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尚友渊明——龚斌先生《南山的真意》序

《南山的真意：龚斌说陶渊明》，龚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龚斌先生是当代研究中古文学的名家，全国陶渊明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先后出版的《陶渊明集校笺》《世说新语校释》，不只是通常所谓“后出转精”，也不只是泛泛而言的“胜义如云”，它们甚至被学界誉为两部名著校释之“集大成”。拙著《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再版时，所有陶潜和“世说”的引文，都改以龚著为其底本。

《南山的真意》是龚先生近四十年研陶论文集，是作者一生研究陶渊明的总汇，是他几十年来与伟大灵魂对话的结晶，当然更是当今陶学的喜事和盛事。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作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因此，对伟大作家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不言自明，而这种研究的学术难度更无须多说。越是伟大的作家，前人研究的成果越多，后来的研究者也就越难有所突破。对大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往往要翻许多史料，看许多文集，才可能对他们的某一方面有点新的感悟和认识，这有点像渔人在整个大海里撒网，到头来可能只在一个海角里捞到一条鱼。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学术的敏感，还得有坚韧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心。

因此，研究伟大的诗人就像与高手过招，是对学者才华最好的考验；与伟大灵魂对话就像与高手对弈，是对学者精神高度的测试。对陶渊明其人其作阐释的深度，昭示了研究者自身存在的深度。

文集的论域大体集中在陶渊明的家世和生平考证、陶渊明思想信仰、政治立场与艺术成就论析、陶渊明文本细读、陶渊明的现代意义等几个层面。它们既展露了作者学术的“十八般武艺”，也显示了作者学术的深度与广度。

《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献疑》《陶氏宗谱中之问题》《再论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几篇主要考释陶渊明的家世生平。古人为显尊贵而常冒充名门，当世为求骤富而多争抢名人，如襄阳与南阳一直在抢诸葛亮的“隆中”，九江与宜丰一直在争陶渊明的故里。《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献疑》，有点像客观的法官断案，作者虽然谦称不过是“献疑”，但此文一出，陶渊明故里之争基本可以了结。该文先追溯“始家宜丰说”的源头及其流变，再从最早相关历史的记载，转入历史地理的考辨，最后从陶集诗文寻找本证，断定“始家宜丰说”难以成立，并确证“渊明为寻阳柴桑人”。《陶氏宗谱中之问题》是功力深湛的一篇大文，它将“民间寻访”、宗谱比勘和史料参稽相结合。“陶侃之前，陶氏先祖中究竟有何名人？陶氏世系的真相如何？”这在现存的“史籍中找不到确切资料”。为了考索陶渊明家世的真相，作者遍查了“江西图书馆及赣、徽二地民间所藏陶氏宗谱”。各种陶氏宗谱中，对陶渊明世系的记载，或重叠，或抵捂，或歧出，这需要作者的历史视野和独到眼光，才能在错综矛盾的谱系记载中，梳理出清晰的世系渊源。譬如陶青之后的世系很乱，《定山谱》《会宗谱》《鄱阳谱》各说各话，年岁绵邈和史料缺失，每种说法都“死无对证”。龚先生在诸谱中寻觅蛛丝马迹，在史料中相互比较，即使不能定其正误，也尽可能求其近真。陶渊明的曾祖、祖父、父亲是谁，一直是学界争而难决的悬案。作者对这三代人物用力尤勤，“陶侃为渊明曾祖”，“陶茂为渊明祖父”，“渊明父为陶敏，非陶逸或陶回”，可作为这一悬案的定谳。《再论陶渊明〈赠长沙公〉诗》一文，从异文校勘、文本细读、史料考索和宗谱参校几个方面，考察陶渊明的宗族世系，再次确认“陶渊明为陶侃曾孙”。

《陶渊明哲学思想与魏晋玄学之关系》《陶渊明的礼学修养》《陶渊明“忠愤说”平议》这组文章，主要论述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陶渊明与魏晋玄学的关系这一话题，作者肯定“陈寅恪先生对渊明思想的论断最具眼光”，但《陶渊明哲学思想与魏晋玄学之关系》一文，绝不是“跟着”陈寅恪讲，而是“接着”陈寅恪讲，既于同中见异，又在异中显同，大大深化和拓展了这一重要论题。相较而言，我更喜欢《陶渊明的礼学修养》一文。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孕育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点：儒道兼综，孔老并重。他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既放浪形骸之外，又谨守规矩之中。遗憾的是，过去人们总是盯着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而相对忽视了陶渊明的礼学修养，《陶渊明的礼学修养》正好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作者从陶集中《赠长沙公》《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与丧服、祭法、祭义有关的作品，看渊明对凶丧礼仪的熟悉程度；从《答庞参军》序文“輒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看陶渊明日常交往中对礼节的尊崇；从陶渊明《命子》一诗中“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看他如何谨记《礼记·曲礼》的教诲。当然陶渊明的礼学修养，既表现于其诗文引用礼经名言，更呈现于日用云为之间对礼的践履。该文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不失为一篇深刻而又平实的佳作。忠君是古代重要的价值标准，治陶者自然喜欢以“忠愤”推崇渊明。《陶渊明“忠愤说”平议》一文，阐述了“忠愤说”的来龙去脉，平议了各种议论的是非得失。尽管证之现在的陶集，沈约所谓“年号甲子”全然不合，但作者大体认同陶渊明“忠愤说”，认为沈约当年所见版本或许不同。不过，这篇文章虽然写得非常漂亮，但龚先生的结论恕不敢苟同。二十多年前，拙著《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曾探讨过这一问题，至今我仍旧固执己见：“陶渊明归隐所拒绝的并不是异代新朝，而是当时漫天‘斯兴’的‘大伪’；与之相应，他归隐所承诺的也不是对业已灭亡的东晋王朝尽忠，而是对已经‘告逝’的人世‘真风’的呼唤(《感士不遇赋》)；他并不是要通过归隐向时人和后人陈列一具东晋王朝的政治殉葬品，而是以‘复得返自然’这一存在方式来展露人的真性(《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陶渊明受佛教影响说质疑》《陶渊明与慧远关系之探测》《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之再讨论》三文，集中辨析陶渊明的宗教信仰。无论是驳论还是立论，无论是论据还是论证，它们几乎都无懈可击。丁永忠在《陶诗佛音辨》一书中，称《归去来兮辞》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深受佛曲影响，证据是“归去来”为阿弥陀净土宗流行的赞辞。《闲情赋》中的“十愿”来于佛门的“愿语”。作者从文体学、语源学、宗教学等层面，进行了入情入理的辩驳。《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之再讨论》一文，对陶诗中用到的“幻化”“空无”“流电”“冥报”，等词语的内涵及其语境，委运任化的价值取向与佛教的关系，《桃花源记并诗》与佛教净土宗的关系，一一都做了深入剖析，与其说是“澄清”了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还不如说是“撇清”了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陶渊明与慧远关系之探测》，是目前阐述慧远与渊明关系最详尽的文章。二人行踪或许相游，情感可能相惜，但信仰绝不相同。陶渊明与颜延之同为诗友，二人的进退出处尚且形同天壤，更何况慧远与渊明有方内方外之别呢？活在佛风炽盛的东晋，又与名山的高僧为邻，偶尔用一两句佛门术语不足为怪，但陶渊明与慧远和而不同。陶固然享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可他归隐只是“结庐”于“人境”，大不同于那些岩居穴处的僻隐之流，他一生执著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哪有半点佛门僧气呢？

集中《〈陶渊明集〉异文问题之我见 ——兼评田晓菲〈尘几录〉》《拆碎七宝楼台：解构陶渊明——以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为例》二文，是专门针对田晓菲女士《尘几录》而发的。几年前，读田晓菲女士《尘几录》是由于我好奇，今天评龚先生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它有趣。田晓菲在《尘几录》中几次说过，宋人有什么样的文学价值观念，他们就有什么样的“编辑方针”，而有什么样的“编辑方针”，陶渊明集中就有什么样的异文。下两段文字当时也让我惊诧莫名：“对于我们理解陶诗至关重要，因为陶诗具有欺骗性的‘单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宋编校者的施为。”“宋人从自己的审美眼光出发，极口称陶渊明‘平淡’，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也确实符合宋人所谓的‘平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平淡’正是通过控制《陶集》文本的异文而创造出来的。”这无异于是说陶集中的异文，是出自宋人在明确“编辑方针”指导下的伪造。这种大胆新颖的说法，其惊悚程度不亚于伪造古文《尚书》的做法。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无意之中又放了一颗学术卫星。对于习惯了凭证据说话的书生而言，这一猜想真让人目瞪口呆。龚先生从版本、校勘、文字、接受、传播等方面，指出全书“整体上则是罔顾历史事实”。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来说，陶集中大量异文是“层累地造成”的结果，谁会“通过控制《陶集》文本”而“创造”异文呢？《老子》一书的异文最多，难道也是为了“控制”老子而“创造”异文吗？只知道作家常为文而造情，没想到学者也为立异而“创新”。《拆碎七宝楼台：解构陶渊明——以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为例》，历数了田晓菲女士种种读陶高招，如曲解并否定《五柳先生传》的自传性质，如怀疑传记“躬耕自资，遂抱羸疾”的记载，又如怀疑督邮至彭泽县，指出其议论是“一知半解”，批评其解释是“佛头著粪”。龚先生为人平和温润，不管平时言谈，还是执笔为文，很少用这种语气，可以想见写此文时是如何激动。如果按田晓菲女士这种方法读陶渊明，岂止是“解构”陶渊明，简直就是“埋葬”陶渊明。古人迷信地认为，施用道术可以咒谁就谁死，用田晓菲女士这种方法阅读经典，可以肯定她读谁就谁死。

《论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论陶渊明〈乞食诗〉——兼评“渊明乞食求仕”说》《〈桃花源记〉散论》《伟大的道德人格实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再解读》四文属于文本细读，但不同于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它们并没有切断文本与时代的联系，更没有极端地宣布“作者死亡”。作者将文本置于时代的坐标上，论述它们的艺术特点和思想意义。第一篇文章，考辨《饮酒》的写作年代，探讨该诗是否有章法，最后论述《饮酒》诗的思想内容。第二篇文章论述了此诗作年、是否真乞食、乞食是否象征乞求俸禄、《乞食》诗中的“主人”是谁、“乞食”一词是否与僧人的乞食有关等问题。《〈桃花源记〉散论》分析了《桃花源记》的文体、寓意、思想、人物等多个话题。《伟大的道德人格实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再解读》认为，“如果说，《桃花源记》是渊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晶，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渊明道德人格实践的记录”。前者系念社会，后者关乎自身。前者具有社会思想史的重要价值，后者则标志着一种道德人格新范型的出现。作者能从小中见大，文章能于平中显奇。

《苏轼论陶渊明》《伟大的道德人格实践》《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浅谈陶渊明的当代文化意义》，都是几篇宏观研究的大文，内容上难以归入同一类型。在陶学史上，苏轼对陶渊明的阐述，由对道德操守的赞叹，进而对其存在境界的把握，由仰慕其气节品行，进而接受其存在方式。苏轼论陶对陶渊明阅读和研究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是陶学中的一个新话题，该文拓展了陶学的论域。《浅谈陶渊明的当代文化意义》一文，是陶渊明经典的现代转化。

这本论陶文集有文献考辨，有理论阐释，有艺术分析。考辨文章可一锤定音，理论阐释剖毫析芒，艺术分析细致入微，它们充分呈现了龚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深刻的思辨能力和细腻的艺术敏感。

作者在此书的后记中说，“尚友古贤，陶渊明是我最好的人生导师”。其实无须作者坦露心迹，大家凭常识也能想象得到，时下变化如此之快，诱惑如此之多，夫妻日久尚且容易心生厌倦，几十年与古人相守更是难上加难，要不是与陶渊明“心心相印”，龚斌先生断然不会一生尚友渊明。古人常言，“与古人近，与时人远”，年轻时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因为当世少知音，才引古人为同调。差不多一生与渊明相守，并不只是单方面的崇拜，而是双方个性气质的相近。

龚斌先生的大著付梓之际，我有幸先睹为快。这对我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像当年陶渊明读书一样，龚先生几十万字的学术论文，我读到会心处同样“欣然忘食”。

二十多年前，在庐山中日陶渊明研究学术会议上结识龚先生，诵其书，听其言，受益良多。龚先生在大著的后记中说：“有时即使还想说一点什么，却感到如登万仞高峰，力竭而不得不止步了。”看到“力竭止步”四字，我的心在不断地下沉。“二十余年如一梦”，龚先生约长我十岁，转眼之间他年逾古稀。当年他喊我“小戴”，叫内人“小何”，如今内人已为鬼录，自己也早已白头，“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匆匆草就大著的读书心得，祝贺龚先生的新作面世！

岂敢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