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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卢浮宫的《蒙娜丽莎》不再外出展览

【法】乔治·普瓦松

2023-08-11 16:58

1958年，乔治·萨勒离开卢浮宫，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军成为法国总统。1960年1月，安德烈·马尔罗担任文化部部长。

安德烈·马尔罗

安德烈·马尔罗非常喜欢卢浮宫，而且他经常对展品公开发表果断的评论。他也时常展现出一种突如其来的热忱，做出惊人之举，让·拉库特尔称之为“轻骑兵战略”。有一回，他在参观绘画馆的仓库时，发现了许多卷起来的大幅画作，于是就有了要在方形庭院把这些画摊开，并用直升机进行拍摄的想法。其实这些画作只是年久发黑的老画，但他并不听劝告。马尔罗蔑视人类（把人说成“一堆悲惨小秘密”），同时爱憎分明。主管助理米歇尔·弗劳力兹奥纳，因突然不得他欢心，就直接被调到了法国海外省博物馆，顺带管理地下室水族馆里的鳄鱼；绘画馆馆长热尔曼·巴赞也被调离了岗位，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伊莲·阿德马是合适的接班人选，但马尔罗并未遂人们的意。乔治·萨勒之后的两位继任者在他们短暂的任期中，对马尔罗这种专制作风无能为力。接下来这位新馆长夏特兰教授，懂得运用外交手段与他打交道。夏特兰教授为人稳重，有着橄榄球选手的体格，却沉静、儒雅、幽默，擅长处理敏感事宜。在他的十年任职期间，卢浮宫获益颇多。

馆长们嘲笑“文化部糊涂虫”不停抽搐的脸或是他不经意流露的小表情，指责他意气用事，为许多佳作（莫奈的《悬崖》、乔治·德·拉图尔的《女占卜者》、塞尚的《大浴女》）流到国外感到惋惜，还指责他没有为法国保住古尔班基安的藏品，指责他为文化馆筹备原本属于博物馆的活动。他们没有足够资金，而他们只需要国家财政预算的0.47%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他们也感激马尔罗不仅对藏品保管感兴趣，而且真正愿意去理解作品。

博物馆的问题一直都没彻底得到解决，比如接待区不便、技术设备不足、展区空间紧缺和人群流动困难。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能不能把财政部从宫殿北部迁走，把博物馆往北扩充呢？亨利·凡尔纳有过这样的设想，时任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也这样提议过，马尔罗还与戴高乐将军谈论过此事。只是总统没有被说动，这个提议被忽视了（这个问题似乎从来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当时的新政体还很脆弱，而且预算都投入了大型工业企业的建设中。所以这个设想暂时还行不通。

好在一件古文物的发现给予了他们些许安慰。1959年，让·夏尔宝诺前往萨莫特拉斯岛参加美国的一项考古挖掘行动，他受邀对现场进行勘察。就在那里，所有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胜利女神的右手出现了。尽管上面的手指几乎都不见了，但还是可以看到手掌里是空的，并没有像人们之前认为的那样拿着一顶王冠。手掌张开的动作表示没有攻击性，这在许多文化中是相通的。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命令的手势。夏尔宝诺将这项重大的发现送到了卢浮宫，他还通过一个棘手的交换步骤修复了两根手指。这只手就位于雕像一旁。

安德烈·马尔罗时常会想出一些好点子。在他的提议下，实验室负责人玛格德莱娜·乌尔参与的关于艺术品的科学研究系列节目《杰作的秘密》于1959年在电视上播出。节目放出了艺术品的X射线照片、红外线和紫外线照片，以及具体细节的放大照片。这档时长为28分钟的节目一直播放到了196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成功吸引了戴高乐将军的注意。乌尔收到了纷至沓来的信件，当然还有同事的妒忌。

“部长先生，”其中一个人壮着胆子对马尔罗说，“乌尔夫人在电视上玷污了馆长们崇高的形象……”“是的，”马尔罗回应道，“是我命令她这么做的。”

玛格德莱娜·乌尔赢得了观众的好感，还收到了一份大礼。她的一位女“粉丝”将一处位于圣东日的高卢古墓送给了她。她对此很感兴趣，马上在当地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她就住在附近搭建的小房子里。

这档电视节目曾经差一点就被迫中断了。1960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场大火突袭了花廊顶楼，下面就是实验室和几间油画展厅。消防队队长朝着在睡衣外披着一件大衣的玛格德莱娜·乌尔说：“夫人，那就说好了，如果风向转变，我们就炸毁花廊。”

她只有20分钟撤走可能被波及的画作。从画廊往下走时，她对守卫们说：“你们要像守护圣体一样带着《舟发西苔岛》去鲁本斯厅。”

所有人一动不动。其中一个人问道：“舟发是什么？鲁本斯又是什么？”

她用更直白的语言说：“这幅画，你们像抱着婴儿一样把它送到挂满黑色画框的大厅里去。”

撤离工作完成了，最终风向也没有转，所以也没有必要为了切断火源而炸毁花廊。大火烧毁了40米长的楼房，好在藏品都完好无损。

卢浮宫

这场火灾带来了两个结果。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在那之前，每个馆都是独立的，受各馆馆长管理，没有人能以整座博物馆的名义发号施令。马尔罗创建了卢浮宫主管这个职位，第一位任职的是安德烈·帕洛特。行政部门也意识到了火灾的隐患，所以国家彩票部终于离开了花廊，使得花廊获得了期盼已久的“解放”。1961年11月，马尔罗拿回了钥匙，管理部重新接管花廊，但建筑物内部状况堪忧。卢浮宫建筑师奥利维尔·拉阿勒和马克·萨尔泰先后接手了整修工作，只是尽管有马尔罗的特别拨款，但财政预算上的困难还是一再影响着工程的进展。一直到1971年，整修工程才圆满结束。

就在钥匙交接之前，一幅画离开了卢浮宫。马尔罗决定将委罗内塞的《利未家的宴会》（原名《西门家的宴会》）放到凡尔赛宫，那里的赫丘利厅就是根据这幅画设计的，这实在是“背景和作品的完美一致”（克里斯蒂安·宝莱兹）。这一决定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被称为典范。对馆长来说，被拿走一幅画就像被截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并不总能接受“将一件物品归还至原来的地方是有利于它的”这种原则。他们不会把卢浮宫的巴萨诺和威尼斯画派作品，重新放回凡尔赛宫路易十四时期的大套房里。

这一原则在雕塑馆也得以实施。得到花廊一楼的雕塑馆终于能够将19世纪前的藏品全都摆放出来，让卡尔波的雕塑出现在他曾经装饰的建筑里。杜伊勒里花园的几座外部受损的雕塑，比如17和18世纪的《仙女》与《抢夺》，也进入了新展厅，但花园里还需要复制品吗？花园里的雕塑往往和环境融为一体。而在1962年，卢浮宫内的马萨林墓不再迁往法兰西学院，而是被送回了最初的地方，而作为交换，卢浮宫收到了皮加勒的《裸体的伏尔泰》雕塑。阿内城堡的堡主重修了迪亚娜·德·普瓦捷的墓，并向卢浮宫索求一个大理石祷告台。卢浮宫同意了，但是负责运送的馆长明显心情不佳。还有圣热尼德封丹修道院的一个柱头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昂沃圣母教堂的雕刻残片在1970年后被送去了沙隆，与先前在那里被找到的残片合体了。

卢浮宫还收入几件雕塑。1965年，卢浮宫收到了位于龙街大门上的龙雕像，1979年收到了来自波旁-孔代王宫的克罗迪翁浮雕，只是它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

绘画部在1989年成为书画刻印艺术馆，拥有4.5万张素描和色粉画。查阅室安置在勒菲埃尔未完工的国王楼梯的大平台上。

宫殿的整修工程一直在进行，1962年年初，馆长们又有了新的烦恼。马尔罗决定将《米洛斯的维纳斯》送到日本抵押贷款，这一决定招致一大波抗议和讽刺。插画家让·塞内普给这件雕塑画上胳膊，以向马尔罗表明戴高乐将军的态度，但是这个决定还是实施了。4月，在东京，总理乔治·蓬皮杜在这件雕塑前发表了即兴演讲，马尔罗坐在第一排。幸好回程和去程一样顺利。

法国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

到1962年秋，馆长们又面临一项充满争议的提案：将《蒙娜丽莎》送至美国。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时兴起，但事实上这是一项高层间的政治举措。戴高乐将军在重掌权力之后，以不同的名义一直指责美国。我在美国参加会议时有听闻相关风声。这个特殊的举动，应该会起到一定的回暖效果。

馆长们当然极力反对这项提案。这位微笑的女士所在的这块单薄的杨木画板，要比大理石雕像脆弱得多，温度一有变化就可能开裂。马尔罗真的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会强加自己的意愿，不过他也接受了所有的保护条件：画必须密封在恒温恒湿且不沉于水（以防翻船）的箱子里，由摩托骑警护送至勒阿弗尔港口，乘坐法兰西号邮轮的一级船舱，并由夏特兰亲自护送。1962年12月14日，邮轮起航了。1月8日邮轮在纽约上岸时，安排出发和到达事宜的玛格德莱娜·乌尔给夏特兰打电话问道：“她怎么样了？”这位幽默的先生答道：“长蘑菇了。”

画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美国，一切进展顺利，也获得了值得等待的圆满成功。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站在画前的肯尼迪夫妇、马尔罗夫妇，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在《蒙娜丽莎》的大幅广告牌前，排着一支长长的队伍。在行程最后，马尔罗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大家都在说把这幅画带出卢浮宫要承担各种风险。尽管有些夸大，但风险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不过在阿罗芒什城登陆的那些小伙子们冒的风险是更加确信无疑的。总统先生，我想对可能正在现场的他们说——今晚你们前来观看的这幅杰作，这一份历史的献礼，这幅画是被你们救下来的。

还有一位画家将杰奎琳·肯尼迪画成了蒙娜丽莎的样子……

《蒙娜丽莎》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卢浮宫。几周过后，马尔罗在柱廊前用深沉的嗓音表达了对乔治·布拉克的敬意：

每一个法国人都知道法国的一部分荣耀名叫“维克多·雨果”，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法国的另一部分荣耀叫“布拉克”，因为一个国家的荣耀也在于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第二年，在方形庭院，这一次是在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伴奏声中，他向勒·柯布西耶致敬：

永别了，我的大师，我的老友。晚安……这是壮丽的城市的致敬，这是来自纽约和巴西利亚的花环。

这时克劳德·巴尔玛的电影《卢浮魅影》（1965年）在电视上播出，为卢浮宫引来了大批游客。马尔罗尽管没有继续担任文化部部长，但他依然对这座博物馆保持着兴趣。在他的影响下，馆长们意识到虽然建筑主体是博物馆，但也是宫殿，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让建筑变得富丽堂皇。于是，以休伯特·罗伯特方案设计的大画廊进行了调整，这里原来根据马尔罗的想法专属于法国画派，但他们把17至18世纪的克洛德·洛兰、休伯特·罗伯特等画作和13至14世纪的意大利画派的乔托和弗拉·安吉利科的画作放在了一起。这种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的分类方式，令人想起了旧制度下几座宫殿内部的氛围。作为文化部部长的马尔罗，对作品的陈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要将法国画派的作品都展示在大画廊中。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意大利画派的作品在他离职后又占据了这片区域。

电影《卢浮魅影》（1965）剧照

热那维·布列写道：“审美发生了变化。流行回到了一种朴素的现代风格——浅栗、淡粉的墙壁，地面铺以砂岩或地板，家具由皮埃尔·保兰根据法国国家家具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设计。”

和装饰艺术博物馆或卡蒙多博物馆一样，卢浮宫在1964年展出了吕伊纳公馆中的谢弗勒兹公爵卧房装饰，这是建筑师莫罗-戴斯普路在1766年的作品。房间内有序排列着爱奥尼亚式的壁柱，上面横贯着一块巨大的上楣。

马尔罗或许想到了一句谚语：“房子外墙不属于主人，而属于看见房子的人。”他在1964年想要改变宫殿外观，并把一个想法付诸实践：在柱廊下凿一条克劳德·佩罗所设想的沟渠。

这项工程开始前需要先将矗立在外墙前的最后几座过时的画家雕塑搬走。让-保罗·奥贝的弗朗索瓦·布歇雕像被迁至雕塑家的故乡龙韦；安东尼·梅西耶的梅索尼埃雕像被搬到了位于普瓦西的梅索尼埃公园，梅索尼埃雕像深受达利推崇，位于菲格拉斯的达利博物馆中有好几座该雕像的复制品；艾米·莫罗的杰罗姆雕像在送至奥赛博物馆前被存入仓库；可惜弗雷米耶位于石柱上的拉斐特半身像，永远消失不见了。

这位军事天才为实现这个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项目而行动了起来，就在这时，他们在清理内壕墙时，发现了150米长带有凸雕饰的墙基，这是勒沃在1661年为第一面立墙建造的墙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人是知情的，但是在发现之前，并没有人提到过。历史文物建筑师让·特鲁夫洛修整了沟渠，并在一间地下展厅中保存了一块发现的墙基。他还想重建公主花园的花坛，但未获得允许。有朝一日这能实现吗？三个世纪后，我们发现了这块角落饰有圆凸雕的墙基，但是这条新沟渠被工地上临时搭建的木棚侵占了。

“宫墙外”的新雕塑取代了那些被舍弃的雕塑。与其让雕塑家为画家制作雕像，展出他们自己的雕塑作品岂不是更好？经阿里斯蒂德·马约尔的继承人迪娜·维尔尼的同意，马尔罗得以在卡鲁塞勒广场的草坪上安放《花神》《地中海》《戴镣铐的人》以及马约尔的其他青铜作品。马尔罗亲自研究了利用修剪过的树影安放雕塑的方式。在他看来，博物馆可以趁阿尔钦博托这名怪诞画家还不为公众熟知，购入他的《夏季》。

还是在1964年，花神馆的三层楼全都划给了实验室。实验室占满了22间厅室，放满了精细的实验器材，以便更好地研究作品。3万张底片和1万张X射线图终于得以被分类和参阅了。玛格德莱娜·乌尔继续在这里进行着研究，她在卢浮宫的画作中又发现了许多秘密：普桑笔下诗人的头发在检查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浓密；一直被认为是出自夏尔丹的《火锅配菜》上发现了一个布涅厄的签名；在两幅《哲学家》中，那幅思考的哲学家是伦勃朗的作品。《田园合奏》的秘密也终于真相大白了：提香在乔尔乔内后接手完成了这幅画。

1968年，在欧洲理事会举办“哥特欧洲”展览之际，马尔罗在胜利女神所在的楼梯脚下发表了一次演讲。这一年大事不断，5月馆长们日夜轮班看守藏品，12月出台了一条关于艺术品付与的法令，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卢浮宫接受捐赠艺术品代替缴纳遗产税的方式。这给博物馆提供了大量增添藏品的可能，由此迎来的第一件作品就是弗拉戈纳尔的《狄德罗肖像》，紧接着是鲁本斯的《海伦娜·芙尔曼和她的两个孩子》（1977年）、维米尔的《天文学家》（1983年）和弗兰斯·哈尔斯的《弹曼陀林的小丑》（1984年）。

《狄德罗肖像》

还是在1968年，有一件事最终以卢浮宫的失败收场。罗森伯格经常出入德鲁奥公馆，在那里看到了一幅画，名叫《奥林匹亚和马西亚斯》。他觉得这幅画很像是普桑的手笔，拉克洛特持有相同的看法。第二天，卢浮宫以2000法郎获得了该画。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卖家提出了抗议，要求赔偿损失。他上诉了20年，最终卢浮宫被判将画归还。显然，绘画馆的负责人本应保持安静，然后过几个月再将这个消息当成意外发现公之于众，但我们不能要求馆长像艺术品商人一样采取不太正当的手段。

1969年，马尔罗在戴高乐将军辞职后卸任，而卢浮宫一如既往充满活力。1972年，卢浮宫购入了乔治·德·拉图尔的《方块A作弊者》，画中的时间仿佛凝固，变成永恒。同一年，为感谢法国（特别是克里斯蒂娜·德罗什）对努比亚遗址的挽救，埃及政府赠予卢浮宫一件阿马纳珍品——《阿蒙诺菲斯四世头像》，“他那发自内心的浅笑让人难以忘怀”（皮埃尔·罗森伯格）。著名的女考古学家德罗什凭借自己杰出的能力和不菲的声誉，为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套上了一块镀金的方尖锥。

失误无法避免。就在1972年，拍卖会上展出的一把梅罗文加王朝的剑引起了馆长委员会的兴趣，但经过实验室的检验，发现它是轧制而非锻打而成的，而上面的抛光宝石其实是塑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夏特兰的讲述。

马尔罗开了先河，艺术品巡展在后来也接连不断。1973年，尽管馆长们一致反对，但《蒙娜丽莎》还是乘飞机到了日本，并在热爱法国文化的日本得到了有如国家元首的待遇。在日本，法国政府又传来消息，要将《蒙娜丽莎》带到莫斯科。负责运送的玛格德莱娜·乌尔感到气愤，但这是命令。《蒙娜丽莎》被装在一个像雪屋的容器里开始了新的旅程。这位微笑的女士最终毫发无损地回到卢浮宫，决定不再外出。

1974年，在皮埃尔·罗森伯格的主导下，卢浮宫又购入了弗拉戈纳尔的著名作品《门闩》，但也引起了抗议。有人觉得这是复制品，有人怀疑画中床头柜上的苹果的尺寸有问题。罗森伯格拥有的材料很充分，他的能力和眼光也毋庸置疑。为证明他的胜利，他毫不谦虚地把这幅画放在了他的《卢浮宫私人词典》一书的封面上。

同年，雕塑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因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命令而被迫离开。这位承认自己是路易十五和侍女所生的后代的总统，想要在爱丽舍宫的前厅放置让-巴蒂斯特·勒莫因以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为原型创作的《维尔图努斯和波真娜》。这件雕塑一直在爱丽舍宫的前厅待到了1981年。

1976年，马尔罗与世长辞。11月27日，人们在方形庭院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为纪念既是艺术爱好者也是爱猫人士的马尔罗，人们从隔壁展厅借来了一座装在有机玻璃笼子里的青铜小猫雕像，在照片中可以看到雕像周围是严阵以待的守卫们。

一个月后发生的事又给博物馆敲响了警钟。12月的一个晚上，小偷借助放在小画廊前的脚手架（卢浮宫的安保部门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呢？），从窗户进入了阿波罗画廊，打碎玻璃，偷走了饰有玫瑰花饰物的查理十世圣剑，上面的宝石尽管不值什么钱，但必定马上就被取下了。

1978年，也许是为了弥补那次损失，在总理雷蒙·巴尔的支持下，卢浮宫博物馆以2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了《西吉斯孟多画像》。这是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唯一一件藏于法国的博物馆中的作品。

本文摘自《卢浮宫全史》，为该书第十九章《作家部长》，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