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革”结束后，许多名作家重新出现了

进入1978年，后楼的生活有了变化，开始有了一些曾经知名的老作家住了进来。比如敖德斯尔，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出版过一些小说集。如《布谷鸟的歌声》、《在遥远的戈壁滩上》等小说，使他在“文革”前就成为蜚声文坛的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住进来，一时成了后楼的新闻。整天神秘兮兮的王群生跑到各屋说，敖德斯尔刚刚平反摘帽，人文社要给他出新书了。不管这消息实不实，反正文坛和社会一样正在发生季节性的转机。我父亲单位已经叫我去填写家里被查抄物资的清单了。

我返津去了父亲所在单位，在一个巨大、黑乎乎、气息陈腐、东西堆积如山的查抄物资仓库里，认领家中被抄的东西。我只认出一幅很小的溥心畲的山水画和一个成化款的青花瓷瓶，那是姥姥当年从济宁带到天津来的。我知道我不会认出再多的东西了，因为“文革”中我家是挨抄的重点，我经过的大小抄家至少二十次以上。该抄的抄，该砸的砸，早都不知去向，我也早不去想那个恍如隔世的家了。

敖德斯尔是个看上去挺朴实的人，不大爱说话，他和老伴就住在我对面的房间。自从住进去，他很少出来，闷在屋中写稿改稿，有时他老伴提着暖壶下楼打水。我很长一段时间才看清他的长相，但天天夜里却能整夜听到他的声音——鼾声。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大的鼾声，初听以为起大风了。后来与他老伴熟了，问他老伴耳边这么大的鼾声能睡着吗？他老伴却说，听不到他鼾声反而睡不着。转年看到人文社出版了他的电影文学脚本《蒙根花》，大概就是这期间写的。

没多久，后楼与我同层另一朝向的走廊顶头出现一个人，身材宽大，低着头戴着眼镜坐在那里看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子，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秦牧。

这时，听到一个重新出现的名家，都像隔世重生，给人们带来一种冬去春来的欢欣。当然，在说到惨死于“文革”中的老舍、傅雷、闻捷、郭小川、赵树理、杨朔、远千里等人时，不免长吁短叹。活不到黎明的人便是黑暗的牺牲品。

一天，王群生忽然闯进屋对我说：“你猜谁来了，曲波！现在就坐在小说北组。不信你去看。我看见的是真的！”我去到前楼小说北组，隔着门看到我中学时代十分钦佩的小说家的侧脸。他真瘦，若在别的场合遇到他，决想不到这副身子骨能写出杨子荣来。

另一件发生在人文社的大事是一小批外国经典小说重新再版。记得有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死魂灵》，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幻灭》，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伏尼契的《牛虻》等。这些书我原先都有，都是心之所爱，抄家时红卫兵逼着我在院里全烧掉，而且限时两个小时。我的书太多，而且书页之间没有氧气烧不着，我急中生“智”，把书立在地上，扇状打开，二十五本一排，烧了两小时居然烧光——原来我还是个“焚书”专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书还有“回来”的日子，看来真正毁不掉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

到了这些新版的外国小说发售那天，我们后楼上的几个作家便把抽烟的钱都从口袋掏出来，跑到东四北大街和朝内大街相交路口的那家新华书店去买。书店头天晚上就在门板上贴出告示：“明天上午九时出售世界文学名著”，告示所用的纸却只有巴掌大。虽然这些书正式出版了，但在卖这种一年多前还被列为毒草的“黑书”时，仍然不敢大张旗鼓。可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到了那里，已经排了至少一百多人的长龙，九点开门，每人限购两套。我们原想买了书重新再去排队，但队伍反而增加到二百多人。人们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从“文革”过来的人精神之饥渴到达了极点，此刻的兴奋可以想见。可是，在这些新版书前的《出版前言》中，还都印着几句批判性的话语。比方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版前言》中就把列宁批评托尔斯泰“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之类的话搬出来，在《悲惨世界》的《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说“这部名著仍有消极的一面”；流露出编辑心存余悸，“文革”的厉害可想而知。

“文革”的“余威”依然在当时的生活里。

一天，李景峰到我房间来，倒背着手，笑呵呵说：“可别骄傲呵。”忽然把两本厚厚的崭新的书拿到我眼前，一晃，几个头戴红巾手舞大刀的人好像要跳出来：《义和拳》终于问世！我拿来一翻书页，带着油墨芳香的风扑到脸上。任何一个年轻人头一次见到印着自己姓名的新书都不会激动若狂，反而会有点不信。当时的我拿着新书只是傻笑。李景峰说要不要到办公室给你爱人打个长途？那时打长途是一种生活的小奢侈。我摇头说不要，但景峰走后我便悄悄跑到东四邮局把这顶着多年苦楚才实现的梦告诉我妻子。她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我还以为电话断线了呢。

随后人文社的又一个转机恰好落在我身上，就是恢复稿费。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是两本书的作者。一个是已经逝去的诗人郭小川，由他女儿代领；一个是我和李定兴，稿费是三千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我当时工资是五十五元——五级工的月薪。我到隆福寺的中国银行去取这笔钱时，柜台里的银行办事员们——胳膊上大都套着套袖——站起来看我，好像遇到一个幸运的怪物。我相信当时柜台里的年轻人恐怕没听说过稿费这个词儿。

到了这年秋天，在人文社接到了来自天津的通知，说我作为天津文艺界的代表之一参加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据说将有三千文艺家聚集在京。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种超大规模的“全会”，所认识的文艺家不多；而我的代表名额又没有被放在作家协会内，因为天津当时的老作家多，如孙犁、方纪、袁静、孙振、鲍昌、杨润身、柳溪、鲁藜等，年轻作家代表仅有两个名额是蒋子龙和世界语诗人苏阿芒。苏阿芒是一位精通世界语的才子，“文革”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抓起来。这罪名等同奸细，十分可怕，在牢狱里边他受尽折磨，身心俱残，平反出来后，不仅行动不便，连句整话也说不成了。叫他参加会是要还他以尊严。我被放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中，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当时天津还没有民研会，却有一个民间文学的代表名额。由于我的小说《义和拳》、《神灯》都与民间文化相关，便将民间文学的代表名额给了我。现在想起来，冥冥中我和民间文化真的有缘。二十二年后（2001年）我竟做了中国民协的主席，开始了自己人生后期与其死死的纠结。

然而当我走进这个会场上一看，全是生脸，台上灯光里一排排，台下黑压压一大片，没有一个熟人。后来才知道台上坐着的除周扬外,还有钟敬文、顾颉刚、贾芝这些重要的人物。老舍先生“文革”中含冤而死，郭沫若也在头一年辞世，不然都会坐在台上。

开会间，我稍坐一会儿就悄悄溜到作协的会场。那里毕竟认识的人多，不认识的一经介绍也就亲切地相识相谈。比如在开会前一进门就见几个人正在说说笑笑，中间有王蒙，由他介绍，这几个人是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全是早闻其名、未曾谋面的人物。此外，还有徐迟、鲁彦舟、宗福先、马烽、苏叔阳、李准、叶君健、陈登科、张洁等等。张洁穿一件深蓝色风衣，带着灵气，我喜欢她清新的文字，而且这文字像她酷爱的契诃夫那样干净，清透，充满艺术感觉。在什么地方认识的李陀记不清了。李陀有点络腮胡子，挺阳刚，很健谈与雄辩，后来与他们都成好友，与他们之间的往来与故事都在以后的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