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泽编》《具区志》里，看明清文士的太湖漫步

苏州方志编修的传统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更是诞生了多部取材专精、体例严谨的府县志。官修府志仰仗地方官的批允与资助，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经济形态、公共设施、民俗节气等等，为上级中央传递信息。而乡镇级的修志没有固定经费支持，需要地方乡贤自发收集材料编修、刊刻、出版，这在古代是一项旷日持久、极其艰巨的任务。

古代苏州志书最多的地区，要数太湖流域的洞庭两山，而最早的太湖志要从《震泽编》《具区志》说起，这两部专志可谓明清文士的早期太湖citywalk指南。

元 王蒙 《具区林屋图》 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谁在编纂方志？——地方精英的接力赛

成书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刊刻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震泽编》是太湖地区现存第一部详实具体的志书，由时任礼部侍郎的王鏊完成。众所周知，王鏊是吴县东山陆巷人，世称“震泽先生”，在朝三十余年一直担任京官，从未离开明廷的政治中心。出人意料的是，《震泽编》并不成书于王鏊告老还乡后，而是与王鏊主修的第二部明代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同期进行。

元 赵孟頫 《洞庭东山图》（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实际上，《震泽编》前身为西洞庭山人蔡昇、蔡洋父子的《太湖志》，南渡东蔡一支以名教自任，素以乡邦文献为重。早在弘治十三年（1500），王鏊与婿徐缙拜访前辈乡贤煦巷徐友竹时，就详细询问友竹先生关于西山地理环境、史迹原委。身居高位的王鏊那时并未得暇修订《太湖志》，直到三年后父亲王琬去世，按丧礼王鏊回乡守孝三年，他才决心重修志书。

唐寅为老师王鏊所绘《王公出山图》 ，故宫博物院藏

在挚友杨循吉所作的序中，我们或可管窥王鏊编定《震泽编》的动因：“而公亦睠焉惟桑梓是念不忘，思欲标其所居者之胜，乃用旧志，芟其繁芜，稍括以文章家法，厘定之为八卷……由是是泽之大，由融结以来，秘而未宣者，率露于公之书，而亦非徒作矣。然始也生贤，本以资世，至是而山水落，若自托焉。”

丧父之痛下，王鏊对家乡的情感非比寻常。此时他居忧洞庭山新第，南望湖山，且耕且读，重游故乡又使他沉浸于吴中山水的灵秀独钟。此时的王鏊身为高第探花、台阁重臣，理应以“馆阁大手笔”为地方著书，重治乡邦文献于他而言是一种责任。至于为何改名志书，王鏊更是给出了他对太湖地区的理解。所谓《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太湖横跨三州，有三万六千顷之广，不能像蔡昇只记录洞庭两山及马迹山之事，过于单薄，而应该讲述太湖沿岸一切详实，于是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震泽编》。

苏州景德路王鏊祠 图源网络

《震泽编》中有关太湖的论述沿用了近两百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具区志》问世，才修补诸多内容。《具区志》编者翁澍为清东山翁巷人，终生未中举，能诗文，善结纳。他曾从娄东名士吴伟业门下学习，“先生方撰《春秋地理志》，网罗吴中典故”。精研地理的翁澍发现《震泽编》一书“俾洞天福地藉以考名胜、佐游览焉，至于扼要兵防经济之学，未之及也”，“犹不免乎依据丛杂，据摭絓漏”，决定重新为太湖编志，“具区”即为太湖古称。

《具区图》，引自《具区志》清康熙刻本

翁澍一边感叹《震泽编》内容残缺，但他也不得不拜服前人的草创之功，《具区志》补充蔡、王志未逮之处，即是与前辈乡贤进行对话，在吴中文脉下共同书写地方历史。正如翁澍自序中言：“具区虽蕞尔一隅，山川人物有他郡邑之所罕及者，岂非清寂之气所锤哉！”无论是蔡昇、王鏊还是翁澍，或官至宰相，或终身布衣，他们都有同一个身份——地方历史书写者，为山川作注的抱负贯穿于他们一生，为地方存史的信念也使他们留名后世。

如何安排材料？——编纂者的小心思

明 沈周《西山纪游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作为一部志书，为地方存史固然是首要目标，不过谁能保证绝对的客观公正呢？官修志书有避嫌的要求，私修方志的编者宣称志书符合史实，不过不经意间也会夹带“私货”，我们从《震泽编》、《具区志》中或可一窥明中期以来太湖沿岸地方社会一些有趣的细节。

洞庭两山地处要津，人口聚集，“皆业商赀，重利轻生”。在王鏊、翁澍生活的年代，东洞庭山已经与太湖东岸的武山相连，西洞庭山则是四面环水，只能通过水路与外界联通。按《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东西山“土狭民稠”，稀少的耕种田亩无法满足稠密的人口，再加上明清极为繁重的江南赋税，“编民亦苦田少，得耕耨而食”，被迫“商游江南北，以通齐、楚、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地理环境极大制约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东、西山人好贸易、舍本求末也是另谋生路的无奈之举。

《太湖全图》，引自金友理《太湖备考》

蔡氏、王氏、翁氏家族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经商道路，利用太湖流域得天独厚的水道优势贩运棉布、丝绸、粮食，成为闻名全国的洞庭商帮重要支派，先祖王惟贞、翁少山都是当地著名的望族富户。即便这几位方志编修者都自小业儒，以文人雅士自居，但家族经商的传统仍深刻融入到血脉里。更不用说，纸本时代书籍难以获得，人们取得在地知识的途径十分有限，因此私撰方志完全依赖于地方学者精英自身的认知。在早期太湖专志中，看似风雅别致的记载，实则是几代太湖人亲身生活的经验。

首先，洞庭商帮的经商活动最早是从贩卖本地特产开始的，洞庭两山的茶叶、花果、水产都高度商业化，大部分都流入江浙各大城镇市场，并随着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规模。如汪琬《具区志序》中言：“至于鱼虾之利，橘柚李梅果实之珍，莲茨芋栗菰莼之富，甲于三吴，为商贾所辐辏，舻衔肩负，络绎而不绝。”因此，在《震泽编》《具区志》中都刻意大幅介绍了东、西山的物产，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王鏊显然对家乡特产很有信心，不惜抬出唐宋诗文称赞，附增文化价值。如《震泽编》称“（真柑）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浙东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味、标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贵之”。而《具区志》直言“橘出洞庭东山。《本草》云：橘非洞庭不香”，都是洞庭物产“营销”大师。

宋 赵令穰《橙黄橘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再次，两部志书《人物》卷记载各类杰出人士，主要根据科第、宦绩、文学等类评判。如果我们结合宗族族谱一起来阅读，就会发现《震泽编》中的“人物”全都来自几个互相通婚的家族，如翁、席、刘、严、王等，与家族声望相比功名宛如浮云。更有甚者，志书编者在选择传记人物时，刻意强调亲属关系，以证明自己在地方社会中的领袖地位。例如《震泽编》“冢墓”最后记王氏先茔，王鏊先祖列入其中。《具区志》情况稍好，但“节妇列女”一节中的女性无外乎出于当时东、西山的世家大族，所谓的女性美德仅限于编修者亲属范围。

明 文伯仁《泛太湖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编纂者的小心思在早期太湖专志中无处不在，有些条目中的权力建构非常隐晦，读者一不小心就进入地方精英家族产业的圈套。比如“古迹”卷不应该将时人所建之建筑列入，但《震泽编》在“第宅”中记有得月亭和先桂坊，这分别由王鏊父亲王琬和女婿徐缙所建，现世已成“古迹”。

对于太湖沿岸地方社会而言，较早兴起的家族在地方修志过程中占有主导权，某种程度上早期太湖专志也是提升宗族共同体利益的途径之一。明清地方精英接力书写太湖专志，目标不仅限于扬名家乡、标榜典范，他们也在加强对过去历史的集体认同感，代表地方发声。从商人到儒士几乎是所有东西山文化精英共同的家族记忆，他们的家族历史也在百年后被整合进新版方志中，成为地方历史的一个视角。

何人在阅读方志？——古人Citywalk指南

现代读者可能无法想象，一部书稿的完成并不代表着书籍的成型，书稿出版、刻印付梓同样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特别像这种乡镇志，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书籍的传播也依赖于读者，几乎很快就会散佚。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震泽编》和《具区志》全本非常幸运，那是因为藏书、刻书在洞庭两山颇为流行，这也推动了太湖专志的出版与流传。

明 文徵明《溪山秋霁图》，绘制消夏湾景致，消夏湾为蔡氏一族世居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多数官修府志拥有它固定的读者，历任官员都要借助方志来熟悉他们辖地的经济、地理等等，虽难成为普通读者的休闲读物，却都留档保存下来。而乡镇志更加命运多舛，如蔡昇《太湖志》就因社会影响力不大早已失传，相比之下《震泽编》流传版本颇多。弘治十八年书稿刚成，时任苏州知府林世远“乃捐俸请而绣诸梓”，自己资助出版，表面上称“方兴文教，雅意修述”，估计也是想攀附王鏊名声。同时，王鏊后代也喜刻书，今藏于苏州博物馆的万历《震泽编》刻本便出自王氏家刻“三槐堂”。《具区志》同样由翁澍家刻付梓，这就是今日所见康熙二十八年受采堂刻本。

如上可知，方志的刊印、传播与学者、官员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多亏洞庭两山读书、藏书、刻书风气兴盛，太湖专志不至于失传。编修者当然希望志书能长期发挥作用，并为忠实的读者提供可靠信息。然而，不知王鏊和翁澍是否想到，他们的志书率先吸引的是旅行者。

明 王鏊《行书洞庭两山赋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晚明高官王思任泛游太湖，他自述“余读《震泽编》，慨然有七十二峰之想。已而弇州、太函、歇庵诸游记，则神淫淫三万六千顷湖波际矣”，可谓是王鏊《震泽编》彻底“种草”王思任，促使他亲身旅行。值得注意的是，“太湖七十二峰”名录就出自王鏊之手，他分别在《震泽编》卷一、《太湖七十二峰记》《洞庭两山赋》《太湖诸山记》中反复提及，并不断完善他心中的太湖名山榜单。此外，王鏊还有一批追随者，当时吴人文士或多或少受他影响，如沈周、文徵明、唐寅、祝枝山、蔡羽、王宠等等，他们围绕着王鏊家乡洞庭名胜题写。翁澍自己就清楚意识到，“山水得文章而显，文章得山水而传，是山水文章交相为助者也”，洞庭山水通过书写得以命名、界定。换而言之，文字创造了名胜。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却书画世界中的太湖。若说太湖专志呈现的则是文本化的湖光山色，写作地方历史本身是一个流动、开放的过程，那么画作是可观的、可游的，甚至是虚构的。沈周错过了与王鏊同游的机会，只得阅读文章想象登高的壮美景象，绘制《洞庭两山赋图卷》，图卷的流传也将洞庭两山带向远方。

明 沈周[款]《洞庭两山赋图》（局部）私人藏

晚明名士陶望龄游玩太湖，他来苏的缘由乃是“囊年读蔡羽《洞庭记》，知有是山”。这是一场为了蔡羽的旅行，蔡羽即为蔡昇之孙、王鏊之徒，他的洞庭卷轴上盖有恩师钤印。我们有理由相信，陶望龄一定熟读过方志，并参照方志规划他的旅程，因为方志汇聚了有关地方名胜的诗歌、游记，也有舆图、距离等关键信息。十七世纪的江南文人无论是否亲临太湖，但他们一定听说过有关太湖的文学、画作，如果缺少这些，我们熟知的吴中山水都会黯然失色。

明 蔡羽《销夏湾记》 私人藏

明 蔡羽《销夏湾记》 私人藏

明 蔡羽《销夏湾记》 私人藏

明 蔡羽《销夏湾记》 私人藏

随着明中期以来旅行文学、纪游图册盛行，这给太湖专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方志不仅是洞庭商帮宣传特产的“广告”，更是明清士人的旅游指南。方志是媒介，也是文化本身，这正是书籍的魅力之一。早期太湖专志的编纂帮助地方建立起一种身份，使其融入更宏大的中华文化地图中。若说官修府志是将某区域融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自带权威性、正统性，而私修太湖专志把原先未知的“边缘”地区融入姑苏传统时，也将太湖景观纳入到诗词、书画世界的秩序中，得以进一步交流、传播。

世人夸赞洞庭两山辈出文章妙手，可方志编修者于洞庭的湖山胜景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通过方志，我们得以串联起百年前的人际浮沉，太湖的一草一木也清晰起来。

（本文转载自吴文化博物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