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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从青铜鼎到雁足灯，古人如何为文物留影？

宗禾

2023-08-09 08:32

来源：澎湃新闻

“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这些天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展览首次聚焦中华民族非遗技艺——古金石传拓，通过上博馆藏历代金石拓本与部分实物对照展出，向公众传递墨纸拓痕间的传拓艺术之美，其中“青铜器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以全形拓本形式齐聚亮相；吴大澂《愙斋集古图》首次与实物对照展出。

澎湃艺术特刊发展出的部分重点文物介绍与赏析。

展览现场

司母戊方鼎拓本 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画心纵164.0厘米横129.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司母戊方鼎（亦称后母戊方鼎）为商代晚期青铜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这件鼎造型宏伟雄浑，是我国已出土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拓本中间为方鼎正面全形，鼎口上方为器内壁铸铭“司母戊”拓片，右上为题耑“安阳大鼎”，下为题跋，题跋末钤“中博”印，拓本左下近鼎足处钤“国立中央博物院藏”印。拓本有拼接痕迹，采用分纸拓法，先将方鼎各部位依次拓出，然后再托裱组合而成，这也是金石器物传拓中常见的表现手法。

关于此拓本制作的年代，题跋中称方鼎1946年运来南京，而题跋落款时间为1949年12月14日，因此拓本是在这段时间内制作，这也应当是司母戊方鼎在1939年出土后制作的第一批完整拓本。此外，题跋没有落款人，据内容与字迹分析，推测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先生所题。

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拓本北宋 (960—1127年) 25开单页纵24.7厘米横14.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原碑由沙门怀仁历时二十余年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672）刻制成行书的碑文。立于长安弘福寺，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本册系宋内府之物，累经明代晋王府、董其昌，清代魏绍濂、郭尚先、铁保、孙星衍、周祖培、何绍基、何绍业、何绍京、顾莼、周寿昌等寓目品题。

该册六行“纠”字末笔大部分完好，十五行“慈”字俱全，廿一行“缘”字左下捺笔完整，廿三行“内出”“出”字尚见下部，笔意不损，应为北宋拓本。王壮弘曾指出此本系淡墨擦拓本。因擦拓法利于突显细微的用笔细节，不少宋代帖版皆以擦拓制成，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拓‘五字损本’定武兰亭》及上海图书馆藏《宋拓茶录》等。而传世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多为浓墨所拓，淡墨擦拓甚为罕见。故而何绍基跋云：“浏漓顿挫，苍莽浑逸，居然有龙跳虎卧之势。不待考校，望而知为神物。后来拓本大抵如痴冻蝇，失真多矣。”何绍业亦称“纸墨古淡，神意浑朴”。

竟宁元年雁足灯西汉竟宁元年（前33年）高14.6厘米盘径12.8 厘米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整器由灯盘、雁足、不规则形底座组成。雁足腿部关节形象逼真，蹼爪造型有力。灯盘外底刻铭文四十字，从铭文可知此灯制造于竟宁元年（前33），为皇后之宫（中宫）所有，自铭为“雁足灯”，西汉时期雁足灯比较流行，为宫中常用灯具之一。

据《剔灯图》巴达生道光辛丑年（1841）题跋，此器原由马曰璐（1695—1775）、巴慰祖（1744—1793）递藏，后归程洪溥（字木庵，号音田，徽州人，侨居吴中，青铜器和古籍善本收藏家）收藏。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程氏多次邀请僧人六舟为其千余件青铜器传拓（见仲威《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上）》第58页），久负盛名的《剔灯图》便诞生于此期间。

六舟拓陈庚绘《剔灯图》清（1644—1911年）画心纵87.0厘米横51.5厘米上海图书馆藏

释达受（1791—1858），俗姓姚，字六舟，浙江海昌（今海宁）人，17岁为僧。六舟精通诗书画印，尤擅传拓，是全形拓技艺的代表人物之一。《剔灯图》是其最负盛名的作品。

此《剔灯图》由六舟施拓，陈庚绘画所成，卷中央为竟宁雁足灯全形拓，一倒一正并置。倒立的灯身上有缩小化的六舟小像，俯身于灯盘底部剔洗铭文。正立灯身上六舟小像站于灯足上作摩挲状。此图创造性地将器物全形传拓和人物绘画结合在一个场景中，仿佛真人置于其中，惟妙惟肖。《剔灯图》右端有六舟篆书题耑，左侧全形拓下方六舟、巴达生题跋，卷轴右侧徐乃昌题跋。

《剔灯图》中展现出的全形拓技艺令人惊奇。左侧倒置的灯盘铭文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圆形，是由两个不完整的半圆组成。边缘处有线描痕迹，此图在创作之初便已给绘画处留出位置，在传拓灯盘铭文时选取对应线图部分至少分为两次传拓，整体墨色衔接匀称，传拓有难度。《剔灯图》除铭文处整体墨色浓淡与以往传统凸出受墨部位深、凹进墨色淡的传拓常理有别，整体更突出绘画明暗关系，当为器外平面上按需拓制而成。由此可见，全形传拓在当时更多是一种文人意趣，对内容大小是否全真展现并无严格要求。在全形拓技艺出现的早期便有如此完整的构思与技艺融合，无怪成为当时一绝。

毛公鼎全形拓清（1644—1911年）画心纵153.0厘米横82.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此件为陈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上部毛公鼎铭文为左右两纸拓出，呈足靴状。因毛公鼎铭文满铸内壁一侧，无论传拓还是托裱皆难度极高，所以毛公鼎铭文拓片出现过四瓣式、上下两瓣式和左右足靴式等各种尝试。此拓本为左右足靴式，部分文字出现重叠现象，直至清末民初毛公鼎的铭文传拓技法日趋成熟完善，此种现象才逐渐消失。

此拓本毛公鼎的器身采用陈介祺代表性的全形分纸拓法，器身各部位分纸、分次拓成，毛公鼎一足在前，足腿根部与器腹部有重叠痕迹。在装裱时将各部位拓片依据草图拼为完整的图形，拓工精湛。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坊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本享有盛名。

吴大澂愙斋集古图清（1644—1911年）上卷：画心纵41.5厘米横1462.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吴大澂愙斋集古图清（1644—1911年）下卷：画心纵41.5厘米横1696.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愙斋集古图》卷以绘画与墨拓的形式构成，共有两卷。上卷由任薰绘制，下卷则由胡琴涵写像，陆恢补景。

展览现场

愙斋为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的斋号，源自其所得西周愙鼎（又名师眉鼎，今藏南京博物院）。吴大澂（1835—1903），字清卿，号恒轩等。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官至湖南巡抚。善篆籀，亦能画，精金石、文字等学，收藏书画、古铜器甚富。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古籀补》《古玉图考》《恒轩吉金录》等。

吴大澂金石收藏甚富，通过任薰等绘制的愙斋景象，可以想见当日之貌，图中商彝周鼎、秦权唐石杂然并陈，宝光莹莹，粲然可观。卷后所附长卷，汇集了吴氏所藏金石文物的全形拓与铭文拓片，并有吴大澂考释题记，备览器形、纹饰及铭文，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愙斋集古图》中所收青铜拓片中的原件，如邓伯盨盖、贤簋盖、贤簋、陆父甲角等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原器与拓本可相互对照。

大盂鼎全形拓清（1644—1911年）画心纵198.0厘米横90.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期青铜器，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几经递藏，后归潘祖荫。1951年，潘家后人潘达于将大克鼎和大盂鼎捐赠国家，1952年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1959年大盂鼎入展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拓本上方为大盂鼎铭文，下方为全形拓。大盂鼎铭文根据传拓时间不同分为关中拓本和京师拓本，早期关中拓本因土锈铭文下半部文字迹漫漶不清，铭文倒数第三列为“王臣十又二白”，这时的拓本称之为“二白本”。后期京师拓本因铭文经过剔除土锈后下半部铭文比之原来清晰易于辨认，最明显的特征为“二”多一笔变为“三”，因此也被称为“三白本”。此件拓本上方和下方器内铭文均为“三白本”。

大盂鼎全形拓器身偏向左侧，后足略偏向右侧，采用微侧俯视视角，微侧的视角正好可以在全形拓中同时展现鼎内铭文和鼎耳两侧的内外纹饰，这是此时期鼎类全形拓一个常用构图，鼎足腿根部分纹饰与器腹底部重叠，当采用全形拓整纸拓法。鼎耳、足等在一整纸上拓制，腹部及素面为后期平面补拓。全形拓尺寸略大于原器。吴大澂释文，王同愈题记。

赵之谦、程守谦《杞菊延年图轴》清（1644—1911年）画心纵97.6厘米横47.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吉金供花的图式盛行于明代的博古图中，至清代全形拓的出现，一改过去用画笔描绘青铜器的传统，通过传拓使得铜器图像更为逼真古雅。本作系赵之谦与程守谦合作而成，程守谦制全形拓，赵之谦补花卉。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㧑叔，号冷君、悲庵等，浙江绍兴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曾知鄱阳、新奉、南城诸县。书法以北碑见长，临古深入骨髓，用笔流畅丰腴。绘画亦强调生拙的金石之趣。该图花叶枝干，设色古拙，用笔方圆并用，朴厚古茂，有篆隶意。

程守谦，字六皆，安徽歙县人。程洪溥子。家富金石收藏，善拓金石彝器。程洪溥与六舟交往甚笃，曾请六舟拓制家中铜鼓斋所藏千种金石器，今传世六舟所制全形拓中尚可见为程氏所作者，较知名的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剔灯图》卷。图中扦插杞菊的彝器，即由程守谦拓制，旁钤“六皆手拓彝器”，六舟亦有“六舟手拓彝器”印，从中可见景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