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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我与中国研究的不解之缘

[美]田浩著刘倩译

2018-09-12 15:48

我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美国东南地区佛罗里达州一个叫克雷斯特韦尤（Crestview）的小镇长大。当时我的眼界只局限于居住在小镇里的家人和邻居，外面的广阔世界对我而言，遥远而抽象。记得在我七年级的时候，班上正筹划一个派对，一个女孩提议准备些中国幸运签语饼。这对那个年代的美国农村来说，是一个既异乎寻常又非常陌生的事物。而我当时对中国的全部了解也仅限于这是一个在地球另一端、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的国度。那么这个乡巴佬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并热爱中国，将他的人生奉献给中国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呢？

田浩

通往中国研究之路

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是在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当时，欧文·海厄特（Irwin Hyatt）教授带着我们来到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小中餐馆。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里和照片里见过中国人。海厄特教授在佐治亚州埃默里（Emory）大学所开的课程是我第一次学习中国历史的课程，但我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始于之前有关二十世纪欧洲史的一门课。在密西西比州的贝翰（Bel-haven）文学院学习时，我到附近的密尔赛普斯（Millsaps）学院修了一门长达一年的课。那门课的老师是麦克马伦（McMullen）女士。她在几十年前和她的历史学家父亲从希特勒控制的奥地利逃离，并最终到达美国。尽管她的课程严格专注于欧洲历史，但是她为我们所列出的研究论文题目之一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在1950年之前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因为我来自于一个被归类为“竞争对手”的大学，所以只能坐在一个离讲台最远的座位上。我也成了最后一个收到研究论文题目选单的学生。幸运的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学生没来上课，我有机会在这个有关中国的论题和另一个题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政策”的论题之间做出选择。在无人给我在中国论题方面提供指导的情况下，我漫步在图书馆去阅读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现代史的资料。虽然我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课题，但我觉得当时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中国的书不是很多，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很难的。于是我就觉得自己将来可以在中国历史领域做些研究，做点贡献。

我在埃默里大学上完四门有关中国及东亚历史的课程后，转学到了弗吉尼亚（Virginia）大学。在那里，我师从马思乐（Maurice Meisner），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以及林毓生，一位睿智的儒家史家。他们都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都是在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的。在我们第一个学期期中的一堂课上，马思乐教授突然宣布他已经接受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职位。此后，他帮助我成功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尽管在弗吉尼亚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国人，但我是到了哈佛以后才开始结交许多帮助我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中国朋友。

在哈佛，我带着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强烈兴趣开启了我的研究。然而，当我在第二学期进行有关吉田（Yoshida）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信件的研究时，我经受了难以获取近期历史档案数据的困难与沮丧。约七年后，我修改了那篇论文，它被《大西洋地区历史杂志》（Acsdiensis）接收，但是当时的编辑因为政治原因不断推迟发表的时间。因此，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平生第一次发表的中文文章（1983年发表在《历史研究》）。《大西洋地区历史杂志》主编诺里斯·亨德利（Norris Hundley）其实是反对我对杜勒斯的批评的；我说杜勒斯越俎代庖，是因为我发现当时的史料证明，他实际操刀了那封当时日本首相吉田的信，导致他自己的上司美国国务卿约翰·阿切森（Dean Acheson）错误认识杜勒斯所处的角色，同时虽然他已经有了这封信修改过的草稿，他却告诉阿切森他还没看过这封信，这一切以便于他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操纵阿切森和杜鲁门总统。尽管《历史研究》的编辑们对其中的一些用语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们对文章所揭示的事实以及我的结论均持更为虚心开明的态度。

我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的第二年，宋代儒学成为了我研究兴趣的中心。这种转变尤其得益于史华慈教授为我们讲授的《朱子语类》这一课程。没想到我为这门课所写的论文在修改之后，极大地冒犯了陈荣捷教授。这是因为尽管我从《语类》中摘录、引用了许多有关“天心”的原文和注释，陈教授仍然质疑朱熹是否真的曾用过这个概念，所以不肯亲自翻检我注解所引《语类》的材料。在我复印、邮寄给他所有这些原文并和他通信讨论之后，他终于承认我的确论证了自己对朱熹运用这个概念的理解。虽然陈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并没有意义，但他还是收回了对这篇论文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的强烈反对意见。由此，我的文章最终得以发表。关于这篇论文的中文版，请见我的《旁观朱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因此，从研究生学习之初，我就有一种揭示历史资料真相的倾向，通过揭示而得来的这些资料颠覆了那些描述历史事件和阐释重要历史人物的主流观点。

在我研究生学习的那些年里，美国人还几乎不可能到中国旅行，而我也不过是一个很少有机会旅行的乡村男孩。我在美国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是1970—1971年间在台北为期13个月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除了竭尽全力地学习语言，我还被中国文化和当地的人们深深打动。这一切对我这个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男孩来说，显得比我原来所预期的更为熟悉，而非陌生或有异国感。在适应波士顿地区的文化风俗时，我曾偶尔遇到困难；然而，通过一些方式我发现，同波士顿相比，中国的环境更加让我有家的感觉。1976年，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幸运地在当年获得仅有的两个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的工作之一。之后，我将精力集中于教学与研究发表，期望得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

当收到哈佛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功利主义儒家》的接收函时，我申请并获得了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资助我于1981年前往中国大陆第一次旅行的研究资金。这次旅行除了观赏许多历史文化名胜之外，我的主要目标是和那些通过学术著作给过我教益的学者见面。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私人关系，我得以见到陈智超先生，一位社会科学院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他也是我在北京与其他一些重要学者见面的桥梁。不过，在北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去联系这些学者。我给邓广铭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发电报，请求与他们见面。考虑到当时的时间极为有限，我意识到发电报是引起他们注意的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邓先生很有风度地回应了，于是我和他以及张先生于1981年5月在北大见面。

在中国的所有人当中，邓先生和我最有渊源，因为他在北大的毕业论文以及较早整理的古籍都与陈亮有关，而这正是我第一本手稿的关注焦点。临近初次见面讨论的末尾，他和张先生都欢迎我再次回到北大做一段时间的研究以继续我们的讨论。回到美国以后，我马上申请了我的第一次带薪研究假期和专业研究资金，从而得以回到北京继续我的研究。到我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前，我又向“美国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递交了延期一年的申请，报告了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美国的研究资金局和我所在的大学都同意了我的申请。

我从1982年秋至1984年春在北大。近两年里，我经常拜访北大教授，尤其是邓先生。我们的讨论往往从我所准备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开始。不过我们逐步扩展讨论的主题与问题。例如，他对中国历史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传承的状态极为关注。经历了20世纪的混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认为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变得任人涂抹摆布，似乎是被一小部分资深学者手中掌控的长线牵着走。他同时提到80年代是中国重新获得它的历史传统的最后机会。幸运的是，邓先生被任命为一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评估中国大学的教学课程设置以及设立大学教授的标准。他对许多大学老师缺少中国历史资料阅读训练的现状非常不满。因此，他将自己的希望和努力集中在80年代的新一辈研究生身上。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讨论了一个他已经参与两次的出版项目，其目标是出版一本宋代文集的篇目索引。这本来是哈佛燕京学社在30年代编辑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相关资料都遗失了。在60年代早期，北大的学者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但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他试图再次发起这个项目，因为这不仅对研究者非常有价值，也是他为训练新一代研究者阅读宋代历史资料所做出的一种努力。鉴于之前帮助王德毅先生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以编写宋代人物数据索引的经验，我毛遂自荐，提出如果邓先生愿意申请，我也愿意帮助他。我们后来写了一个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申请，北大因此收到了第一年的基金。

虽然申请的是连续几年的哈佛燕京社基金，但是我们不得不每年提交一份报告并再次申请。不幸的是，新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决定中止资助邓先生和王先生项目的基金，以使哈佛燕京学社能资助更多的东亚学者来美国大学访问。对索引的整理再一次被打断了。幸运的是，张希清教授从北大退休之后，仍然不忘这项大计划，使这一项目得以完成——《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五卷本）在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我们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基金的时候，张希清还只是邓先生的研究生和特别助手，后来他成为历史系的教授，再后来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是邓先生及其他几个北大教授在80年代早期共同成立的。

子承父业

在北大潜心研究期间，我不但学术上受益非浅，还有幸在80年代早期将我的妻子宓联卿和两个孩子带到北京生活了两年。如果我的家人没有跟我一起来，我不可能和北大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当时我希望我的儿子田亮在北京上小学。某一天，北大外事办打电话给我，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北大的决定。那时，浦嘉珉（James Pusey）正在北大教达尔文主义，他的儿子在北大小学的分校上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外事办告诉我，我的儿子作为第一个美国孩子被小学的主校区接受了。不过，出于对我儿子特殊情况的郑重考虑，外事办非常谨慎，为此曾讨论了一个多星期。

在列出了一长串“黑头发”孩子的优秀素质和举止后，外事办又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对的“金头发”孩子的不良素质和举止。暂停了一下后，他们宣布我的儿子是“金头发”。北大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接受我的儿子的，他们要我仔细跟儿子解释，他“要像黑头发的孩子那样”。田亮很快适应了学校，并很顺利地被老师所接受，在班上颇受欢迎。总的来说，我个人从未观察到任何外国孩子或成人能够适应得这么好，并这么快乐地享受在中国的生活。当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留学办公室里的黄道林老师告诉田亮欢迎他随时回来。1990年他16岁的时候，田亮申请作为一名暑期班学生回来上学。起初，我们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感到很奇怪。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我们收到黄老师的一封信，被告知田亮已经被录取，并附有常规的申请材料。直到我读到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并且高中毕业时，我才理解迟到的原因。这个夏天对田亮能够恢复并保持流利的中文口语很关键。在90年代后期，他成为伯克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师从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学习甲骨文和商代历史。不过，在吉德炜教授退休后，田亮决定离开研究生院去支持他自己的新家庭。现在，他生活在台北，为世正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在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的女儿田梅开始学说话，所以她很快转换为完全说中文。当时这个生活在勺园的年纪最小的孩子，成为周围许多居民的小甜心，这中间包括戴维·唐。他那时在北大教英文，并且努力克服他的广东腔说普通话。他后来成立了上海滩（Shanghai Tang）——一个奢侈品连锁店，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授予他爵位。

田梅当时上了北大的幼儿园。多年以后，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拿到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并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资助于2003年回到北京，在清华学习中文，在北大学习历史。两年后，她成功地回到伯克利分校成为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生。在2010—2011年，她在富布赖特—海斯（Fulbright⁃Hays）博士论文研究奖学金的资助下再次回到北大。其博士论文研究题目是关于1903到1953年间中国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建立情况。2013年，田梅完成了论文。

回想80年代曾经在北大幼儿园度过的一年多时光，我觉得她之所以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可能是受到了这段经历的启发。在北京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她在北大的导师是历史系的牛大勇教授。有趣的是牛教授曾经在普渡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这也是小梅今年8月获得预备终身教授职位的大学。她在一个和北大有着紧密联系的历史学系获得了教职，这令她感到特别高兴。

我希望以上这些对我人生和家庭进行回顾的代表性片断能展示我自身的转变与所接受的教育。随着这种教育不断地拓展我的视野，世界似乎变小了，而且变得愈来愈丰富多彩和有趣。最终，我在个性和心灵世界也同时成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