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小三线史诗的全景画——评《飞地：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

黄 巍（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于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历时3个五年计划，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极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小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全国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市开展的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后方建设，其始建于1965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小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小三线建设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日益凸显，对其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意义重大。

近年来，小三线建设相关问题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带领的研究团队出版的小三线系列学术成果，为全国小三线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推动了小三线研究地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地域拓展至上海、安徽、江西等众多省市；研究主题日益广泛，主要包括小三线建设缘起、发展历程、地理位置、人口迁移、企业布局、调整改造、环境保护、婚姻生活、食品供应等相关问题。这些学术成果对深入研究小三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由于其大多属于微观研究，且由于学术期刊论文篇幅较短，制约了小三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长链条、大篇幅、全面、深入探讨小三线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十分迫切。

2022年12月，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大学崔海霞副教授编著的《飞地：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是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八辑）》）。该书是目前国内以“小三线”命名的第一本专著，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十分凸显。该书除绪言外，共分8章，365页，37.6万字，充分反映了上海小三线作为上海的一块“飞地”在“异乡的土地上”从事工业生产的整体情况，从中既可以看到全国小三线的共性，又可以看到上海小三线“飞地”的个性，向学界呈现了小三线工业史诗般的全景画。

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在史料运用上取得重大突破，主要采用了诸如档案、文选、著作、地方志、企业志、资料汇编、期刊等重要文献史料。近些年，搜集大众民间话语的口述史得到迅速的发展，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标志着史学研究开始注重从社会民间史料中搜集历史信息，从而和文献史料形成互补。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十几年前，该书主编徐有威教授就带领研究团队不辞辛苦，克服重重困难，整理并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小三线口述史选编（一）—（四）》系列丛书，不但开启了小三线口述史研究的先河，更为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在该书研究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两者的互补和有效结合共同推动了上海小三线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开头的目录处还列出了4个附录，列举了所采访的上海小三线有关人员目录、上海小三线口述史选编、上海小三线档案资料选编、上海小三线建设大事记，并附上了已经出版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至第七辑的全部目录，让学者一目了然，为学者全面掌握小三线建设的研究进展情况提供了便利。

时代与变迁：长链条反映了上海小三线的发展脉络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其从1965年开始建设，到1988年调整结束，先后在皖南的徽州、安庆、宣城3个专区和浙江临安等13个县市境内建成81个企事业单位，职工7万余人，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该书长链条梳理了上海小三线的发展脉络，不仅向学界展现了上海小三线发展变迁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上海小三线的发展变迁与国家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上海小三线前后历时24年，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国际形势紧张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又因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缓和而进入调整时期，其发展变迁与国家方针政策紧密相连，可以说，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决定了上海小三线的命运和走向。

正如书中所言，从外部环境看，上海小三线经历了国际形势从冷战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内部看，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转变。经济上则经历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具体而言，上海小三线横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上海小三线也由建设阶段转到调整阶段上来。

该书遵循历史研究时间脉络的划分特点，将上海小三线历经时期具体划分为4个阶段：即1965年5月至1971年底为第一阶段，是基本建设时期，这一阶段上海小三线完成了基本建设任务，各搬迁企业具备了基本的生产条件；1972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是上海小三线的军工生产发展时期；1979年至1984年7月为第三阶段，是上海小三线的军品民品结合时期；1984年8月至1988年为第四阶段，是上海小三线的调整时期。该书对上海小三线具体而翔实的时间脉络划分，不仅可以让学界对上海小三线的发展变迁一目了然，也可以对上海小三线的发展变迁与国家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宏观的认识和把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对史学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升到精神层面。精神是武器、是旗帜、是力量。上海小三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凝结为一种精神力量和时代风貌。该书不仅向学界展示了上海小三线在建设时期“好人好马上三线”的精神风貌，更进一步展示了上海小三线在调整时期对兄弟省份安徽大力扶持的情怀，充分体现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1988年后，上海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这种工业技术上的转移，不仅对皖南当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更进一步推动了皖南的工业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经济发展整体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互动与碰撞：立体化呈现了上海小三线的社会影响

虽然上海小三线自身有其相对独立的性质，但其在与皖南、浙西当地社会的互动中，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书以“互动与碰撞”描述了上海小三线与皖南、浙西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皖南、浙西当地各级政府以及民众对上海小三线基建工作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从小三线选点和建设工作开始，皖南各地就从干部配备层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其次，小三线基建工作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基本也都是由皖南和浙西当地提供的；再次，小三线建厂房、职工宿舍、食堂、医院等需要征用土地，当地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更好地处理与当地的关系，上海小三线还专门设立了地区组，负责处理与地方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皖南、浙西当地也有相应的机构与之对接。

另一方面，上海小三线对皖南、浙西当地的援助更全面、影响也更深远。首先是医疗卫生的服务，上海小三线医院建立起来后，从医疗费用、日常诊疗等方面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服务，“当地农民几乎占到了医院医治病人的一半以上”。由于医疗卫生事业一直伴随着小三线的始终，正如作者所言，上海小三线“在为小三线人提供医疗保障的同时，也为当地山区民众提供了先进的医疗设施和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培养了一批当地的‘赤脚医生’，为当地建立了一支基本的医疗队伍，对提高山区的医疗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次是支援农业生产，该书认为由于皖南、浙西地区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上海小三线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皖南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粮食产量，这也是上海小三线企业落实“加强工农联盟”，搞好与地方关系的主要方式。

该书认为，虽然上海小三线作为“飞地”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双方仍然还是存在一些矛盾冲突的。该书充分运用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各自的优势和特征，通过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的互补与有效结合，尽可能向学界客观、真实地呈现上海小三线与安徽、浙江之间的互动与碰撞，而这种“互动与碰撞”往往更呈现了历史的真实世界和多维面相。

实际上，上海小三线除了在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上对当地提供援助与支持外，小三线人也在深刻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消费，并提高了当地人的经济效益意识。而上海小三线调整回沪后，无偿转交给皖南的企业设备以及技术人才，也成为皖南当地发展工业经济的重要资源。可以说，上海小三线在与当地深层次的交流过程中，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似乎过于强调上海小三线“飞地”的特殊性，尽管上海的特殊性使其小三线企业的“飞地”属性更为明显，但在当时的小三线建设中，其他省份的小三线企业同样存在着“飞地”现象，如该书能进一步厘清工业“飞地”和区域“飞地”之间的概念与属性，或许会给读者以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该书所用史料丰富，但也容易使作者陷入史料的历史叙述中，出现同质性研究。所以，这就需要研究者们不断扩充史料范围和研究样本，通过多维视角、多元史料拓展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本书基金项目：2022年度辽宁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工业的恢复与布局建设研究（1945-1957）”（l22BDJ022））

原文载《党史纵览》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