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任作君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因病得以“待分配”在家，但没有工作，也上不了学，更看不到任何前途，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决定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外滩公园学打太极拳。

于是，在一个夏日清晨，在靠近外白渡桥的公园进口处，我第一次见到了任作群先生。

那天早上，他也在公园里打拳。他身材魁梧，戴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睛，头发花白了，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年纪，独自在个小角落里，天马行空似地打着一套简化杨式太极拳。他一招一式动作很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脸上的神情甚至有点木讷，却又俨然是旁若无人的样子。打完拳，他擦一擦汗，慢慢走向不远处的一条绿漆长凳，坐了下来，在他身边的是两个在那里念书的女孩子。接着，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举起了手，又好像在她们的书中指指点点着什么。

我走近几步，探过头去一看——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发现。她们居然是在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或许只是作为英语课本在读，《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封面，也可以说是那些日子里必需的政治正确的掩护。他则是耐心地在为她们解释其中的英语单词和语法问题。在他们的长凳后，晶莹的露珠还在矮灌木丛上闪烁，眨着好奇的眼睛。

那俩女孩子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境况估计也相近。她们每天早上都来公园，看书要看到十点半左右才离开，显然既不在工厂上班，也不上学，很可能也在“待业青年”的行列。可不管怎样，她们却没有像我那样在浪费时间。在她们的长凳旁，我一时间感到无地自容。

于是我急匆匆赶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册英语课本；第二天清早，在公园另一条长凳上，也依样画葫芦地学了起来。

几天后，任先生果然也注意到了我。他还真是有教无类，乐意地为她们——也为我——解答英语学习中的问题。

从严格的意义说，任先生或许不能说是我的老师。当时的政治气氛与公园条件，都不允许他在那儿正儿八经地上课。一般情况下，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先背单词、读课文、啃语法，碰到实在搞不懂的地方，一一摘录下来，再在公园里请教他。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他在那里的帮助、指点，我是肯定不会有信心把英语继续学下去的。

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公众场所中教英语，有可能被人视作形迹可疑，甚至还会被上升到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像任先生那样，打完拳，再在长凳上稍稍坐一会儿，看上去或许也不太出格，至少在周围巡逻的工人纠察队没走过来找什么麻烦。

几个星期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个女孩子不再出现在清晨的公园。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任先生会有更多的时间教我，是一大利好。我已放弃太极拳，找来了“文革”前出版的许国璋的大学英语教材，坐在同一条长凳上，一课接一课地学了下去。

没过太久，还有两个来自虹口区的待业青年，人力与启宇，也加了进来，一起在外滩公园的那个角落里学英语——在任先生时不时的指导下。

在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我这样日复一日地去公园，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家里人不明究竟，不免担心起来。尤其是考虑到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背景，稍有不慎，很容易遇到政治麻烦。一天早上，母亲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路跟踪到了公园，她要摸清我到底在那里忙些什么；等我回家后，更要从头到底再盘问一番。

任先生知悉后，出乎意外地来了我家。他不顾我劝阻，颤巍巍地爬上我家黑黝黝的楼梯。母亲有点手足无措了，但他表情十分认真地跟她说，我其实只是在公园里学外语，还学得很用功，肯定没做什么坏事，年轻人有些书可读，有些事可做，反而不会有时间去找麻烦，所以请她一定要放心。母亲也认真地听着，始终在点头。

但任先生一离开，母亲向我问起他的背景时，我却几乎什么都说不上来。确实，除了英语的语法和句法，他好像没对我说起过任何其他的事。只知道他是个已退休了的中学校长，以前在学校里教英语，现在发挥余热，热心地帮助一些在“文革”中还想读书的青年，但我想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否则他也不可能这样坦荡荡地来外滩公园。

不过，任先生那一番话好像对母亲还真起了点作用。她说老先生有点迂，但因此信任他。只要我能像他说的那样不去找麻烦，我不但可以继续去公园，还能领到一份早餐钱，每天一角。这样我就不用赶回家吃早饭，能在公园里捧着书一直读到十一二点。那些日子，父母亲身体都不好，哥哥更是瘫痪在床，家里的气氛确实是够阴郁的，很难让我静下心来读书。

在公园里学英语的时间越来越多，时间似乎也过得越来越快，许国璋英语教材已读到了第四册。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在“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声中，上海广播电台中增加了英语学习节目，报纸中也能读到一条新的马克思语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公园里看书的环境有所改善，工人纠察队仍在那里巡逻，但再也不走近我们。

还是在那条绿色的长凳上，任先生坐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比先前要长了许多。他还打太极拳，但常随身带一根手杖，步履也更慢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意外的“最新最高指示”，人力、启宇和我几乎同时被分配进了各自的里弄生产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已争议四起。这样一来，留在城市里的“病休青年”就不再要去农村，而是被安排进里弄生产组工作。我的一份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枯燥、单调、不停地在劳动防护袜底上扎圈子，有一次思想开了小差，想试着在机械的绕圈子中背几个单词，手指给缝纫机针扎穿了。

这期间任先生的身体状况出了些小问题，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来公园了。好在我们的英语学习多少已走上了轨道，问题并不是太多。一般的情况下，多参考几本工具书，自己也都可以解决。轮到里弄生产组上中班的日子，我有时还会去外滩公园碰碰运气，有时就索性把学习中碰到的问题积起来，找机会去任先生的家里一起问。

我因此到任先生家里拜访过几次。他住四川路北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公寓，家里看上去相当有底子，藏书甚多，除英语之外，有其他好几种外语，书架上还能看到大部头的法律书。任师母据说当年曾在红十字会工作，也退休了，在家里对任先生照顾得很周到。他们的独子先正在农村插队落户，老两口平时显得挺寂寞，我去看他们，他们还挺高兴的，有时也会随便聊些其他的事。

可任先生的生平背景依然像是在云里雾里——除了他自己先前告诉我的，我又告诉我母亲的那一丁点儿。那时虽说已到了“文革”末期，有好多事还不宜多问，这道理我懂。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已开始学“文革”前徐燕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第七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中，传出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人力、启宇和我都在1977年顺利通过了第一届高考（我数学只考了二十多分，但多亏英文考了满分，他们也在英文上考了高分），各自进入大学学习。

在任先生的晚年，这是他十分高兴的一件事。他请我们三个外滩公园学生去他家小小庆祝了一番。我记得我们各自带了些微不足道的礼物——都算不上是束脩，这些年来，任先生一直是在免费尽义务，有时还自己掏钱买了书送学生。

1979年，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启宇在西安交大，人力在上海师大，听到任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我们三人一起赶去了他家，在他的遗像前上香、默祷、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多少算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那天，任先生的儿子先正在一旁陪着我们鞠躬。他也已从农村回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可他读的是工科。

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吧。八十年代末，我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原计划只在那里做一年时间的福特访问学者，却意外地滞留了下来，又不得已地开始用英语写作。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远居异国，不少国内的往事反而像是在回忆中拉近了距离，尤其是那一段跟任先生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经历。

关于外滩公园的种种际遇，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还写进了一本名为《忠字舞者》的英文小说的背景。在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陈超探长旧地重游，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学英语的点点滴滴，不禁再一次庆幸自己的运气，居然能在公园里遇到这样一个给他谆谆教诲的长者，从而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也许是推理小说写得多了，我自己有时也不免会像那位探长一样，在私底下琢磨、分析、猜测一些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是什么样的生平际遇，我常在想，会让晚年的任先生走进外滩公园，来教我们这几个“病休青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在一阵感怀的冲动中，我改写了冯至先生的几行诗：“我其实毫无准备地领受/ 那个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黯淡的岁月里突然有/ 彗星的出现，希望乍起。”

因为陈探长系列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宣传，回国的机会多了起来。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外滩公园转上一圈。公园的变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那条长凳早消失了，在任先生当年打拳的角落，现在盖起了一家豪华的餐厅。跳广场舞的人挤走了打太极拳的。没人在公园里学英语。教英语托福考试技巧的补习学校成了走红的上市公司……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其实，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终于，在我以为一切都只能湮没在回忆里的时候，却因为“微信”的出现，又意外地与任先生的儿子先正联系上了。

在三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还是在原来的河滨公寓里（现在整栋大楼都成了国家保护建筑）。先正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不少重大的工程项目，还担任过洋山港建设的总工程师，现在也已退休了。午后的阳光倾泻在先正花白的头发上，我第一次在外滩公园里见到任先生时，他大约也是这年龄吧。不过，先正长得不怎么像他父亲。

也许是因为我写的那篇关于外滩公园的文章，先正说他看过，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任先生的身上。

关于任先生的生平经历，先正在那个下午所告诉我的，绝大部分我先前一无所知。我当年在公园里所认识的任先生，与先正现在正在跟我说的，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怎样都无法在想象中重叠起来。恍惚间，就像经验着英国玄学派诗歌中的“硬凑”——把不相干、不相容的人与事硬是凑到了一起。

先正觉察我眼中的疑惑，掏出手机，把有关任先生的资料和图片都一一找了出来。我取下眼镜，凑近了身子仔细看着。白纸黑字，还有一张张照片，确实没有疑问，这是任先生。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直要到了三十多年后，原先怎么都找不到的一片片拼图，现在才终于出现，正拼拢了来，呈现出一个陌生却又有机、真实的整体。

任先生早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主修的是法律与保险专业，专业之外还通六国外语。毕业后，他服务于友邦保险公司，任高级主管，也开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另一段经历。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委员，他毅然抛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他在战场上忘我地抢救伤兵的英勇行为，在报刊舆论中受到广泛好评。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颜福庆因此要他去重庆，委任他为卫生署专员，在医疗救护大队担任重要职务，奔波在全国各处的抗战战场。那些日子里，任师母也在红十字会工作，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激情，他们在战火中结成伉俪……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苏轼的诗句不合时宜地又掠过脑海，赤壁古战场与抗日战场中的英雄风流人物，叠加在一起，却更加令人神往不已。我只是喝了一口茶，什么都没说，唯恐会打断先正的叙述。

抗战胜利结束后，任先生回上海重操旧业，继续经营“任作君大律师事务所”，因为他的法学和保险业方面的专长，还兼任了东吴大学副总务长。他也加入了民盟，与柳亚子、沈钧儒先生等人一起积极投入爱国民主活动。1948年，他的独子先正在上海出生。

紧接着，任先生却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1949年解放后，他所擅长的保险和律师这两个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无人再能涉足。据说还是陈毅市长考虑到他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安排他去一个中学作挂名校长。相当一部分民盟人士在1957年打成了右派，任先生也就此不谈政治，谨小慎微地教些英语。好在他早年读书的东吴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数课都用英文上，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让他多年后在中学里能绰绰有余地教学生英语。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自然受到了冲击，作为“有历史问题”的反动知识分子，屡屡遭到红卫兵批斗，但与其他一些人相比，也不能说是没顶之灾。不过，他是连英语课都无法上了。

没多久他就退休，来到了外滩公园打太极拳，在那里遇到了我们这几个“编外”学生。对我们，他自然闭口不提他过去的经历。他不想让我们，或让他自己，因此遇到麻烦。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对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学生来说，他在外滩公园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但他在那里所做的，我不由要琢磨，真是他自己年轻时所想做的？要不是因为种种政治因素，任先生本来可以在他的盛年，一展自己在法律和保险领域的长才。“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更不要说那始终缠着他的“历史问题”阴影。结果，他只能在公园的角落中，在力能所及的范围里，做些自己还能做的事。不管怎么说，英语甚至都说不上是他的长项，可法律和保险却都是要到了他身后，才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得以发现。

我想到我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Random Harvest（这本小说拍成了好莱坞电影，中译名《鸳梦重温》更为人所知，我和人力还曾一度想把它翻成中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那些浪费了的岁月也浪费了他”。

“这里有一首柳亚子的诗，从未发表过的”，先正接着又从他手机里找出一张照片，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说，“为了感谢我父亲为他办理的案子，柳亚子当年亲笔题赠给父亲的”——

法治精神首罗马，人权学说重卢骚。即今世路崎岖甚，锄抑豪强赖尔曹。

或许像大多数的酬谢诗一样，柳亚子的诗也难免写得有些客套，甚至夸张，可诗中的“法治”和“人权”却是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任先生身上，更寄予了厚望。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这首诗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下来，后来又让先正裱在一个红木镜框里。

揣摩着柳亚子的诗意时，却又有一个意外的发现，诗的左方写着“作君先生留念”。

这会不会是一个笔误呢？我一直记得他名字是“作群”。在他买了送我的一本书上，他自己写的就是“作群”。先正准是觉察到了我的诧异，摇摇头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反叛的，父亲要我做什么，我偏偏不做，现在回想起来，肯定让他生气了。”

先正早年的反叛，我能理解。我父亲也称我是“野路子”——不踩着父辈的脚印走。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青春期，更多是因为在“文革”中，我们的父辈都是“黑”的，有历史问题，这也影响到了我们，所以我们私底下或多或少有些怨气，故意要对着干。但我不知道先正为什么突然要提这段陈年往事。

“但我毕竟还是为父亲做了一件事”，先正接着说：“在‘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批斗的罪名之一就是他的名字。作君——要作皇帝——多腐朽、邪恶的封建思想！我灵机一动，帮他改了名字。君加羊字边旁就成了群。作群，要作普普通通的群众。这以后，至少他没再因为名字挨斗了。”

这又是个典型的“文革”荒谬。人名中的“君”其实只是“君子”的意思。任先生也确实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

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先正突然又重复说：“至少我让他少挨了几场脖子上挂黑板，头上戴高帽子的革命大批判。我再找找，看看能否找到你写文章可以用的材料。”

先正是希望我为他父亲写一篇更全面的文章，我说我试试，但我想我还是只能从外滩公园写起，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

深夜，先正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他找出了一幅装了框子的油画，拍照后传了过来。画的是当年的外滩公园，可绿荫下那条绿色的长凳上没有人——也许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吧。据他说，这是我特意找了一位画家朋友画了送给任先生的。我记不清楚了，只有唯一能想得起来的一条线索，我那些日子里确实有一位朋友，业余时间在画油画。

记忆毕竟不是那么可靠的，但有些事不应该忘记，有些人也是，像任作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