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后亮读《跨学科》︱跨学科能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合法性辩护吗？

《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英]乔·莫兰著，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260页，58.00元

乔·莫兰（Joe Moran）在《跨学科》一书的导言部分所说：“‘跨学科’近年来已成为许多不同学术领域的流行语，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详细探讨。”（《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第3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特别是在传统人文研究趋冷的大背景下，文学跨学科研究近年来却异军突起，成为令人趋之若鹜的新热潮。在不少人看来，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勇敢且有价值的前沿探索，而那些仍在旧学科范围内工作的人则是胆小且落伍的，不能从事跨学科研究有可能会被时代所抛弃。从大学管理者到文学院系的教师，似乎都把跨学科当成人文学术摆脱困境的救世良方，一时之间涌现出数不清的跨学科研究期刊、著作、项目和研究机构。在文科无用论大行其道、传统人文研究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质疑的当下，跨学科究竟能否让人文学科走出困境、重获生机？乔·莫兰的这本《跨学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

实际上，正如莫兰所指出，文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跨学科”的。“英文系于1917年在剑桥大学最初成立时，受聘教师们都接受过其他学科的训练，如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学等，而瑞恰慈本人学过精神分析学。正如其学位的最初名称‘文学、生活与思想’所表明的那样，剑桥英文系对新方法保持广泛的开放性。”（29-30页）由F. R.利维斯所创办、并在英文学科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杂志《细察》从一开始就是一本“跨学科学术研究的典范”，“除了发表传统文学批评之外，它也刊登有关电影、音乐、广告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的论文和评论”（31页）。即便在英美新批评最鼎盛的时代，坚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情况也广泛存在。尤其是擅长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切入文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擅长运用历史和社会材料的实证主义批评，以及擅长心理学阐释的精神分析批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都曾十分流行。只不过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比较粗糙，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还原论或决定论的立场，就像诺思罗普·弗莱曾批评的那样：“（它们）统统都是用一种批评态度来顶替批评本身，它们所主张的，不是从文学内部去为批评寻找一种观念框架，而都是使批评隶属到文学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框架上去。”（[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页）为了进一步强化文学批评的学科属性，弗莱呼吁应该让它在方法上变得更加纯粹、更加“科学”。他认为，批评家之所以总是借鉴其他学科，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有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专属于自己的方法和概念框架，“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文学批评，便形成了一处力量的真空，而所有的相邻学科都乘虚而入”（《批评的解剖》，17页）。

与新批评者相似，弗莱也认为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不在于它的功能，而是它的方法。“对于关心文学的人说来，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不是‘研究文学有什么用处?’而是‘如果研究文学可能的话，下一步该怎么办？’”（《批评的解剖》，14页）现存文学批评的危机的根源在于它没有成为一个科学的知识生产部门。弗莱坚信文学批评家应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文学作品，而非急着从其他学科搬弄外部材料。他并非要求彻底切断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只是反对把不同学科的标准混为一谈，用其他事物的言说方式来谈论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当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必须在以后加以考虑。”（Northrop Frye. The Stubborn Structure: Essays on Criticism and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90）他认为未来的文学批评要想获得和科学一样受人尊重的学科地位，那就必须像科学一样去解释文学。他相信就像自然事物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永恒的法则一样，文学也不是仅由作品杂乱堆集而成，其背后也一定存在一种不变的秩序。文学研究也就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致力于发现这些秩序并把它们归纳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结构中。然而，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从方法论上说,文学批评是一个‘非学科’。”（[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99页）试图把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建立在任何一种特有的方法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学研究从来不可能有所谓纯粹的或者内部的方法。即便是在新批评的先驱瑞恰慈那里，他也非常喜欢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研究诗歌，以至于兰瑟姆称其为“心理学批评家”。弗莱也同样没有做到方法上的纯粹，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假设离不开来自神话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圣经符号学的启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由结构主义发起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整个文学学科的面貌开始出现很多显著变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调控下的人类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学科话语逐渐与文学话语交叉渗透，形成一整套前所未有的跨学科理论话语。但与利维斯时代的那种初级阶段的跨学科研究不同，六十年代之后的跨学科研究不再把文学简单还原为受各种历史、心理或者社会条件决定的产物，而是充分注意到了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从现在开始，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上，大多数文学研究者都不再囿于新批评为他们划定的学科边界和规则之内，而是广泛借鉴跨学科话语资源，不管是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神话还是社会学的理论资源，皆可为我所用。虽然经典文学还是人们关注的重心，但通俗文学、流行文化、服装衣饰、体育运动和音乐影视等都可以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文学研究逐渐向文化研究过渡。虽然在此之前也早就有人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关注文学之外的话题，不过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这些关注点、兴趣点和个人大多会被分配到哲学和政治学院系，或者单就个人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完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留在学院之外。”（Edward Sai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44. 2 [2020], p. 396）但从现在开始，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内容逐渐成为文学系的老师和学生们的合法工作议程。

然而在很多人看来，文学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像文学系，它过多涉足政治，却荒芜了自己的领土。它在贸然侵入其他学科领地的同时，也有失去自己的固有领土的风险。乔纳森·卡勒揶揄道：“阅读福柯、德里达、拉康以及巴特勒的那些人很少有时间阅读阿什贝利和祖可夫斯基，更不要说狄更斯和萨克雷了。”（[美]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徐亮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当文学批评家看上去可以评说天下万物、却不能就文学本身给出权威解释的时候，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就十分不牢固了。再加上受各种社会外部因素导致的人文学科日渐不景气的局面，很多人开始把文学学科衰落的根源归咎于其学科属性的丧失，甚至认为如果文学批评继续按现在的方式进行下去，它将导致这一学科的毁灭。M.尼克尔森指出：“随着英文研究演变成文化研究，而它的实际内容似乎可以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媒体分析师、政治理论家和其他人来完成，那么英文系的合法性似乎越来越受到怀疑。”（Mervyn Nicholson, “Social Function/Social Context of Literature,”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26. 3 [2000], p.315）虽然自文学学科被确立开始，反对跨学科研究的声音就从未停止，但在二十世纪末，这种声音变得尤为激烈。在这之中，哈佛大学英文系现任教授玛乔丽·嘉伯（Marjorie Garber）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作为一位始终对理论持保留看法的传统学者，她和多年前的新批评者一样，再度提出了文学研究的学科根本属性问题。她认为，要想恢复文学学科作为一个权威知识生产部门的角色，“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Marjorie Garber, The Use and Abuse of Literature, Pantheon Books, 2011, p. 68），也就是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形式，把诗学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而非政治历史维度的内容阐释——再度作为我们的本业。另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保守主义者玛乔瑞·帕罗夫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她看来，理论热的兴起导致文学研究者过于偏重作品中的政治内容而“忽略了艺术作品特有的东西”，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还原论的倾向，将文学化简为某种政治的、历史的或者社会的症候。虽然他们看上去具有一种跨学科的阐释权威，但实际上却只会在真正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那里暴露他们的轻浮无知，这导致文学研究的学科信用在美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越来越低，在研究经费的申请和人文学科职位的竞聘等方面落于下风，“人类学和历史学已经接管了人文领域”，“来自人类学系或法学院的申请比来自英语或音乐学和艺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申请者更有趣”（Marjorie Perloff, Differentials: Poetry, Poetics, Pedagogy,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4, p. 10,p. 5, p. 13）。与嘉伯一样，帕罗夫也认为文学研究必须从跨学科的歧路当中撤回来，“精简我们的学科，分离出不相容的单位”，最好成立一个独立的当代文化研究系，以承纳那些更喜欢研究流行文化而不是经典文学的人。文学学科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差异化”和归纳式的文学研究方法，以便重新强化它特有的学科属性，“把重点放在文学文本的批判性阅读上……培养那些主修数学或商业的人所没有的专业技能”（Marjorie Perloff, “The Decay of a Discipline: Reflections o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oday,” Qui Parle 20. 1 [2011], p. 164, p. 165），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学科。

虽然上述这种反对跨学科的声音在当下十分普遍，但终究还是未能阻挡跨学科研究的潮流。正如不存在纯粹的文学，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研究方法。从不同学科切入文学，表面上看好像是让文学研究的私家领地成为自由穿越的公共花园，侵犯了它的独立自治，但实际上却会让这里变得更加鲜活生动、意趣盎然。我们虽不可能彻底摆脱学科化对知识生产的制度性约束，但作为学科不断对自我进行重塑和调整的生成机制的跨学科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自语言学转向以来，每一种新的理论思潮的发生都对旧学科的某一方面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有的是从其他学科借来新的观念和范畴，有的是学来了新的工具方法，还有的是发现了新的问题域，或者想要产生更大的学科影响，所有这些跨学科的行为都是对文学学科进行重塑的不断尝试。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文学学科面貌已经与阿诺德、利维斯的时代有了巨大的不同，它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它总是或主动或被迫地根据时代变化调整自己的样态。正如莫兰在结尾部分所暗示的，跨学科虽然未必能够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真正拯救人文学术，但就像当下非常活跃的维多利亚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的成功实践所昭示的，跨学科至少能够为人文学术注入一些新活力。在当前人文学科被普遍认为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下，它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应对跨学科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