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新作，解读近世中国大转折

随着“14世纪危机”的爆发，由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世界体系解体，东方和西方走向分离，逐渐演变为影响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推翻蒙古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东亚体系，在“17世纪危机”到来、明朝终结之后，这一体系又被清朝所继承。

夹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大危机之间的明代（1368—1644）是什么样的面貌？除了残酷、血腥、互相倾轧的政治，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看点？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锢，其后出现哪些乖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专家（日）冈本隆司教授新近力作《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正式出版！本书综合多种最新研究成果，让看似“一成不变”的明代变得鲜活、“有趣”了起来。

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新作，

解读近世中国大转折

文 | 冈本隆司

来源 | 节选自《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

01

寒冷化与东西分离

蒙古帝国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国家，然而从14世纪后期开始，帝国的运营遭受了挫折，这就是所谓的“14世纪危机”。

纵观北半球气温变动的数据，3—4世纪以后是地球不断变冷的时代，其间受打击最深刻的就是内陆的寒冷干燥地区。

由于寒冷，内陆的植被不断退化，家畜无法饲养，游牧民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南下。南方当然也有居民，于是就会爆发冲突，邻人也成了难民。这样的过程就是欧洲的“民族大迁移”和中国的“三国”及“五胡十六国”。

在经历寒冷时代后，8—9世纪以后气温逐渐回暖，这就是西洋史上的“中世”。欧洲人口倍增，土地得到开垦。当然不仅是欧洲，气候温暖对于任何地方的农耕民族都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和中国，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革新，生产和流通的发展都令人惊叹，这在历史上被称作“唐宋变革”。

内陆亚洲的草原不断扩大，游牧民族的活动变得频繁，其开端就是回鹘人向西迁往中亚。此后，契丹人和蒙古人也有同样的迁徙。

伴随地球整体温暖化，各地的人群逐渐恢复生机，而将这种种现象整合为一体的就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世界史意义，也可以从上述角度去考虑。

如此说来，蒙古帝国的存在是以温暖化和由此产生的体制作为基础的。然而从14世纪中期开始，有利的条件陡然转变，寒冷化再次侵袭了地球。

随着气温下降，因温暖化而扩大的农业生产自然缩小，但这一时期更显著的特征是传染病的流行。欧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鼠疫正是在此时产生和蔓延的，地中海首次确认病例是在1347年。

实际上，鼠疫是从中亚通过蒙古帝国的商业通道波及地中海的。当然，受鼠疫影响的不仅有作为终点的地中海和欧洲，还有丝绸之路及沿线地区，一度贯穿欧亚大陆的交通干道和商业通路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为此，保持着松散统合的蒙古帝国本身也变得支离破碎，从内部走向崩溃。特别是欧亚大陆东西的松散整合和联系，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

元世祖忽必烈像，图源网络

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件，我们现在所通用的东洋史、西洋史的分类，其实是从那以后才形成的框架。在此之前，东西几乎是连成一体的，唐朝历史就是其中的典型，粟特人从西方来到唐朝，东方文明影响西亚，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但自从“14世纪危机”以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成了彼此隔绝的区域。寒冷化造成生产衰退、疾病横行和商业萎缩，丝绸之路的整体活力下降。这是该时期特有的事态，也无疑是东西隔绝的原因，但分离之后长期没有恢复，毋宁说是由此后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

02

江南群雄割据

那么在东西分离之际，位于东方的大元国又发生了什么呢？政局动荡和社会不安激起了内乱，其开端就是1351年的刘福通之乱。由于叛军都扎着红色的头巾，又称为“红巾之乱”。

这种类型的叛乱很符合中国历史的模式，反政府组织往往打着新宗教的旗帜，当时就是白莲教。白莲教是佛教的一种，宣扬末世论和救济思想。反社会组织为了加强内部的团结，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而白莲教就是他们团结的纽带。

叛乱组织的形成过程很容易理解，只要涉及政府的违禁品就是反政府组织。由于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盐课以重税，自然会出现低价买盐和卖盐的人。即便是通过贩卖私盐牟取暴利，也依然比政府的专卖盐便宜。这些私盐商人被称为“盐枭”或者“盐贼”，他们聚集资金，通过新宗教团结一致，发展成反政府、反社会的组织。

当然，他们也会遭到官府的镇压，因此需要一定的武装。其间既有组织内部的抗争，也有组织之间的争斗。起于14世纪中期的红巾之乱，基本也在这一发展轨道上。

这些内乱势力中最强的是张士诚，他出身淮南盐枭，占据着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势力范围包含中国首屈一指的食盐产地和稻米产地。对于蒙古政权而言，这就如同被叛军夺走了钱袋和粮仓。

张士诚画像，图源网络

在当时的体制下，蒙古帝国一旦无法获得钱粮就万事休矣，与成吉思汗白手起家的时候已经无法同日而语。借助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蒙古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如果没有南方的经济作为后盾，大元国的中枢大都就无法运转。也因为如此，蒙古对张士诚的攻击必然异常激烈。

然而叛军并非只有张士诚，但势力最强的张士诚也无法战胜试图剿灭他的蒙古，这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03

朱元璋的崛起

终于轮到主角登场了。同为红巾军的朱元璋以紧邻张士诚的金陵作为根据地，金陵在三国六朝时期称为建业或建康，朱元璋将其改名为应天府。日后，此地以“南京”为名，不仅是中国都市的代表，也正如“南京町”“南京布

（nankeen）”等词语反映的那样，成为包含日语在内的外国语言中中国本身的代称。

尽管如此，朱元璋作为根据地的南京在当时并不是多好的地方。虽然曾经作为南朝和南唐的都城显得十分正统，但在当时早已偏离了政治和经济中心，拿日本类比的话就相当于京都这样的古城了。

朱元璋画像，图源网络

相比之下，张士诚的根据地在江南三角洲的苏州，那里水田广布，生产力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比起京都，这有点类似于大阪。南京和京都都是地势稍高的盆地，当时比起下游要贫穷很多。

地缘政治的条件也不好，南京上游还盘踞着以江西作为根据地的强敌陈友谅。金陵的朱元璋很容易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夹击，形势非常不利。

但是，朱元璋趁着张士诚遭到元朝正面攻击的有利时机，调转矛头首先进攻上游的陈友谅。随着陈友谅灭亡，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迎来与张士诚的最后决战。

朱元璋打败张士诚是在1367年，随后将江南地区收入囊中，翌年即位建立明朝。但这并不是终点，朱元璋在即位之前就组织了北伐军，意在占领华北。

不久后，落败的蒙古政权从大都退出，转移到长城以北的据点，汉语中称之为“北元”。北元延续着忽必烈的血统，与明朝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但在明朝来看，长城以南汉人视为“中国”的领土大体已从蒙古手中夺回，于是开始宣扬蒙古已经不再统治中国。对于刚即位称帝的朱元璋而言，这也是宣示自身正统性的必要手段。

忽必烈的子孙在位时期自不待言，即便血统断绝之后，蒙古的势力也并没有消失。此后，明朝与蒙古隔着长城呈现长期对峙的局面。

明朝的条件

这样南北分割和对立的局面，意味着蒙古帝国所统合的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重新出现了分裂。从地图上看，首先是蒙古帝国东西分离，只剩下东亚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农耕地区又从草原地区分离出来，这就是大视野下明王朝的建立。

受“14世纪危机”影响，蒙古帝国形成的初始条件已然丧失殆尽。所谓初始条件，就是指因温暖化而充满活力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以及掌握了两者边境的商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将游牧与农耕统合为一个整体才得以可能。

然而，由于寒冷化和“14世纪危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无法运转，加上既是钱袋也是粮仓的江南落入叛军之手，此前借由流通、商业和经济连接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体系，至此已经难以维系了。

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食盐，随着盐枭们一拥而起，食盐专卖制、“塔木加”、流通机构都无法运转。盐引不再用于交换，因而价值暴跌。这当然也影响到纸币，纸币沦为了废纸。于是，本应作为准备金储藏或是投入市场循环的金银都被隐匿起来，市场上频频出现货币不足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并不罕见，一旦经济不景气，人们都不愿意花钱买东西。不买东西就会出现剩余，物价难免下跌，最终导致生产的衰退。总之，由于通货紧缩的影响，这一时期陷入了巨大的萧条。

在无尽的萧条之中，明朝诞生了，这就是明朝的初始条件。明朝将要构筑怎样的制度和体制，随着时代推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都将影响今后历史的走向。

作者简介

[日]冈本隆司（Takashi Okamoto） 1965年生，现任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撰有专著《近代中国と海関》《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等。已译为中文简体的著作有：《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李鸿章 袁世凯》、《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合编）。

译者简介

马云超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关系史，曾在《世界历史》《江海学刊》《史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译著有宫崎市定《科举史》、《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合译）、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等。

THE END

原标题：《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新作，解读近世中国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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