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版《春之祭》：传统文化是种子，找到就能生根发芽

问世一百多年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无论在音乐还是现代舞领域，都充满无法逾越的诱惑，引来无数艺术家竞折腰，更是检验艺术家才华高度的“试金石”。

作为中国民族舞蹈的领军人物，杨丽萍也把创作之手伸向了《春之祭》。这场历时两年的冒险，在现代舞蹈的基础之上融入大量藏文化元素，狮子、女人、祭司成了主角，杨丽萍的代表形象——孔雀，也在剧中涅槃重生，浓郁的东方风味扑面而来。

10月19日-21日，由上海国际艺术节、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共同委约杨丽萍创作的《春之祭》，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全球首演。

杨丽萍的《春之祭》自创意之初就有一个出发点——以东方哲学、东方智慧、东方审美重新阐释西方经典。

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在即将完成《火鸟》时，于睡梦中看到一场庄严的异教祭典：睿智的长老们席地而坐，眼见一名少女跳舞至死，他们要把她当成祭品，来安抚春之神。这是斯特拉文斯基幻想中的俄罗斯远古时代部落的祭祖仪式图像。被命运选中，牺牲献祭，《春之祭》描绘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对死亡的恐惧、对春天来临的渴望。

“其实我们少数民族也有这样的意识，春天来临之际，女人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献祭，佤族人、彝族人都有很相似的仪式。”

杨丽萍说，“西方表现女人献祭是一种恐惧、矛盾、彷徨的心情，但在云南少数民族里，更有一种牺牲自我、救赎大家的意思。这就是东西方对生命的不同意识。”

杨丽萍在《春之祭》里融入了她对东方生命观的解读。

传统版《春之祭》展现了一个线性故事，这次，杨丽萍提出“轮回”概念，想要尝试一个曲线故事：生命不再只是向死而生，而是从生到死、再到涅槃重生的轮回；女性也不再是被动献祭，而是主动献身。

《春之祭》同时继承了杨丽萍绚丽、繁复、浓墨重彩的舞台美学——舞台被999个神秘符号堆满；一个存在于平行时空的修行者躬身大地，种麦子一般播种着祝福、寓言、觉悟；舞者置身其中，忘我起舞，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被放置在一个宏大的时空之中。

爱恨、生死与自由，在杨丽萍的诠释下都化为具象：狮子暗喻权力、旧有的世界、不可侵犯的规则；女人是受难者、觉醒者、重生者；祭师象征着冷漠无情的压迫者；孔雀代表重生、未来和希望。

杨丽萍是白族人，早在《云南印象》里，她就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土地里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十面埋伏》里，她第一次尝试用世界的视角和语言，尤其是现代肢体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

《春之祭》与《十面埋伏》一脉相承，“我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民族的情感非常深厚，能和西方找到共同视角，用东方人的美学来诠释西方经典，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中国真的太伟大了，作为一个舞者，能够传承民族文化是我的福气，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这次照样用了中国最具文化特色的元素，不会去抄西方或者学别人，就是把民族文化融到全世界关注的作品里。”

杨丽萍感慨，“很多人会忘了自己拥有什么，其实就是低下头来寻找种子，让它发芽成才。这没有多难。尊重自己的文化，这是非常美好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