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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不相识︱战争与和平(七):花园的秩序
如果将一个空间的隐喻施用于欧洲——欧洲是什么?
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Jesop Borrell)认为,欧洲是一个花园。
去年乌战百日之时,博雷利撰文说,“在我们后现代的花园之外,丛林重新生长”,而乌战是“最新和最富戏剧性的例证”。
年底,他再次使用这一隐喻。他说,欧洲之外的世界,大部分是丛林;高墙并非保护花园的办法,“园丁们必须到丛林中去”。
这其实就是欧洲人对欧洲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花园的重负
隐喻往往能揭示最深刻的东西。
首先,花园是人造的秩序。
在前现代的观念里,自然中便有秩序。譬如丛林,自发会有秩序。人的生活应该符合自然秩序。
但在现代的观念里,秩序为理性之人所缔造。秩序是设计、管理、实践的结果。
国家是这样的秩序。欧洲的安全架构,也是这样的秩序。现代世界只认可这样的人造理性秩序。
秩序的对立物不是另一种秩序,而是混乱。丛林是需要被克服的混乱。在博雷利看来,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之外的世界”便是这个隐喻中的丛林,它需要被克服。
其次,花园是娇贵而柔弱的。
这倒不是欧洲曾经的样子。它曾船坚炮利、横冲直撞,让全球的古老文明臣服于脚下。那时的欧洲不像一个花园,而像一座火山。
但是,欧洲累了。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曾用另一个空间的隐喻——水晶宫来比喻欧洲,他说:“社会生活在经历了动荡的历史之后,只有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大内部中,即一个有着像家那样的秩序、人为调节气候的内部空间中,才能得以进行。”
征战过后的欧洲,建立在“自我溺爱、稳定的奢侈、长期供应过剩”的基础上。
欧洲的和平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心理学基础。
花园里只有辛勤的园丁、夜莺的歌声、无尽的肥料、遮风挡雨的大棚。这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情怀、保险和保障体系高度完善的纵溺之所。
花园里偶有事故——比如浇灌设备某一天失灵,但其目的无非是制造心理紧张、为无聊的生活增加一些娱乐。
是的,无聊。
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无聊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无聊是无限减负的副产品。
战争固然会打破无聊。博雷利说乌克兰危机是“地缘政治欧洲诞生的时刻”。
但习惯了宠溺的花朵,难以支棱起早已过度放松的主体意识。反之,要是花朵们适应了丛林的狂风骤雨,那么,花朵早已不是花朵,花园早已不是花园。
这便是俄乌战争后欧洲的两难处境。
最后,花园是有围墙的。
建造一个花园,需要财力、技术、甚至运气。花园不能无限扩大。
在欧盟在高歌猛进的时候,欧洲的边界并不清晰。西巴尔干、土耳其、俄罗斯、地中海、高加索…… 都以各种暧昧的方式与欧洲相联系。
终于,乌克兰的战火犹如丛林中的躁动,廓清了花园的边界。花园的边缘,不能再是若有若无的篱笆。花园的边缘,将要树立起高墙、铁网、地标。这是为了确保丛林被隔绝在花园之外。
这个新树的高墙,很可能将从乌克兰中间穿过——犹如当年东西德的铁幕。
秩序的等级
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的隐喻——“加拉帕戈斯综合征”。它和花园一样,表达了“娇贵而柔弱”之意。
两位欧洲一流的战略家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和伦纳德(Mark Leonard)当时指出,日本制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机,却无法销往海外,只因与这些手机相关的技术在他国尚未普及。日本手机因过于完美而无法成功。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日本的“加拉帕戈斯综合征”(Galápagos syndrome)。这个综合征的命名来自于达尔文的观察——在偏远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动植物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特征。
二人进而指出:欧洲秩序也是如此,自成一体,过于先进和特殊,他人无法效仿。故“随着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欧洲人必须放弃改变外国栖息地的梦想,转而专注于保护自己日益濒临灭绝的栖息地”。
几年之后欧盟开始强调的“战略自主”,其实正是这种急于自保的心情的写照。
2022年第二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撰文指出:德国对乌克兰的“仓促认同”,意味着德国和平主义的深刻转折,预示着以对话和维和为主旨的德国政治模式的终结。他提出欧盟自主的紧迫命题:欧盟,如果不想让生活方式遭到侵蚀,就必须军事自立,从而获得政治行动力。
高级的秩序难道不应该是强大的吗?不强大的秩序如何证明自己的高级?高级而不强大的秩序应当如何自存?它变强大之后还仍然高级吗?
这仿佛是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所遇到的灵魂拷问。今天却也在欧洲回响。
终极秩序只有一个。人们称这个终极秩序为“天国”“大同”“空”“一”“祂”……
但尘世间的秩序显然不是终极、至善的秩序。它是人们向终极秩序努力的半成品。
如是,它在各地总有不同的形态——它在大部分时候不是“一”,而是“多”。它不稳定——不是走向堕落,就是走向超升。它也不完美——任何秩序,都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但又同时包含了“恶”。
如果非要给尘世间的秩序分出等级,我们可以考察它“恶”的成分。
“恶”是不稳定的。否则,人们将意识不到它是“恶”。
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恶表现为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以及为了将就低级经验而失去高级经验。恶在于“所是”与“原本可能是”的对比。
那些动辄将人抛入惊惧、不安、焦虑、痛苦的秩序,即便暂时处于稳定状态,也是以更好的秩序为代价的。为了低级经验,人们失去了太多的高级经验。
丛林不应仅因其活力而受到赞美。
花园不会因其柔弱而失去历史地位。
只是,当客观条件让人类交往得以无限膨胀的时候,“独善其身”的秩序便犹如一个不问世事的老好人,徒显其堕落。
在所有关于“天下大同”的想象中,最著名的是康德的“世界共和国”。康德将实现了“不能把他者用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这一道德法则的社会称为“目的王国”。“世界共和国”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目的王国”。以他国为手段(掠夺)显然不为目的王国所容。
欧盟建立在康德的理想之上。这种理想具有超越地域的影响力。它是“一”的秩序。它无法只在某一地实现。
如果要反抗这种秩序,反抗本身是不足够的,必须提出替代性秩序,而这种替代性秩序也须以“一”为理想。
当世界仍有丛林,花园便无法遗世而独立。花园需要走入丛林,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失去花园的样貌。与此同时,当世界已经出现花园,丛林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丛林可以鄙视花园,但它需要回答:世界如果不是花园,应该是什么?
世界:花园还是丛林?
美国战略家卡根(Robert Kagan)说,欧洲所偏爱的康德永久和平状态,只有通过美国依据霍布斯式世界观而行使其军事力量,才能够实现。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采取单边主义的美国,其理论与其说是霍布斯的,不如说是建立在黑格尔上的。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史国家”,美国把自己参与的战争看成是在全人类实现自由民主的战争。
欧洲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四个底层逻辑之上:一为大国协调,二为普世均质,三为集体安全,四为主权让渡。后两者相对而言更具欧洲特色,其主要“化身”分别为北约和欧盟。因北约之故,美国是欧洲安全的天然参与者。而俄罗斯与欧洲安全机制的联系非常微弱,基本只系于第一个逻辑——大国协调。
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现实主义者看到了这里潜藏的危险。但俄所求“不可分割的安全”(意味着大国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安全利益)与欧洲安全的其他底层逻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种冲突终于以乌战的形式在欧洲脆弱的边缘地带爆发出来。
这不仅仅是领土之争。如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 “任何一个国际法秩序都必须要保护的,是其根本性法、自身的空间结构,以及秩序与场域的统一,而不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既有的领土现状……”
鉴于欧洲安全仍未失全球辐射力,已以各种形式卷入此战的各大国,相当于在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投票。
目前看,花园已经没有能力改造周边的丛林,而只能竖起高墙。
欧洲的安全框架,如果说冷战后30年中都没有作出排除俄罗斯的决定,那么现在已经作出。乌克兰(至少是西部)很可能将在战后加入北约及欧盟,结束在扩张的花园与被激怒丛林之间无所适从的日子。
与此同时,花园将不得不容纳一部分的丛林混入自身。难民、军火走私、黑帮、通货膨胀……犹如花园中突兀的野草,这儿长一把,那儿长一把。
花园与丛林之间的硬边界是否也将在全球的东西方之间落下?花园与丛林的相互“渗透”是否也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战后的和平,是因秩序的堕落而得来,还是因秩序的超升而得来?
但愿任何一个劫难,最后都能成为人类朝圣之旅中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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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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