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军评《追寻新共和》︱历史的“运会”与“误会”

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往独来，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这是我于他的认识。

这是张东荪（1886-1973）的好友俞颂华于1949年4月写的《论张东荪》一中对他的评价，这一认识也基本涵盖了后人对张东荪的认识，即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而非一个政治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东荪只是中国自由主义系谱里的一个名字，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2009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引起较多关注，尤其是其对张东荪在建国后遭遇不公正对待却保持了“沉默的自由”的描述，更强化了张东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一面。《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是高波的博士论文，他试图发现一个更复杂的张东荪。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与一个“激进的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者”两张面孔交错的张东荪（364页）。在这彼此矛盾的面向背后，高波旨在通过张东荪来揭示“天命的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又以“民主的天命”反照张东荪的个人命运。

本书共有十一章，时间限定在1886-1932年张东荪早期的思想，实际的分析持续到1940年代末。这一时期，张东荪关于自由与民主张力的思考与论述最为丰富。为了更好地展现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本书的主要章节都围绕公共论辩而展开。相对于自由，民主可能是全书更为核心的线索。高波将民主视为世界性的“天命”（369页），那么这个“天命”如何在中国发生？这个“天命”如何影响张东荪的思想与政治选择？

晚清以降至今，中国人都在“追赶欧美日本”的框架之下思考与实践。以至于我们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时候，很容易以“冲击-反应”来理解当时的人与事、时代与思潮。尽管学界对“冲击-反应”有很多批评与反思，从中国内部脉络寻找解释的线索，在中国发现历史，但是终归跳不出“冲击-反应”的逻辑。具体到历史分析的时候，它很容易变成一种时间上的线性叙事，将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与思潮看成思想与时间皆滞后于西方的学习者与模仿者。如果以这种方式进入对张东荪的考察，很容易认为自由、民主等命题只是一个选择何种西方模式的问题。不可否认，中国在某个时间段确实如此，但这却无法涵盖整个复杂的近代中国。

这种追赶模式，或者“冲击-反应”模式，常常表现为一种充满目的论的辉格史学（Whig history）的叙事方式。高波认为在讨论中西关系、民主等问题之前，需要先打破这种叙述的化约性。他使用的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与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即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带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与之相伴，民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形式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基本力量，席卷世界（第6页）。高波想要表明两个问题，一是西方是复杂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紧张，对于西方而言，也是历史的新阶段，因此我们在讲近代中国与西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时候，得了解我们在说的是什么意义上的西方；二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带来的扩张与新的政治形态对于西方来说，也是一个“未知”的世纪，其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自由与民主的紧张也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被带入中国，成为中西面临的共同问题（第7页）。

在这个共同问题面前，近代中国不能再简单被看成一个追赶西方的对象，而需要被看成是西方的同行者。不仅如此，中国还可能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解决问题的方向，甚至是提供一种反思西方的可能。高波借用严复《论世变之亟》里的话，将这一中西共同面对的情势称为历史的“运会”。因此，历史的“运会”既是该书分析的立足点，也是该书的方法论。

在本书当中，最能体现作者历史“运会”想法的是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论战这两章。高波认为在清末民初的“追赶”模式当中，中国“尝试共和”失败，再造共和失败，此时的中国与西方还是两个世界。但是，“一战”的出现，西方的政教危机展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危机中的中国与西方翛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对新文化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理解必须放入“一个世界”当中，因为它们都是为了“用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中国”（151页）。这使得“东方文化是否成为世界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与重组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议题之一。不仅如此，在未来，是中西携手解决问题，还是西方先解决问题，甚或中国率先突破，这些可能性可以帮助中国重新确立在世界中的地位，给予中国对于未来的信心。在“一战”的余绪当中，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张东荪，拥抱社会主义。这不仅是西方社会转型、俄国革命的强势影响，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势的评估。一旦抓住机遇，中国也有可能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许多学者包括高波，对新文化运动所彰显出来的世界主义“公理”都持一种积极的文化态度，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超然的人类普世性，也隐含了他们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但是，列文森在其《革命与世界主义》（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一书中则突出了这一时期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对普遍人性的信仰，对超功利、超越民族主义的推崇，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批评列文森，认为这一套世界主义是超意识形态的。如果我们接受列文森的分析，那么它可以给高波这本书提供一种关照，即我们在自以为与西方共情时，仍不自觉地掉入了对方的理念设定当中。

回到民主在中国发生上来。在导论当中，高波这样解释民主如何进入中国：由于近代西方的冲击，中国在优胜劣汰的压力之下开始西化运动，从而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与民主引入了中国（18页）。而本书结语更以一种历史宿命的方式，感叹中国被卷入到世界性的“民主的天命”（369页）。同样，对张东荪的分析也是以其接受民主思想而展开的。高波的分析是张东荪虽然偶然地生活于民主的时代，但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所带来的民主却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历史“运会”，无法抗拒。在这里，历史的“运会”变成一个强大的解释逻辑，中国并无选择是否接受民主的自由，只有走何种民主道路的自由。此时，高波辉格式地将民主作为中国的天命了。但是，他并不忘强调，没有人知道历史的“运会”会走向何方。

历史的“误会”

许纪霖师将张东荪视为自由主义左派（《在自由与公正之间》），杨奎松认为张东荪靠拢中共，是其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他们都认识到张东荪与社会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张东荪着迷于苏俄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与经济民主，后者则认为张东荪的社会主义只是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苏俄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本书最为精彩的解读之一，便是厘清张东荪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也是最能体现作者思想史学术背景的地方。

为了回应前人的研究，本书首先梳理了两种关系。一是张东荪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张东荪是中国最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他在留日期间（1904-1910），便和蓝公武等人一起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直到俄国革命，他都认为只要是“左”的就是好的。五四运动之后，他在《解放与改造》上宣传社会主义，摆脱过去泛泛批判西方文明，转而聚焦批评资本主义。1920年是张东荪公共舆论形象的一个转折年。是年，陈独秀等人筹备组党，张东荪本是不二人选，但是他退出组党，开始反对在中国实行布尔什维主义。同年，他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主张“增加富力”，发展实业，不要空谈主义，引发了持续一年多的社会主义论战。自此，张东荪开始被各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批评放弃社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民主张目，强化了他“一个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的代言人的形象。

二是张东荪与苏俄模式的关系。在政治上，张东荪更倾向于英美模式，他对苏俄最大的批评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危及民主，但他对苏俄计划经济迅速提升国力大感震惊。抗战之后，他在政治上主张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经济上赞成苏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以1947年为分界点，此前他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此后他认为平等比自由更重要。退一步讲，民主专制也是一种民主，而国民党连民主专制都做不到（364页），这为其后来的左转、与中共合作奠定基础。这时，一个“激进的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这两种关系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张东荪仅仅被看成资本主义民主代言人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但是如何梳理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东荪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将社会主义作为时代的精神象征以及批判的新态度，他理想中民主制度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他早期思想最令人费解的有两段，一是1920年他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又容忍资本主义在中国有限发展，二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很大的警惕，但是他最后弯道转向对民主专制的接受。高波在此发挥思想史的长处，在这些论“变”当中发现出其“不变”之处。

高波认为，要将张东荪放入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脉络当中，理解才可能。受益于史华慈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分析，他也默认，即使受西方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跳出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进而认为“富强”是解释其转向的一条线索。正如杨国强所言，晚清一代追求“富强”的人，想当然地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致富强，但是经过五四运动，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发现，如果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富强只能强国，而不能富民，这种与平民无益的富强有何益处？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有何益处？张东荪第一段难解之变，面对的就是这种困境，他《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由民贫引出发展实业富民的问题，但是却被指责为发展资本主义，只关乎强国。显然，这样的指责误解了张东荪，他既想国强，又想民富，但明显两者不可兼得，问题在于到底谁更具优先性。这时张东荪退回到国族主义的立场，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期消灭资本主义。可以看到，晚清以来的富强及其背后的国族竞争，又一次影响了他的选择，但是这一选择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之内的。

关于张东荪第二段难解之变，高波解释的关键在于苏俄的计划经济能够为中国富强“造产”。在某种意义上，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张东荪对苏俄模式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拒斥，赞同或恐怖，而是在现实面前取舍，这里甚至抱有某种侥幸心理：如果中国能够精准的在苏俄模式当中将政治与经济切割开来，也许将有一条新的民主道路。张东荪无奈地发现，计划体制必然以牺牲民主为前提。但为了“造产”，这种牺牲是痛苦而必要的。

可以看到，张东荪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半推半就的关系，他人生的转变从来不是系于“民主”，而是系于国家的“富强”，这为他后来组建国社党、靠拢中共埋下伏笔。这样说来，民主从未真正成为他的天命，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场“误会”。

一点商榷

最后，我想谈谈该书的写作风格。正如高波在后记中所言，他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他的手边书，相信很多人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类似的经验。一般来说，手边书的风格会深刻地影响作者的叙事风格。我们知道，史华慈的写作和思维从来都是多层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断追寻研究对象的多面向，然后找到其可能的本质。在高波的书当中，受此风格影响甚深，但是他更爱使用“距离”。比如谈到张东荪与傅斯年、罗家伦的关系，他认为张、傅二人态度虽错位（彼此有论战），思想距离却并不远；张、罗二人性格更亲近一些，但是双方的心理距离更远（161-162页）。谈到张东荪与罗素的关系，他认为两人思想上接近，但是日常生活疏离（243页）。谈到张东荪与乡村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从心理到社会的距离，使他的乡村想象得以维持”（197页）；谈到张东荪与俄国道路，他写到“（张东荪）离俄国道路的距离，却并不像在论战文字中表现得那么遥远”（286页）。类似的写法，不再枚举。

这样写作的好处是每次转笔都能别开生面，带来对人物和思想更深一层次的分析。但是，若处理不慎也会引发以下问题：如何将这么多层次的洞见，用一条清晰的主线连接起来？本书的主题是“追求新共和”，却似乎并没有完全用这条线索串起十一章的逻辑，从而略微给人一种面目模糊之感。于是，读罢全书，读者有可能会陷入张东荪各种矛盾的枝蔓当中，而对他追求的新共和不甚了了，生出疑问。揭示张东荪思想中的矛盾本是本书的精彩之处，但如果线索不够明确，反而会有削弱分析力度，给人以零散感的危险。此外，本书将张东荪早年思想划分在1886-1932年，但并未解释为何以1932年，而不是1947年为下限。张东荪不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人物，因而需要作者体贴说明每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如是解释并非多余：每个节点都是传主思想和作者思想的闪光点。

如前文所说，张东荪的形象多被固化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为了打破这种失衡，高波的著作确实做到了对张东荪“社会主义传统内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主义传统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刻画。然而，他的这种用力似乎又造成了另一种失衡，即“一个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失踪了。这一问题作者已经在后记里做了检讨，同为年轻学人，我尝有过犹不及的自省，于此重提，盼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