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惯生鱼片、住不惯榻榻米：晚清留日学生的日常生活焦虑

抵日第一餐

在东京的留学生预备学校，在学习生活开始之前，日常的“文化摩擦”就开始了。

实藤惠秀所著的《中国留学生史谈》中收录了明治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898—1900）的《日华学堂日志》（全文）以及这份公开日志的记录者、担任该学堂教务主任的宝阁善教氏的私人日记（部分）。所谓的日华学堂，是西洋留学归来的帝大教授高楠顺次郎博士受外务省委托创办的学校。与两年前通过文部省将第一批十三名学生委托给嘉纳治五郎，将其分开收容到高等师范的寮中的情形不同，日华学堂乃专门接纳清国留学生的第一所学校。所以，上述日志和日记的记录中载有大量反映初次教授清国留学生的老师们的（感觉新鲜的）眼神和（困惑的）表情的珍贵而生动的资料。比如，明治三十二年（1899）八月一日的日志中这样记录道：

午餐菜肴为一尾八钱之香鱼。学生中往往发出不满之言，曰：在我国，此为猫食，人不食。日清食物嗜好之异如斯。

如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二月七日记录：

晚餐之际，学生一众称烹饪之不可，喧嚣至极，强迫解雇做饭师傅，陷入不稳之状。学堂监督抚慰教育，乃渐就食。

实藤氏又加注补充道：“那之后又屡屡发生此类事情。”这可能是依据了该学堂一期生章宗祥的回忆录——“初到时，各人于日本饮食起居尚未能习惯，与当时舍监颇以琐事多龃龉。”——不过说“此为猫食”，这话也够凶的，以此就可以想象其时“吵闹至极”“不稳”的情形了；同时另一当事方舍监困惑的面容也似乎浮现在了我们眼前。但是，从作为后辈的笔者来看，只不过是发生了该发生的事而已。从昔日的科举时代起，那些天下之选才们一旦聚集在一起便好竞相张扬喧嚣不已。到了清末的寄宿制新式学堂，乱象更是变本加厉，其中食堂同样骚乱频仍，最为引人注目。袁世凯派遣的某教育考察官参观东京的女子高等师范时，看到食堂的墙壁上悬挂着食谱，听说该食谱每周一次由学生合议决定，便联想到“吾国学生多因吃饭喧闹”，报告说“宜仿其意”以成“息纷养德之一助”。对此，袁世凯为该书所加的“序文”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褒奖著者的见识。下有提言上有夸赞，足见这一问题之重。也或许是新时代的故作狂放与中国士人贪吃的癖好混杂在了一起，总之动辄闹事（即便是每顿供应几菜一汤），或揪住厨师指责饭菜难以下咽，或批评他们对待士人态度简慢，还责问他们是否中饱私囊。

日华学堂的闹事，既不是因为“你是日本人”，也不会你一叫他谨言慎行（留学生们则认为比起你的劝诫来，我们已经足够忍耐的了）就可以风平浪静的。中国毕竟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从皇帝到达官显贵，生活极尽奢侈之能事。可以说在世界饮食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国，所谓“士”者，几乎没有不精通传统的食文化的形（种种待遇、礼节）与实（美食本身）这两方面的。所以说日华学堂在数月之后才开始出现上述现象还算好的（或者说先生注意到这一点比较晚），更多的人是从登陆日本的第一步开始，就因为饮食而无法不感到沮丧。在横滨下船的青年黄尊三记录的第一印象是：“十钟抵岸，至高野屋稍休，用饭。日本饮食，颇简单，人各分食一菜一汤，味极淡薄。”这里首先掩盖了两国人感觉上的差别，很有趣。日本人并没有注意到“一菜一汤”这个表达中所包含的不悦，所以（译者还是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大家）将原文的“淡而无味”译成了“至为淡薄”。淡薄，以日本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而对方黄尊三一行则是被风传为“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怕不辣”的湖南人，恐怕有吃了那种东西也没有吃的感觉吧。

青年黄尊三乘火车、再换人力车来到他憧憬的学堂—位于巢鸭的弘文学院时，已是万家灯火，他也释然放松了。“颇简单”的饭菜将就到现在，他开始有饥肠辘辘之感，但端上来的却是“人各一蛋一汤，饭亦仅一小匣，初吃甚觉不适”，又是一阵沮丧。大概这时，直到抵达学校之前所看到的万家灯火之后的“完全为一乡村”“道路不甚平坦”“设置亦多未完善”等诸般情形让他愈加沮丧和寂寞。即便没有当时所说的食文化中的礼节规制云云，客人到达之后设宴“洗尘”、围坐一桌慰藉舟车劳顿乃是常情，更何况是对待千里迢迢地从洞庭湖乘船出发、旅途耗时一个半月才抵达的异国客人。然而哪里谈得上围坐一桌，每人只配给一小匣饭，和一菜都算不上的一个生鸡蛋，这也让人太意外、太寒心了。仅此一点就能够把远来游子打入复杂情绪的谷底了。故此，第一批十三名留学生中有四名在到达的两周之后，就因为遭到“猪尾巴”的哄笑，再加上“日本饭吃不惯，犯了怵，就回国了”。

那么对于日本饮食，中国人到底怵在哪里、吃不惯什么呢？如果用黄遵宪以来经常用的措辞来说，让人感到“食无兼味”之上，又“无下箸处”的是什么东西呢？即便是今天，对于中国人而言，“勿食生冷食品”式的标语都会在街上张贴，也是父母经常告诫的话，当然生鱼、生鸡蛋、生萝卜之类的食品似乎是最难以接受的。哪怕是八十年之后的今天，在再度兴起的日本考察热中来到日本的各种代表团成员在被以日本料理款待时，也往往显得难以招架。不用说生鱼片了，就连教他们烧熟的“鸡素烧”要蘸上生鸡蛋吃，他们拿起筷子时也战战兢兢了，美味也会随之减半。经常听说带领此类游客到农村并且让他们体验民宿的计划，实际上笔者也被要求陪伴过这样的旅游团两三次，结果往往是提供体验的一方在第二天吃早饭时会出乎意料地先体验了“生鸡蛋摩擦”。某次，二三十名留学生吃完了早餐，食膳中的生鸡蛋则都原样不动地剩下了。导游和民宿的老板娘不知发生了什么，甚为慌张，但是慌归慌，仅凭他们的生活经验，也不可能一下子反应过来：噢，应该把生鸡蛋煮熟。

说到这里，在总体上单纯的日本三餐里，又没有比早餐更一成不变，更让人腻烦的了。一大清早的米饭，一年到头味道不变的味噌汤叫人受不了，算是早餐上品的生鸡蛋又是刚才那个样子，还有那每餐两片三片的黄腌萝卜，这都算什么呀。前面说的“生萝卜”指的是仍保留着强烈刺激的生萝卜气味的“沢庵”（咸腌）萝卜。讲究和食的人爱用上等的酱腌来换换口味，穷人才吃盐腌的。日本人腌渍“沢庵”喜用的练马萝卜之类，在我的家乡叫“南京大萝卜”，一是最穷的人才吃它，二则因其粗大之拙态常被用作“大傻瓜”的异称（还记得孩童时代常喊着它齐声起哄，欺负成绩不好的孩子）。所见基本上都是讨厌生萝卜的记录。首先，打嗝儿时发出的那股难闻不雅的气味，就让人难为情。据某新世代的文学青年回忆，每天早上在上学的电车上，他的视线或者身体偶尔会与日本女生相迎碰，深为日本女生那不畏缩不娇羞的魅力所倾倒，“不过有时也会有一阵硫化亚摩尼亚的萝卜臭冲了过来，大杀风景”。

即便是有佳肴相待的场合吧，说是宴会，却无宴席（桌子），故有“贴地杯盘劝客尝”的吟叹，或每天都被设宴款待，钦差视察官傅云龙却徒生“是役三十余日，纪载罔非席地，食无豚肉”的一番感慨。款待一定要摆席，宴席料理一定要以猪肉为基本食材，这就是中国的饮食。所谓三十日而“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简直就跟没有吃饭一样。首先一条，盘坐在榻榻米上，必然腰酸腿麻，毫无疑问他们根本无法再去品尝眼前席位上的美食了。

那么连宴会这样的机会都很少有的一般留学生们，如果对盘坐进餐、清汤寡水的饮食难以忍受又该怎么办呢？那倒也简单。根据实藤惠秀的考察，东京街头出现了好像专待留学生到来的中华料理店，帮助他们摆脱了这个困境。不过同时又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宋教仁日记》等留学生日记之类中随处可见同乡同志你来我往，一到吃饭时间便相携前往中华料理店的记载。到达弘文学院的那个晚上倒了胃口的黄尊三，后来好像一直是靠忍受和到中华料理店外食凑合过来的。总之，留日四年多，才见他首次“吃了一块生鱼片”，那还是因为临走时（同宿舍的日本大学生请客，让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勉强”咽了下去。这就不由得眼前浮现出他那嚼又不敢嚼、让生鱼片通过了发紧的嗓子眼生咽下去的样子。他甚至都有点让人怜悯了，但也不禁想问：他这四年间真的是在日本生活的吗？

在饮食生活习惯上，在即便看似完全相似的方面，也会生出困惑来，这就太有意思了。以便当为例。曾经驻在长崎出岛的清朝商人把它译为“便道”并大力推许，它确实有便利又精巧的样子。但是中国人首先不习惯饭那么凉着吃。再说筷子呢？这样就留下了一段初到日本的留学生打开盒饭找筷子的逸事。

在从长崎到东京的路途中，周佛海们买了便当，打开便当看见筷子只有一根。

这时有个同学说：“一根筷子怎可吃饭？”我自作聪敏的说：“折断成两根，不是可以吃吗。”于是三人都折断了，大家觉得日本筷子这样短，真不方便。后来看见附近一个日本人吃饭，他吃饭拿着筷子，不是折断，而是分开，于是三人相视而笑。

这段笑话，是跟即便笃信“同文”，但辻、峠等字，以及若住在驹込一带则连自己的地址门牌都不能准确地说出来（加着重号的字都不是汉字，而是日本造文字）这一现代中国人常感到的困惑相通的文化现象。

榻榻米上的安宁与焦灼

对于榻榻米上的生活样式，留学生们似乎没有像对每日三餐那样感到抵触。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第一百四十五首的《席地坐》及其诗注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并进行了一番源流考，从那以后，去日本的士人也应该对这一预备知识有所了解了。景梅九等人在长崎第一次被导引至日本住处，见到“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并且亲自体验了一番之后，马上就会联想起“《礼记》上户外有二屐（户内户外要放两双鞋子）和那《汉书》说文帝与贾生夜谭不觉膝之前的话，孔子席不暇暖的话，前前后后，到脑皮上面来了”，由此生出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但是说到在日本住宅中，实际也只是在旅馆或者寮的四叠半、最多也只是六叠的地板上一旦开始生活，可又是不便、不习惯之处多多了。

来到日本之后感到日本是个非常贫弱的地方。何以这么说？因为是学生的身份被带到旅馆。所谓旅馆通常有四叠半或者六叠大小。而在中国四叠半是无法居住的。拿家具来说，因为无论如何地小，四叠半是绝对无法放进去的。再说到书桌，一头沉的书桌是没有的。总之什么都小，都很贫弱，一看就感到麻烦大了，难过得要哭。

作这番描述的孙伯醇其人，来东京时年仅十四岁，应该说是个适应能力很强、一般的事都不会介意的少年，他竟也是这般情形。对于家世优渥的留学生来说，不用说自己的家了，即使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及其后的新式学堂入学考试或者就学后所住的都城和中心都市的旅馆和学生宿舍等，都绝不会有如此“贫弱”的房间布局。而“无论屋子如何地小”，不可缺少的日用器具和家具却很多，在这四叠半里如何去放置才好呢？真不难理解他们窘迫得要哭出来的感觉。然而，说这种话的是中国当事人，而对在日本住宅中生活的老师一方来说，他们就完全无法理解。1899年3月31日日华学堂“上午十一点新来了十二名清国留学生”。到这一步没事，但“深夜行李到达，室内配置颇拥挤至极”。究其原因，主人在其私人日记中这样写道：“深夜到达之行李，其数凡六十三件，如此之多，颇为吃惊。”当然，那些东西还不包括打算安顿之后添配的床等大家具。一方无所顾忌、毫不在乎，还连连抱怨房间太窄小没法办，另一方则是又吃惊又嫌乱，眼前仿佛可以看到一副为难没法办的表情。这些虽然都是些琐碎小事，但无疑也呈现了心理与感觉相互龃龉的一个场景。

好好的榻榻米的房间，真是可惜了，现下的他们说最需要的家具，就是一张中国式的床！有一部分人因为没有床难以入眠，无奈之下“爬到壁橱（户棚）上面一层去睡觉”。还有的人“买了四枚小钉子，四条绳子，像张搭天幕般地把老远从广州带来的棉纱萝帐挂起来，也把毡褥铺好，俨然像一张床铺一样”，后来他“阻着下女不许她收拾我的中国式床铺”，结果“给下女一宣传出去后，有许多下女都跑来看，看了就哈哈大笑”，“她们笑我的床铺像一个神坛”。或许听了传闻的其他下女心里想还有这样懒惰的人，是觉得有趣才来看的呢。但是就留学生本人来说这不算什么事。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中国式的床—有四只脚，三面围栏上有支架，架子上挂上装饰有刺绣的锦帐，与地板有距离，与周围相区隔，说起来就像威尼斯小画舫一样的小世界—的安定感和酣睡的感觉而已。

说起安定感，是因为普通的日本房子，不单空间不宽敞，最重要的是，对于由黄土、砖瓦和广厦的文明（让人想起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孕育起来的中国文人来说，木造房子固然让人感到清爽洗练、小巧雅致，但又总觉得它单薄、不牢固；再加上到那时为止在大陆几乎不曾经历的动不动就变脸的天气、动不动就摇晃的大地等条件，所以他们，特别是初次来的人，就郁闷呀、害怕呀。首先一条，就是那“十天有五天雨，外出要穿木屐，归来一进门摆满了木屐”的阴湿感和憋闷。此外，台风多，“终年如住浪华中”；地震多，“累人日夜忧天坠”（《日本杂事诗》。其中第十五首《气候》的诗注中说：“余所居室，木而不石，四面皆玻璃。风作则颠摇鼓动，如泛一叶之舟于大海中，为之怦怦心动矣。”）。在这种情形下，哪里还能去尽情享受东洋式的风流呢。

试想一想，如果换一个感觉的角度，屋子既然有如在浪涛上颠簸的“一叶小舟”，那么在这只船的平底——榻榻米上铺上床，在平铺上面随意翻滚，或许会更有安定感呢。不过从已经习惯了那种“画舫—神坛”式的空间的大多数人的感觉来说，放在地板正中间的（这与中国床的摆放位置也不一样）毫无区隔的一副被褥，就真跟无岛无陆可以靠的一叶扁舟似的了，哪里还能睡得好！或是钻进壁橱上段，或是自己搭建起萝帐，都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能够占用旅馆的一间房的，已经算是好的了。当开始了“八人共住一寝室”，“夏天寝室中，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的弘文学院的宿舍生活时，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这些留学生都是大人，也都算得上一方文士，自然重视身体发肤之训，同为男性，却钻到一个蚊帐里挤在一起睡，可以想象他们内心有多么强的别扭和抵触。

跟卧榻、卧床等开放式与区隔方式相关联，还有一个不习惯的方面，那就是盖被子的方式。所涉之事好像越来越琐碎无聊，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当时的《时事新报》两次刊出了“支那留学生”的特集，续篇报道了入住实践女子学校宿舍的十五名（其中也包括秋瑾女史）学生的生活实态，其中就有“就寝时只穿着身上的衣服，把身体裹在一床被子里仰着睡，睡姿如同男子云云”的说法（《时事新报》明治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一节），传达出管宿舍的寮母寮监们对此好奇的眼神。这的确有别于日本的习惯。在中国，尤其是在南方的冬天，要把两侧和脚下的被子掖好，就像信封的样子，然后把身体钻进那个信封中，否则就会有贼风钻进来，让脚接触到外面的冷空气而无法安眠。相反，睡衣等则不需要。这就是“只穿着身上的衣服”让日本人感觉有趣的地方。

不过，年轻的留学生们并非全都或者自始至终都对日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完全的抗拒和不喜欢，他们渐渐地融入了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其中——借用周作人喜欢使用的表达——也有浸淫享受其醍醐味的一群人存在，周作人和郁达夫等就是其代表人物。这个群体基本上由赴日本留学所产生的文人学者们构成，并且浙江省等东南沿海出身的人尤其多，这很有意思。这一方面与文学之士特有的留学意识和姿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越人”的性分与习惯分不开。周作人的解释值得倾听。在他看来，越地浙江多山，冬天苦寒，通年吃的不是很咸的腌菜就是很咸的腌鱼，再加上家运败落，他们自己（包括兄长鲁迅）也都习惯素朴清淡的饮食生活，所以很自然地适应了日本的饭食。本来喜好文学之人大抵会广泛地关心风俗民情和文化，富有独特的感受能力。说到留学，周氏所持的观点是：“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即便是同样的食物也会通过“时不时的类比”，“去发现其间所包含的文化上交通的历史，不仅是能不能吃，去寻找物事的脉络，有可能形成刺激”。周作人诉说着知识的兴奋，同时讲说日本的居所岂但不会令人不适，而且是非常出色、极富情趣之所在。关于日本的居所，他如下的描写是极其鲜明生动、精彩四溢的。

我曾说，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又说，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椅，深夜从壁橱取被褥摊开，又便即正是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籍，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通，都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

这是当之无愧的高论。尽管数万人去日本“留而学之”，但像这样慧眼独具、品得“俳味”的却极鲜见；而另一方面，越是他那样自称知（而非亲）日家的人，日后越容易成为“汉奸”或者非革命派，曾经的声音也就岑寂不闻了。这种留日史上特有的现象也总是让治精神史的笔者感到困惑。尽管如此，有这样的有感受力与文化论的见地出现，还是令人喜悦的。

倾听着这位文坛老先生讲述“安闲之趣”，耳边又不由传来与他在所有方面形成对照的文坛新人所发出的喜悦之声。这个人就是由周作人之兄、革命文坛主帅鲁迅爱惜和推挽，以酷似与谢野晶子般的热烈奔放，在1930年代的文坛甫一登场就一跃成为耀眼的明星的名叫萧红的女子。她来日是相当后的事儿了。话说她进入日本房屋瞬间的第一个反应竟是：“这样的席子就要先在上面打一个滚”——“我想，你没有来，假若你也来，你一定看到这样的席子就要先在上面打一个滚，是很好的，像住在画的房子里面似的。”她这欢快清新却又是发自本能地感受到了周老大家所言的“趣”之味的感受能力，叫人不得不叹服。

（本文摘自严安生著《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陈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