很短时间内，金宇澄在田头吃午饭，已可以随老乡一道，折断树枝当筷子。难得吃一回肉，他和众人同样，下筷如雨，即便搛出一只误入热镬中屈死的小老鼠，也只是随手弃之于地，继续下筷，吞咽。八年中，他变身为北地的熟练农人、泥瓦匠和马夫，内心的上海生活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他完全理解了对于“上学”“病退”重回大城市，何以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理想。患胃溃疡以后的一个月中，他曾经冒名为六个上海青年进行胃部“钡餐”检查，最后被放射科上海老医生察觉制止这自弃式的“疯狂”。青年的他，热气腾腾，对前路却刻意颓唐。这一切，又要从本文开头，母亲写给父亲这些信文说起。

父亲原名金大鹏，学生时代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1940年来到上海，受中央社会部系统的吴成方领导，化名丁弢，在汪伪背景的《市声》半月刊任编辑，按指示迁入今复兴中路淡水路一处居所，与系统的同道程和生(后牺牲)假扮兄弟，从此化名“程维德”。1942年7月29日深夜，给中共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日本共产党员中西功被捕，供出多人地址，父亲在寓所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刑讯多日，下肢几乎瘫痪，未泄露系统的任何秘密。1942年10月，他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关入南市车站路汪伪监狱及杭州监狱。1944年底，经组织帮助，以“重病保外治疗”方式出狱，后在汪伪宣传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次年奉调淮南华中情报部，经过多次汇报谈话“被捕出狱经过”，得到审查结论——“被捕后的表现是好的，经过了党的考验”，但并无书面结论，为十几年后埋下了隐患。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是这次牢狱之灾带来的意外补偿。姚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活泼秀美，家里经营银楼，衣食无忧，一如那个年代培养浇灌的大量青年，思想进步，渴望救国。抗战胜利后不久，姚云在老师朱维基家，见到了一位大她七八岁的陌生男子程维德，他是1942年朱维基蹲南市监狱时的难友，时为《时事新报》新闻记者。朱维基当时办了一份《综合》杂志，发表过姚云所写一篇巴金《憩园》的读后感，而程维德在这本杂志上写过不少才华横溢的社论和散文。共同爱好文学的关系，两人开始交往，程维德常常主动打电话来，借书、还书；姚云也曾随程维德参加国民党市府的记者招待会。两人相恋数年，跨越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等大事，于1950年成婚，彼时，姚云从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短期训练班”结业，夫妻双双在上海总工会工作。

金宇澄的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1955年4月，维德调任华东海员工会当秘书长，5月，全国开展“内部肃反运动”。那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儿子，后一个女儿，老二因生产时特别顺利，取名“舒舒”。6月7日夜，维德留下一张字条，称有要事去北京出差，没写去哪里，带走了一些替换衣服。起初姚云并没在意，不料这一去如断线风筝，二十多天杳无音信。直到6月28日，家里忽然来了陌生人，带来一封没封口的信，是维德报平安，称是去完成“组织任务”，仍然没有回函地址。姚云当晚写了回信，来人第二天来取。如此一来二去一直通信，姚云事无巨细记录家中老人孩子的大事小情、财政支出、工作情形——关于二儿子舒舒的萌言萌语，就这样写进了7月15日的信中。维德有信必复，洋洋洒洒，谈天说地，但是一直回避“为什么一去不回”“什么时候能见面”等问题——事实上是他无法作答。他本人早被禁闭在一幢陌生小楼里，反复默写交代材料，很久以后他自己才知道，小楼就在淮海中路，离家只有两站路。

悬心等待四个多月，等到了组织方面找姚云谈话，宣布维德是“潘汉年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开除党籍，工资停发，至此，丈夫再没有片纸来函。

经济拮据，孩子们都不再去托儿所，单位分配的住房随之被收回。这个革命家庭早期的完整、静馨与甜美，就此停顿。

父亲回家是在1956年底。他的结案，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虽查不出与“潘案”更具全的内容，仍然被调至轻工业工会当一般干部。母亲则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每两周回家一次团聚。

1959年，上海市建委在湖州小梅口建水泥厂，父亲被调去筹办，母亲决定也一起去湖州，甚至做好了迁户口的准备。就此父亲做总务工作，上海、湖州两地跑，母亲驻湖州，中文系的学历，却去负责水泥厂化学实验室创建工作。家里常年由保姆照顾着三个孩子和祖母——对于金舒舒而言，儿时最亲厚的人是从黎里老家来沪的这位老者。若干年后，读者在长篇小说《繁花》中，读到蓓蒂和绍兴阿婆纷乱时世的相依为命，想必是这份祖孙情的再现。

1960年，水泥厂转交浙江方面经营，母亲才得以回上海工作，一家人再次团聚。当时金舒舒已经上了小学。他遇到了社交的障碍。“舒舒”两字无论上海话还是普通话读来都不甚好听，且作为一个男孩名字，多少有些怪异。父母忙于自身处境的劳作，见报上号召全社会支持“民办小学”，就为他报了名，根本不知道这种非正式的小学，条件一塌糊涂，教师是初通文墨的上海弄堂妇女，教室也就是弄堂居民家，与新中国成立前张乐平先生画《三毛流浪记》中弄堂小学，楼上人家洗衣漏水，楼下或楼梯台阶坐着打伞上学的小孩殊无差异。因为地点都由弄堂热心志愿者提供，常会变动，这学期在长乐路、新乐路，下个学期可能就在思南路，频频换班。每换一个地点，插一次班，老师就在黑板上书写“金舒舒”三字，在哄堂大笑中，介绍这位新同学。老师经常拎这个小学生的耳朵，金舒舒因此沉默而内向，习惯性逃学，性格孤僻，不喜交友。他总是独自游荡街头，手持一枚大铁钉，每一天在陕西路“凡尔登花园”的围墙上，一路画一长道深痕；在小书摊翻书，去襄阳公园收集植物标本。俟“文革”初期的某一天，少年金舒舒终于提出来，他的名字过于资产阶级化，要改，父亲才似有所悟，引了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句，为他更名“宇澄”。

虽在知识分子家庭，但不曾有谁明确地把他往文学的道路上教引。他少年记忆中，父亲被定格为一个长期独坐伏案的寂寞身影，父子间很少交流。父亲曾做过多种职业，包括记者、编辑、剧本作者，喜欢旧体诗，颇有写作才能，但自儿子记事起，父亲的全部写作就是追迹和申诉。针对不同的问题，每一份都很长。

其实能与父亲共话一室的机会都是稀少的。“文革”前夕，父亲被安排在地处上海郊区吴泾的建工局技校当语文老师，每周在徐家汇搭校车回家一次，还常带一大摞作文本回来逐字逐句修改，留给儿子的时间极其有限。“文革”开始，从1965年秋到1979年3月被彻底“平反”，父亲扫了十年学校厕所，写了十年“交代材料”。

说起来，母亲出身复旦中文系，同样雅好文学。但她的工作长期是宣教、动员、布置展览，去工厂做深入的女工调查等，从上海总工会机关转到湖州水泥厂后，更是彻底改行学水泥配方。引发金宇澄对文学兴趣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阅读氛围，是八年北方生活接触的1949年前后西方/苏俄小说，是图书馆系统中流出的“毒花毒草”在社会毛细血管的输送。

最初的写作练习，是他在东北时期大量描述东北的生活情况、黑龙江和上海的反差的信。主要的一位上海信友，没有下乡，大他三岁，熟读黑格尔、叔本华，有一次对方在回信中说：你写得太好，以后应该可以写小说。

其时他也给家里密集写信。写所见的东北劳改农场情形。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都不予回应。这种搁置，要等很多年父亲去世后，他翻检父亲1942年的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报告等等内容，才能够正确解读。他才明白，当初他信中强调的那些景象，父亲是完全懂得的，只是父亲“不响”而已。

金宇澄肖像（潘建东摄）

1978年金宇澄返城，进入一家钟表小企业，这个范围的人们，热衷于钟表的“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他会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对他讲钟、讲表，怕听嘀嘀嗒嗒声音。践如那位信友的预言，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觉得可以写小说，可以投稿。1985年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次年发表《方岛》，获得了两届《萌芽》小说奖——那时《萌芽》还不是一本青春文学的刊物。1987年，《风中鸟》获了《上海文学》短篇奖。1988年，金宇澄调入《上海文学》任编辑。

回到上海后数年乃至十数年时间里，金宇澄一直在追溯东北记忆，历历在目：他写出上海女青年眉宇间凝结的恬淡和愁绪，引动男青年思念“连绵阴雨的马路、弄堂、江南丝竹，以及深夜沪剧女角的唱段”——是在东北洋葱田里劳作时，感受到遥远的上海(《不死鸟传说》)；他写冰天雪地的站台(《夜之旅》)，写“六百公顷的玉米在视角里难以形容”(《欲望》)；他写被评论家以为作者是“北方作家”的村妇故事(《譬喻》)，以及棺材匠的苦恼(《风中鸟》)；他写到诸多难以忘怀的知青死亡事件——“阿桂”的故事，在经历了三十年世事淘洗后仍不能平息与释怀，于2011年还原、丰实为更长篇幅的非虚构《碗——死亡笔记》，在该年《钟山》杂志发表。

他渐渐写一点上海，基本是富于画面感和故事性的散文，像是慢慢恢复了对这座城市的话语权。金宇澄1988年的短篇《标本》，似乎暗示着与东北题材的告别。小说中，博物馆晦暗潮湿的大厅深处，几匹白马的肚腹已被掏空，眼眶中装了玻璃假眼，制作员移动马匹的庞大躯体时，马蹄磕碰了精细、陈旧、华贵的栗木地板，“这种缥缈不定的声音，如同梦里的碎步”。

黑河在远去，白马入梦。上海归来，肉生肌丰。

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重“乡土”轻“城市”，金宇澄则发觉城市中也有泥土——丰富的有机质——也就是人脉。城里人都有其出处，你从哪里来，上一代人过得怎么样，如何维生，如何变迁，同样形成丰富、生动的景深，尤其上海这样的移民大城市。金宇澄父氏家族吴江里黎的古镇传奇，与母氏家族从南京、宁波迁至上海南市、开银楼兴衰的经历，在血脉的阡陌中微翕响动。他绘制了不少的上海地图，其中一幅标出父亲母亲于1965年之前居住过的地点，竟有近三十处，包含上海“上只角”“下只角”，纵贯南北，遍布市、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