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

 “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余华

我没有新东西可说了，该说的都说过，都写过了，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是举的例子不同，观点已是大同小异。《 阅读与写作》这个题目是一个多月前随便想的，现在看来不够确切，应该是《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 所以今天我就讲讲自己的阅读与写作。

我的阅读应该从头说起，不能从中间说起。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九六七年上的小学，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这段时间刚好是“文革”十年。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 文革”之前出版的文学作品被禁止销毁了，只留下一个鲁迅。一九七三年的夏天，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距离林彪事件差不多过去两年了。“ 文革”中关门的县图书馆重新开张，我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个暑假，我哥哥也将从初中升到高中，我父亲给我们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现在回忆起来，县图书馆里只有两个宽不超过一米、高只有两米的书架，里面的文学作品不超过三十本，全是一些你们现在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小说，如《牛田洋》《 虹南作战史》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题材的书，十分无趣。当然也有我喜欢的书，一本是《闪闪的红星》，还有一本是《矿山风云》， 这两本书是讲孩子的故事，我读它们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喜欢。当时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位很认真的女士，每次我们把借的书还回去的时候，她都会仔细检查一下书，看看是否有损坏。有一次我们还书的时候，她发现封面上有一点很不明显的墨水痕迹，她说是我们弄上去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弄上去。我们便和她争论起来，我哥哥脾气很暴躁，隔着窗口就给了她一拳，然后呢，她把图书馆的门一关，去派出所报案了，我们也去了派出所。她在派出所里流着眼泪哭诉，当时派出所的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劝她，别和小孩计较，她不依不饶，拿起派出所里的电话给县里宣传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我同学的母亲，还是邻居，听说是我们两个，没说两句就把电话放下了。她坐在派出所里哭，所长向我们挥手，让我们赶紧滚蛋。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可是我们的借书证被没收了，我们没书可读了。对我来说，这种不能读书的感觉很难受，就好像吸食了“毒品”以后没有“毒品”一样。我到处去寻找“毒品”， 想去看这样或者那样的书。

我父母都是医生，家里面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放着的全是医学方面的书籍，除此以外就是《毛泽东选集》。 我对于医学方面的书和《毛泽东选集》都不感兴趣，只能去别的同学家里找书，他们家里的书也都是《毛泽东选集》。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在医学书籍和《毛泽东选集》之间选择，我选择了《毛泽东选集》。 那时候每天广播里都在播放毛泽东说的话，我已经熟悉套路了，可有一天我发现了新大陆，《 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它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我非常认真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前面我说到的图书馆里借到的革命书籍中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情感都是英雄人物式的情感，说话方式跟现在朝鲜电视里播音员的腔调一样。当我突然发现《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时，虽然里面仍然没有情感，但是它有故事、有事件、有人物，有各种各样历史人物的介绍，这让我极其入迷。当时是夏天，我们南方夏天的晚饭都是在户外吃的，我趁着吃完饭之后天还没有黑，就拿着《毛泽东选集》读，我们家的邻居看到后很感慨，夸奖我小小年纪一个孩子如此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我是在读注解。等我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读完了，又没有东西读了，怎么办？我就去看大字报。

那个时候的大字报还是很好看的，“ 文革”进入了后期，大字报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开始有一些色情内容的描写，比如说谁和谁通奸，我就在一排排大字报里面找“通奸”这个词，然后去看这些内容，当然内容很少，也没有性描写，但是有通奸故事。当时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我都先去看看大字报有没有新的通奸故事出来，因为没有实质性的描写，看多了也没兴趣了。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文革”时期的禁书，这些应该被销毁的书籍被悄悄保存下来，在“文革”后期私下流传。这些书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十多页。一本书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才会传到我手上，往往要在一天内看完，在我后面还有不少人排队要看。那时候的我读过几本不知道书名、不知道开头也不知道结尾的小说。不知道小说的开头还可以忍受，但是不知道小说的结尾太难受了，我到处去打听小说后面的结尾。我问别人，他们也像我一样不知道，最多比我多看一页。我记得当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面有不少性描写，我看的时候心惊肉跳，一边看一边观察旁边是否有人。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文革”前出版过的书重新出版，还有一些“文革”前没有出版的书也开始出版。我当时买了莫泊桑的《一生》， 看了四分之一时发现这部小说就是当年让我心惊肉跳的那本书。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看过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我很痛苦，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我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那样“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们自己”， 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我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现在回忆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毛泽东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 对我来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我最初的阅读故事。

下面说说我最初的写作故事。我最初的写作应该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我们为了练字写了大字报，那时候写大字报可以向学校要纸和毛笔以及墨汁。我们写的大字报有一个套路，开头抄《人民日报》， 中间抄《浙江日报》， 结尾抄上海的《解放日报》， 一张大字报就完成了。内容空洞无物，我们都为抄写大字报深感骄傲，老师们也对我们很欣赏，因为我们的大字报从不批评攻击某个人，都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为什么要写大字报？那时正好出了一个黄帅事件，这个事件你们这一代不知道。事件的起因是当时黄帅上课做小动作，老师对她说：“ 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十二岁的黄帅不服气，反驳老师，说教鞭让你用来教学生的，不是用来打学生脑袋的。那个后来倒霉的老师更生气了，发动班上的同学批判黄帅，黄帅就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发表后被江青看到了，江青就把黄帅树立为反潮流英雄。然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黄帅的运动，反对师道尊严。那个时候的老师本来就没有现在的老师牛逼，黄帅事件一出他们全都灰溜溜了，个个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学生当然扬眉吐气，“ 文革”时期大家本就无心上课，发生黄帅事件后我们更加不好好上课。我进入中学以后，有过三个语文老师，关系都跟我很好，因为我作文写得好。其中一个语文老师人不错，他有时候会给我一根烟抽，我也会给他一根烟抽。他是自己花钱买的烟，我是从家里偷了父亲的烟。当时我父亲抽烟不多，一天只抽三四根，买烟是一条一条的买，为了防止我和哥哥偷偷抽他的烟，我父亲每抽完一根烟会仔细数数烟盒里还有多少根，但他从来不数一条里面还剩几盒，所以我从来不在烟盒里偷，每次我都在拆开的一条里偷一盒。我哥哥在他拆开的盒里偷过一根烟被他发现了，我整盒整盒地偷他一直没有发现。当时，口袋里有香烟的我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我身边总是围着几个人，问我有没有香烟，然后我们跑到学校围墙外面去抽烟。我和这个语文老师的关系很好，已经到了互相给烟抽的关系。黄帅事件后这个老师找到我，原因是当时作为工宣队长的学校领导很生气，批判别的老师的大字报都有了，为什么这个老师没有。所以这个老师要求我写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我就给他写了一张。我的大字报写得不错，大部分内容都是报纸上抄来的革命句子，只是在中间点一下他的名字，说这个老师也有类似的缺点或者错误之类的，都是空洞的错误，没有实际的错误。但是我把事情做过了，把大字报贴错了地方，贴到了这个老师家门口。这个老师又找到我说，不要贴到他家门口，工宣队长没看见，他家邻居倒看见了，让他很难堪。于是我把内容重抄了一遍，贴到工宣队长的办公室门外。这是我记忆里写大字报最有意思的一次，我写的内容先在这个老师的家门口发表了一次，又在工宣队长的办公室门外转载了一次。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我当时很羡慕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只读了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还有《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报里大海捞针般的去寻找通奸小故事。当然我读过很多鲁迅的作品，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但是当时不喜欢鲁迅，直到一九九六年重读鲁迅，才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2017年4月12日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