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卖的二手书，暴露了你是怎样的人？

但你没办法看到完整的排行榜，事实上，你能看到谁的账户情况似乎完全是碰运气。多抓鱼的搜索栏只接受“作者/书名/标签”，标签例如”爱情“、”互联网“、”豆瓣“（标签内是豆瓣大V写的书）。如果你输入一个想要窥探书架的作家，出来的只会是 ta 的书，而不是账号。

因为住出租屋不得不控制藏书量的万千告诉我，她在多抓鱼上面卖过两次书。当你的书最终被多抓鱼售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买家是谁，也可以给 ta 发一封”鱼邮“（多抓鱼上的信息）。”可是，买了自己不喜欢的书的人，也不太想认识 ta 吧。“这个功能万千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因为读书、交换图书对我而言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我不需要它在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书不是我的社交货币，我只希望和一个遥远的机构产生这样的连接。”

她还去衡山和集看过多抓鱼举办的“书中生物展”，旧书里夹着的信件、购物单据、机票车票、情侣照片甚至是红包，都在这个展上拥有自己的一个位置。通过这个展，人们可以看到，阅读作为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来自多抓鱼），里面究竟承接和包含了哪些现实。

“我喜欢，或者说习惯这种书所带来的遥远的连接。”万千说。

万千和室友租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间出租屋，家里有两个 Billy 书架，一人一个。“宜家经典 Billy没有玻璃门，对于书来说不是最好的环境。可是，有玻璃门的书架贵，而且气质不符合出租屋。”万千告诉我。

万千在多抓鱼上面卖过的书里，有三本是侦探小说，因为“一般来说，你知道了谜底就不会再读一遍了。”除了侦探小说，还有她买了觉得不太好看的书，以及一本是之前采访的时候书店送的一本畅销书——“读了一下，真垃圾啊，忙不迭地卖了出去”，后来那场采访无疾而终。

她还卖了一本买来就是二手书的书籍，说：“我是一个对书有占有欲的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新的、没有别人痕迹的书，尤其是如果要长久呆在我的书架上，我希望它是我的。那本书其实内容还不错的，我喜欢，但是有别人的字迹了，而且有点丑。”

然而，并不是所有书籍多抓鱼都接受。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胡桑就有很多书试图售出却被拒绝了，如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斯泰因的《雷诺兹夫人》《巴什拉传》、丹托《艺术的终结》、斯托里《如此运动生涯》等。打开豆瓣，还能看见有网友反映说“《盗墓笔记》以及三叔的一些列小说都不收”，《藏地密码》《我的老千生涯》也被拒绝了。（来源：豆瓣 作者：蓝莓）

甚至于，多抓鱼还出过一个“滞销黑榜”，前五名分别是：唐家三少、唐七公子、辛夷坞、张小娴和罗振宇，韩寒也入选了前二十。而畅销书榜则包括了马尔克斯、卡佛、钱钟书等。读者喜好可见一斑。

就算是可以卖出，多抓鱼的售价也比传统二手书平台要低很多：史诗《熙德之歌》0.8元、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1.1元、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1.2元、郁白的《悲秋》1.7元……胡桑提供的多抓鱼卖书截图很清晰地显示，在这里卖旧书绝对不赚钱。但是这不阻挡它仍旧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在“清库存”时最先想到的方法。

旧书市集的新玩法

媒体人、图书编辑索马里曾经用一句类似的话解释出版的意义：在某一个恰当的时间，让一本书出现在一个人手上。景宜补充说：“如果晚了，一代人对一些东西的接受可能会迟到好几年，后果不可估量。”他试图举例：“可能你想看一本福柯，但是觉得书太贵了，就这样耽误了。”

所以，景宜想通过自己的售卖传播让买家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希望他的书能对买家起到一定帮助。

“我在家附近喝咖啡，看到有日本人在店里看文库的书，就会想认识他，想把自己 30 多本日文书借给他看。”景宜说，“而市集，是一种付费的陌生人交流。”

在复古市集上，他卖出许多来自台湾和日本的书籍杂志——69 年的日本杂志《POP EYE》他卖了 50 块，那是他去日本玩的时候，在奈良的“地球工坊”二手书店用 100 日元买来的；他还卖出了日文版的《文艺春秋》、联邦走马出的《机车手册2》、从无印良品以 2、3 折价格买到的台湾杂志和几本彼得·汉特克、莫里斯·布朗肖和米歇尔·福柯。

这些书景宜定价多在 40 - 60，他承认这价格有些偏高，因为“这些书卖也可以、不卖也可以。”本身他来参加市集，也是因为觉得好玩，想要跟人有点交流感——他那时候在天山路居住，临出门前只打开书包装了十来本书，并不觉得能够卖出去。

第二次摆摊的时候，景宜改变了策略，因为“好玩的书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他特地从孔夫子网上进货，买了意大利漫画书、日文版的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还有一些建筑书籍等。第二次市集人不是很多，但是景宜的生意依旧很好。

他还展示了一本台北唐山书店自己出的书，并很惊奇地发现真的有人想买，于是就不赚钱、用汇率价卖给了他。对于景宜而言，书可以流通，“不可能所有你买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而跟景宜共租一个摊位的女生主要带的是自己看过的书，卖 10 元以下的价钱，第一次一起卖的时候，他们两人搭在一起都卖得很好。而到了第二次女孩单独售卖的时候，就没有怎么卖出去。

景宜的摊子跟她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性质：酷的书，酷的人。景宜甚至为买家们拍了举着书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打着唇钉、系着头带，在有层次地披散着的中短发中又伸出两条小辫子。她举着一本日本杂志《POP EYE》，封面是大力水手。

胡桑在上海至今没有自己购置的房产，只有三个宜家经典款 Billy 书架，每个八层，每层都是前后两排放书，地上也堆着书。它们随着胡桑辗转过近十个地址。每一次搬家前，他需要留好 6、70 个水果箱来搬书，以至于邻居们误会他是卖水果的。

胡桑仍旧在不断购买新书，但是家里实在放不下了，要入须得先出。他也曾在微信里开设微店，但后来发现买书的大多是熟识的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不继续了。他把书送给朋友，带去地铁和公园并遗留在那里，甚至把书偷偷藏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一次，我把一本中文诗集塞在了图书馆的意大利文学区。”他说。

虽然曾经在上面卖出不少书，但如今他放弃孔夫子书摊已经一两年了。胡桑告诉我，孔夫子网上识货的人多，书价更合理，但是“真的太占时间”，除了需要自己填写资料之外，跟买家的沟通也令人繁忙疲惫。

有一次，一个江西小伙子买了一套他的全唐诗全宋词的缩印本，收到后非要说是盗版。胡桑懒得纠缠就送给他了，全额退款。他还卖过一本浙江文艺版的《百年孤独》，也是被对方说是盗版书，本来也就是十几二十的东西，也是直接退了款。

面对“旧书买卖是否会伤害出版行业的繁荣”这个问题，万千没有一点犹豫：“我不觉得啊，书卖来卖去说明大家爱看书，有这样的氛围才能带动出版业的发展。”

这个判定是符合事实的。事实上，类似于万千这种买来侦探小说又看完卖出的行为，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付费图书馆”——在几十年前，人们会选择通过图书馆的形式接触到这些书，进行一次性阅读。

而如今，出版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增长，每一天都有新书问世，图书馆不可能那么及时地进到所有新书，提供给读者他们需要的所有选择。于是读者选择让图书在他们自己的手中流转起来。

归根结底，这和“知识付费”的思维是一致的：知识可以碎片化、流转、交换。重要的已经不是“书籍”这个载体，而是知识本身。胡桑甚至告诉我，很多书一旦有了电子版，他就会买下电子版、出售纸质版，他需要“书”以体积最小的形式存在在他身边。

他讲了一个《聊斋》里的故事：有一个书痴爱书如命，家徒四壁，但是舍不得卖书。虽然书中真的有个颜如玉出来陪伴他，仕途也开始展开。然而终究生命中一切都失去了。因为他只理解了书，没有理解人生。

“德里达说，只有在没有能力从力的内部去了解力，不懂得去创造时，一个人才开始着迷于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形式。 我觉得书只是我们创造力的外化，本身没什么好迷恋的。现在我依然爱书，但并不觉得书是唯一的至高的，对文字也不再崇拜了。”胡桑说。

跟胡桑一样拥有五、六千册书籍的刘元旦说：“买书总会给我提供幻觉：我还年轻，我还有的是时间可以读它们，前面的日子还长呢。可是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在家里想找一本书你可能要花很久很久也找不到，你把那些书搬来搬去，堆在一起简直可以把你埋了，你就知道也许你永远也读不完它们了，甚至没机会读它们了。它们除了占据你家的空间让你走路都没地方走之外，没给你带来任何影响。你就会觉得：真烦啊啊啊啊啊啊。”这是今年年初，他把客厅的书摊开一地时，突然意识到的。

刘元旦买书很多，但是总是来不及看，他自己猜测，可能只读了自己藏书的百分之一。往年，他一年还是能读完上百本书，然而今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他却只读了三本书：“我发现这一年多来，我现在对书不迷恋了，可能以后就陆陆续续散掉。” “就是觉得你不看它们，它们就是废纸。”他讨厌自己有这么多书却来不及读，希望需要它的人可以得到它。但是当我谈起某一本新书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兴致勃勃；当我在约定的时间没有赶到，他告诉我：“我在 X 书阁门口等你。”

苏野说：“买书是为了预约未来。” 对于这些卖书又不停买书的人而言，如果没有新书，也许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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