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十七年时期有关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下）

汤芗铭等译布敦《佛教史》

大约在1961年到1963年间，中国佛教协会曾组织人员翻译藏语佛教史籍。据张建木（名克强，建木为其号，1917-1989）译多罗那他（1575-1634）《印度佛教史》（详见下文）的《序言》，这次翻译工程的人员及其分工如下：

汤住心——布敦《佛教史》

胡继欧——童祥《青史》

郭和卿——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

张建木——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

其中汤译和胡译据说都已散佚，只有张译和郭译幸存下来并得以正式出版。汤就是民国闻人汤芗铭（1885-1975），他在退出军政界后，专门研究佛学并学习藏语，翻译过不少藏密典籍，“住心”是其居士法名。《初步意见》提到汤译稿本当时尚在中国佛教协会。其实汤译稿本还在，曾被我以一百多元的低价从孔网拍到（残本，几百页），以后有机会当将其刊布出来。现在只从汤译稿本中挑出有批示“从一页至六十一页已送三时学会  从62—109页61年十二月9日送周居士”（周居士即周叔迦[1899-1970]）的半页（图二十九），以及有带有题记“汤住心 1962.11.12.”的一页（图三十）先供大家参考。从汤译稿本来看，郭和卿当时也参与了翻译，所以《初步意见》的“汤芗铭等译”的“等”字非常有讲究，并不是随便加上去的。

图二十九

图三十

《初步意见》著录的李有义（1912-2015）根据奥伯米勒（Eugène Obermiller, 1901-1935）英译布敦《佛教史》第二分册（History of Buddhism [Chos-ḥbyung] by Bu-ston, Ⅱ. Part: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Heidelberg: In Kommission bei O. Harrassowitz, 1932）所出的节译本（稿本，36页），以及邓锐龄根据佐藤长（1914-2008）《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卷（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9年10月31日；《初步意见》将出版地误写成“东京”）所收日译本重译的节译本（稿本，1963年），都没有正式刊行。其稿本可能还保存在民族所或私人手中。《初步意见》在著录李译时标出的“IVB”，指布敦《佛教史》英译本第二分册中西藏佛教史部分（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ibet）的章节数（Chapter IV B），由此可见李译应该是只译出了这一部分。顺便提一句，我曾托周运拍摄国家图书馆藏布敦《佛教史》英译本第二分册（索书号：BL1420/B98；条码号：3120029941），在他发来的照片中我发现西藏佛教史部分有一些铅笔批注，多与因明量论有关，比如“量决定译人”、“集量译人”、“量释庄严”（215页）、“法上”（216页）、“集量”（221页）、“集量注”（224页）等，很像是王森的字（后来我自己又去国图调出原书目验过）。此外，国图藏本的西藏佛教史部分还有多处用铅笔标出藏语页码（181-185、201、203、206、210、212-213、216页），可见曾有人（可能就是王森）拿布敦《佛教史》藏语原本与英译本对勘过，而且其所用版本与奥伯米勒所用者不同。

关于佐藤长的书，还有个故事，也见于前引邓锐龄的《九十自述》：

1962年，民族所订立制度，每年要考核成绩。我决定先找一本书翻译，就选择了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当时这部书的上册在王森先生手里，我不好要过来，于是就拿下册来翻译。我对于唐代的吐蕃一点儿都不懂，就根据字面意义硬译，那些人名都是用日本片假名拼出来的，就这样硬译，译得很不好，我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有一次王辅仁同志要借，我没有答应，也没跟他解释。后来认识到，应该解释一下就好了。

邓锐龄这部“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的译稿，其中《总论》第一《古代西藏的制度和文化》后来还是题《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分三次刊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2期（2007年3月）、第3期（同年5月）和第4期（同年7月；附译稻叶正就撰《古代西藏史研究·下卷评介[摘要]》）。邓锐龄在译文后面标注“1962年译，2005年重校一过”。佐藤长翻译的布敦《佛教史》，就是《古代西藏史研究》下册作为附录一收入的日译本（845-873页），其中只翻出西藏佛教史一章有关“前弘期”的部分。邓译稿本的底本既然是佐藤译本，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初步意见》为何将其著录为只翻出关于“前弘期”的部分了。佐藤此书现在已有金伟、吴彦、金如沙的汉语全译（《古代西藏史研究》，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4月初版），日译布敦《佛教史》部分见于579-599页。译者只翻译了日译前面的说明文字，译文正文则保留日语原文未动。书中沈卫荣序、张虎生序以及译者后记都没有提到邓锐龄曾根据佐藤译本重译布敦《佛教史》一事。

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

张建木译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一个正式发行的本子是中国佛教协会于1983年印行的（无出版时间，据张建木《序言》的时间而定；简称佛协版）。佛协版收有张建木写的《简短的弁言》（1963年7月）和《序言》（1983年7月），以及王尧写的《张译〈印度佛教史〉读后赘语》。第二个正式发行的本子是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简称四川民族版），多罗那他名字里的“他”被改成了“它”。四川民族版请了陈庆英作特约编辑，新加入《拉萨版〈印度佛教史〉的刻印后记》（277页）和《觉囊巴·多罗那它生平简述》（木雅·公布撰文，陈庆英翻译，281-29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的“现代世界佛学文库”版（2015年5月第1版）是根据四川民族版翻印的。与佛协版对读，会发现四川民族版几乎每句都有不同，不知是张自己改的，还是别人替他改的。此事在书中全无交代，引用时应注意。

张译多氏《佛教史》，既是佛协交下的任务，也同他在民院的授课有关。据张译《简短的弁言》和《序言》，先是佛协的周叔迦交给他两个多氏史汉译本让他整理，一是寺本婉雅（1872-1940）日译本（丙午出版社，1928年3月）的重译（未提译者姓名），一是陈济博（1899-1994）直接从藏语原本翻的文言译本。周的意思是让张将二译合一，但张觉得它们都不让人满意，再加上他不知该如何将二译合一，于是就决定参考陈译从藏语本以语体文重新翻译。正开始翻时，正好民院约他讲一门有关佛教的课，目的是加强听课者阅读藏语古典文献的能力，于是就商定以多氏史藏语原本为课本，从1963年2月开讲，到同年6月底学期课程结束时（藏研班60级于此时毕业，见下文），只讲到第十五章《圣者龙树护持教法时代》的前半。暑假后继续讲，讲完全书用时约一年。

张建木随译随讲，译好了一部分就打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到1963年7月将全书译完印毕，最后装订成册，并写出《简短的弁言》。《弁言》对译稿陆续印发后才发现的若干问题做了特别的说明，没有对正文再做挖改。这种打字（油）印本，我从孔网先后购得两部，其中一部在王尧先生生前曾经拿给他看过。我还记得他当时用双手把书恭敬地举到额头上轻轻触碰以示敬礼的样子。打印本有封面、《说明》（不计页码）、目录（1-3页）、《简短的弁言》（4-5页）和译稿正文（6-128页）五个部分。封面印有以下六行字（图三十一）：

《印度佛教史》

（汉译稿）

西藏 多罗那它 原著

未定译稿

请勿引用

请勿外传

图三十一

打字油印本和四川民族版一样，都把“多罗那他”的“他”写成“它”。

在佛协版和四川民族版中，《说明》已被删掉。对完整理解成书的过程来说，这篇《说明》还是有用的，值得录出全文（图三十二）：

说明：这分译稿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未定稿，我院借来作语文系藏文研究班《藏文历史名著选》课程的教材。本稿未经原译单位同意时请不要引用，不要外传。

文中（）内的阿拉伯字码是代表原书（拉萨版）的页码。如：（32）是原书第三页下，（51）是原书第五页上，余类推。

图三十二

《说明》保留了四种重要信息。第一，张的授课对象是民院语文系藏文研究班。所谓“藏文研究班”，指根据周恩来（1898-1976）总理的指示（但是王尧在《我所结识的喇嘛》中说“据说是周总理下的手令，我们都没有见过”）在1960年9月成立的“古藏文专业研究生班”，有时也简称“藏研班”。藏研班是中国首次在高等学府开设的藏语专业的研究生班，学制三年，前后一共招收过60级（1960年9月-1963年7月）和61级（1961年9月-1964年7月）两届学生。根据《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五十年（1951-2001）》（征求意见稿，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01年6月）记载（8，22-24，134，136页），60级一共招生二十三人，其中男生十六人，女生七人。所学课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课古藏文，课程题目和授课教师如下：

1、藏文文法 东嘎·洛桑赤列主讲 罗秉芬辅导

2、诗镜论 东嘎·洛桑赤列主讲 罗秉芬辅导

3、公文档案选 土登格机主讲 扎西旺都辅导

4、《因明入正理论》 王森主讲 罗秉芬辅导

5、《俱舍论》 于道泉主讲 罗秉芬辅导

6、《西藏王臣记》 东嘎·洛桑赤列主讲 王尧辅导

王尧《南宋少帝赵显[㬎]遗事考辨》在讲到《因明入正理论》藏译本的那塘版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森（雨农）先生辑有该书的藏、梵、汉会本。未刊。又，对于瀛国公——合尊法宝的事迹发生兴趣最早的是王森先生。1962年他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文研究班讲授因明学，即以此书为教本。笔者承乏辅导。时，王森先生即指出瀛国公——合尊法宝可能是一人。这是他的远见卓识。”（76页，尾注26）王森在藏研班讲《因明入正理论》藏译本时担任辅导的到底是王尧还是罗秉芬，需要进一步确定。

第二类是讲座课，讲座题目和讲座者如下：

1、中国佛教宗派源流 法尊法师讲

2、马列主义宗教观 任继愈讲

3、宗喀巴《缘起赞》 观空法师讲

4、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 张克强讲

61级一共招生十三人，其中男生十一人，女生二人。所学课程亦分两类。第一类是专业课古藏文，课程题目和授课教师如下：

1、藏文文法 扎西仁钦主讲 罗秉芬辅导

2、诗镜论 东嘎·洛桑赤列主讲 罗秉芬辅导

3、西藏历史公文档案选 土登格机主讲 扎西旺都辅导

4、因明学 东嘎·洛桑赤列主讲 车如龙辅导

5、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 张克强主讲 王尧辅导

6、《西藏王臣记》 东嘎·洛桑赤列主讲 王尧辅导

7、《米拉日巴传》 洛桑觉群主讲 谢后芳辅导

第二类为讲座课，“请喜饶嘉措大师、周叔迦先生等作有关佛学知识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多氏史在60级属于张建木开的讲座课，在61级却属于由他主讲，王尧辅导的专业课。

据王尧回忆，藏研班的专业课是以东噶·洛桑赤列（东嘎·洛桑赤列）、扎西仁青（扎西仁钦）格西和土登格机这三位西藏学者为主。与他们的课程配合，另开“佛学讲座”，传授佛学知识，应该就是指讲座课。周叔迦讲的是中国佛教的十宗（或八宗），法尊讲的是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王尧说的“这两次演讲的记录稿都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不准确，因为《西藏前弘期佛教》和《西藏后弘期佛教》早就发表在《现代佛学》1956年8月号和1957年6月号上了，并非“这两次演讲的记录稿”），喜饶嘉措（1883-1968）讲藏文古典文化系列（一作“藏族的佛教信仰”），牙含章（1916-1989）讲佛教信仰与无神论问题（一作“无神论与宗教信仰——党的宗教政策”），任继愈（1916-2009）讲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张建木除多氏史外讲慈恩大师的“五不翻”学说，高观如（1906-1979）讲佛教与中国文化，戴蕃豫（1910-1989）讲佛教与中国艺术，王森除了《因明入正理论》之外讲“清顺治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印解读”（《我所结识的喇嘛》，17页；《我与藏学》，11-12页）。据《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五十年（1951-2001）》（8页），办过讲座的还有季羡林（1911-2009）、柳陞祺和吴丰培。

第二，张以译讲多氏史为课程，课程的正式题目是《藏文历史名著选》。王尧在《张译〈印度佛教史〉读后赘语》里说：“……1960—1963年间应邀在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研究班讲授藏文哲学名著选读一课，即挑选此书作为教材，进行全文（德格版全143页）通本讲授，边讲原文，边译汉语。”这里记述的授课时间和课程题目均有错误。前引张氏《简短的弁言》和《序言》既然明确说翻译起自1963年元月，授课始于1963年2月，所以根本不存在“1960—1963年间”授课的问题。王文所记课程题目“藏文哲学名著选读”，应该是把“历史”误记成了“哲学”。

第三，打印本是民院语文系所制，应该就是《初步意见》著录之本，只是《初步意见》的“一二八页”可能是“一七八页”之误。

第四，译稿所标原书页码来自拉萨版。王尧《读后赘语》认为是“德格版全143页”，应该也是误记。

既然是拿多氏史藏语原本当教材，按理说应该向听课者印发过多氏史原文才是。2021年8月初，我在孔网买到一册打字油印本的《印度佛教史讲义》，正文一百四十六页，内容是多氏史藏语原文的拉丁字转写本，但只到第二十二章《圣者无著兄弟时代》。《讲义》封面印有如下文字（图三十三）：

印度佛教史讲义

〔藏文 拉丁 代字〕

西藏·多罗那它著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教研组翻印

1963·北京

图三十三

从版心印有“藏文历史名著选（藏研教材）”（1-36页；图三十四）、“印度佛教史讲义 六〇、六一级藏研（班）历史名著选”（37-78页）、“印度佛教史讲义 藏研六〇—六一（历史名著选）”（91-122页）、“六〇·六一级藏研历史名著选 印度佛教史讲义”（123-146页）来看，应该就是张建木给藏研班授课时印发的多氏史原文，而且这门课看来是给60、61两级同时合开的。讲义的行间有很多铅笔批注，主要是藏语单词的汉译，可惜不知是谁写的。

图三十四

2022年7月底，我在孔网又拍到一册打字油印本的《印度佛教史》。封面有墨笔写的“印度佛教史（拉丁代字本） 六〇·六一年藏研班合用”（图三十五），书脊有墨笔写的“印度佛教史（六〇六一年藏研班合用）”。正文三百一十五页，不仅包括上述《印度佛教史讲义》，还有从第二十三章《陈那阿阇黎等的时代》到全书结束的《余论》（147-315页；图三十六），是一个首尾完具的全本。不仅如此，书后还附有八十六页的“印度佛教史生词”或“印度佛教史语词注释”（图三十七），这也符合藏研班教材在原文之外印有生词注释的习惯（见下文）。  

图三十五

图三十六

图三十七

另外，这个本子里还夹有一张红纸，纸的上半部分写有以下几行文字（图三十八）：

著者：反动寺庙领主多罗那它

讲者：日本特务张克强

《印度佛教史》

是一部猖狂鼓吹帝国主义的“印度文化圈”的反动谬论的黑书，完全适应了印度反动派实行扩张主义，疯狂反华的需要。在反动学术权威于道泉极力吹捧之下，1963年由日本特务张克强给研究班同学放毒达一年之久。

图三十八

这几行“文革”式的大批判文字，意外地确证了张译是在1963年译讲完成的。

藏研班用过的专业课教材油印本，除多氏史的汉译和原文外，我在孔网见过或买过的还有《六〇年藏研班旧式公文选附录（二上）》（无编印单位和时间）、《六〇年藏研班（二下）历史文献及档案选（旧式公文选）》（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六〇年藏研班（二下）历史文献及档案选（旧式公文生词）》（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以上二书均无编印时间，我从孔网买到的两册是西南民院语文系藏语文教研组的旧藏，封面都有钢笔写的“民族语文教研组 六四[年]、五[月]、十九[日]”，图三十九）、《西藏历史文献档案词汇（初稿）》（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教研组，1963年12月）、《六一级藏文研究班古文教材：古文文选（颇罗鼐传）》（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1964年6月）、《六一级藏文研究班古文教材：古文文选注解（颇罗鼐传生词注释）》（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1964年8月；孔网有以上二书的民族所旧藏本，以及后一种的黄颢旧藏本）、《米拉日巴传（六一级藏研班）》《米拉日巴传生词注释（六一级藏研班）》（以上二书无编印单位和时间）、《西藏王臣记》（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西藏王臣记生词》（以上二书无编印时间，后者还没有编印单位，也没有标明藏研班，但从书名、字体和纸张看应该是藏研班的教材）、《教派宝鬘（六一年藏研班古文补充教材）》（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无编印时间，图四十）等。其中的《教派宝鬘》不常见，也不在上述的课程名单中，藏语正文一共四十页，版心印有“六一级藏研班古文教材（教派建立宝鬘）”（图四十一）。这部书就是第二世嘉木样活佛（1728-1791）所造的Grub-mtha’-rin-chen-phreṅ-ba，有任杰（1920-2011）的汉译本《宗派建立宝鬘论》（1962年初译，1978年重译，1988年重校，未见正式出版），以及台湾陈玉蛟（1952-；后出家，法名如实）的汉译本《宗义宝鬘》（法尔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图三十九

图四十

图四十一

在藏研班，不但专业课印有讲义和教材，讲座课也是一样。以张建木的《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为例，此文正式发表于《法音》杂志1983年第2期到第5期，前面有一篇“附记”，详细讲述了写作和刊发的缘起：

这篇论文是在六十年代为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年而写的，后因故纪念活动停止举行。写成后不久在中央民族学院曾就此论文作了一次学术讲演，当时打印了若干份，发与听讲者并曾寄与海内专家请求指正。那时收到了若干份意见，但还没来得及修改，国内首先是学习紧张，以后又进入动乱状态，意见书也在动乱中遗失，实可惋惜。尤其是陆志韦先生曾就此文中讲音译的部分提出很详尽而可宝贵的意见，但现在也无从吸收了。这次付印基本上未曾改动，一来是我的学问在这一方面并无长进，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相同，有七八年我未曾读专业的书。致我苗而不秀，可慨也夫！二者是我现在健康情况欠佳，发表此文谨请读者指教……

此稿系郑立新先生1973年在佛协储藏室发现，因而得以保存至今。特此志谢。

郑立新发现之“稿”，不知是张建木的原稿，还是“当时打印了若干份”中的一份。2021年8月，我从孔网购得此文的打字油印本一册（正文三十七页），在封面的正题下印有“六一级藏文研究班讲座”和“1964.6”等字（图四十二），可见张建木说的“在中央民族学院曾就此论文作了一次学术讲演”其实就是面对61级藏研班的讲座课，而我买到的正是“当时打印了若干份”中的一份。另外，上文提到的王尧在《我所结识的喇嘛》中忆及的张建木所开讲座课为慈恩大师的“五不翻”学说，应该就是指《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里面详细讲到“五不翻”问题，而住大慈恩寺翻经的玄奘就是“慈恩大师”）。

图四十二

除《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外，当时的讲座课油印本已知的还有法尊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孔网曾上拍一册，封面题“专题讲座 西藏前弘期佛教 六〇六一藏研班”[https://www.kongfz.cn/13875805；2023年5月29日读取]，网上照片的内容与前引法尊发表于《现代佛学》的同名文章完全一样），以及王尧的《藏文大藏经（西蕃字藏）述略》。王文似不太常见，以前仅从王撰《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1978年3月，62页，尾注8）、《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1980年7月，附记）等文中知其刊于1963年，并且内含王氏所辑“管·法成事迹”而已。本文接近定稿时，发现孔网正好上架一册，立刻买下。拿到书后发现正文一共二十页，并无“管·法成事迹”，可能不是全本。封面印有如下文字（图四十三）：

藏文大藏经（西蕃字藏）述略

（藏研班专题讲座）

王尧

1963年4月 拟

1963年6月 修改

图四十三

再回到张译多氏史。从内容和文字来看，佛协版显然直接来自打字本或打字本所根据的稿本，不过佛协版的章题多作“某某（或某某等）的时代”，打字本却多在“时代”后面加上“史话”二字，而且按照印藏书籍的习惯将章题置于每章的末尾。比如图四十四上的“婆罗门罗睺罗时代史话第十四”就是前面几页而非本页的章题，因为本页（49页）下面都是下一章“龙树护持教法时代史话第十五”中的内容。同样是《简短的弁言》，打字本里“这个译本目前的质量已超过现有的中外译本”一句，在佛协版中被改为“这个译本目前的质量已臻信达”，如此改动的原因应该是考虑到喇嘛钦巴（Lama Chimpa）和恰托巴底亚耶夫人（Alaka Chattopadhyaya, 1926-1998）翻译，恰托巴底亚耶（Debiprasad Chattopadhyaya, 1918-1993；此人即黄宝生、郭良鋆译《印度哲学》，王世安译《顺世论》的作者，印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译者Alaka的丈夫）编订的英译本（Tāranātha's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S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70）在打印本发行的1963年还没有出版。张译《序言》在提到英译者时，佛协版作“1970年喇嘛钦巴和卡托帕德哈亚合译由加尔各答大学卡托帕德哈亚教授参照俄文和德文译本校订并增加了许多注释和补充注释的英译本在印度出版”，将夫妇二人以“卡托帕德哈亚”和“加尔各答大学卡托帕德哈亚教授”的形式区分开来。但是，在四川民族版中，这句话却变成了“另外，还有喇嘛钦巴和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卡托帕德哈亚合译并由卡托帕德哈亚教授参照俄文和德文译本校订并增加了许多注释和补充注释的英译本于1970年在印度出版”，显然是将夫妇二人误当成了一人。从这个错误也能看出四川民族版是如何的不可靠，其中的各种改动我很怀疑没有经过张建木的同意。打字油印本中的拉萨版页码，在佛协版中已被删除，只是删得不够彻底，比如在第38页就留有数字“361”。如果没看过打印本（参看图四十四），就会不明白这个半路钻出来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图四十四

嘉木样《佛历表》

第一世嘉木样活佛（1648-1722）所著《佛历表》是西藏佛学史名著。《初步意见》著录的王尧译稿，后来未见正式出版。王尧《述略》油印本在讲到此书时（44-45页）也没有提到自己的译稿。《佛历表》后来有黄颢的译注本，是根据民族宫所藏刻本翻的，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和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编《藏文史料译文集》（1985年7月，89-161页）。孔网现有黄颢译稿上架（https://book.kongfz.com/27877/2842229454；2023年6月30日读取），书于学部民族所稿纸上，有编辑的痕迹，应是从出版社散出的原译稿本。其实早在王尧和黄颢之前，吕澂（1896-1989）就翻译过此书，由于最后未能出版，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闻广、蒋秋华主编，上、下册，“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12月初版）上册收有吕澂致闻宥信十六封（181-199页），在第十二封中吕澂就提到翻译嘉木样《佛历表》（译作《西藏佛教大事表》）事（194-195页，图四十五，图四十六）：

在宥先生：获书藉悉尊况如常为慰。承属续撰前稿，因资料悉留蜀中，一时无从着手，不胜歉然。行箧现有嘉木样Jam-yaṅ shad-pa《西藏佛教大事表》（拉卜楞版）一种，为治西藏学者所必需，久拟整理刊布。如尊意以为合于贵所专刊之用，请函知准备编寄何如？（该表包括丁卯纪元以来七百年间大师行迹、寺院兴建、经籍译撰等事，改排罗马字母，约有前印专刊本七十页左右，外加序言、附录、索引等，可二三十页）附奉《内学院工作总结及计划》一份，即希詧正。专复，即颂撰祉。 弟吕澂顿 十，十。

惠复请寄江苏丹阳公园后二号舍间

图四十五

图四十六

《内学院工作总结及计划》全名《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划》，正式刊发于《现代佛学》第1卷第1期（1950年9月15日，16-18页）的是1950年8月20日的修正稿。我收藏有初稿的油印本，上面印的完成时间是1950年3月20日（图四十七），由此可知提到它的这封信必写于这个时间之后。信中说的“承属续撰前稿”和“前印专刊本”者，指“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于1942年刊出吕澂编校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内含《汉译藏密三书》《藏传中土佛法源流》二种，后者即翻自《土观宗派源流》）之后，主编闻宥邀请吕继续编写《史料集》，吕乃以翻译嘉木样《大事表》应之。根据我刊布的吕澂《自传》（《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吕于1947年6月携子从四川返回南京，筹划重建支那内学院，但一直苦无结果，1948年夏间因感身体不适，乃离开南京去丹阳老家休养，直到1950年年底才离开南京返回四川（见下文）。由此可知此信的写作时间10月10日，必为1950年10月10日，当时吕还住在丹阳老家。吕寄给闻的《内学院工作总结及计划》，既可能是《现代佛学》上的刊本，也可能是初稿或修正稿的稿本或油印本。

图四十七

第八封信（图四十八，190页）中再次提到《大事表》：

在宥先生：惠复敬悉。弟因院友促归，已购好民生荆门轮船票，月杪返蜀。《佛教大事表》稿件，俟返后整理奉寄。弗念，专颂道祉 弟吕澂拜上 十一，十九。

图四十八

此11月19日信中提到因院友促归已购好船票月底返川，与吕澂《自传》“乃于（1950年）11月下旬偕幼儿回到四川”密合，知其应写于1950年11月19日。在写信的第二天（11月20日），吕澂又有致巨赞法师书，里面提到“澂因院友促归，定于本月二十六日由宁搭轮赴蜀”（吕澂复巨赞法师书，1950年11月20日，朱哲编《巨赞法师全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1324页），也可以参考。

《信札手迹》的第一封信（图四十九，182页）为吕澂返川后所写：

在宥先生：惠教敬悉。弟抵院已一月，因料理各事，尚未获暇撰述。《大事表》需俟一个月后方可清稿，不审贵所迩日经济状况如何。原定印刷计划，能无改动否？便希示复为感。专颂道祉 弟吕澂 顿 一，十二。

图四十九

据“抵院已一月”推算，此信当作于1951年1月12日。在《信札手迹》所收吕澂信中，此信撰写时间最晚，却被排在了第一位。

《佛历表》在吕澂写的文章中也被提到过，比如《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现代佛学》1953第8月号，1953年8月15日）：“用汉文重编一部西藏佛学历史（严格的说，应该和佛教历史有好些区别），阐明各种学说的源流和现况，最好更参照嘉木样的西藏佛教史表bstan-rtsis编一个学术年表，作为附录。”吕译稿本可能还保存在金陵刻经处。

刘立千译《玛尔巴译师传》

《初步意见》说“《玛尔巴译师传》，刘立千节译，载《康藏研究月刊》第一至二十二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不够准确和详细。《康藏研究月刊》（简称《月刊》）是康藏研究社的社刊，该社由谢安国（1887-1966）、任乃强、刘立千等人成立于1946年7月，以研究康藏地区语文、史地、政教等为目标。发起人中不乏佛学、藏学名家，比如吕澂、法尊、王恩洋（1897-1964）、张怡荪（张煦，1893-1983）、闻宥、韩儒林、杨质夫（1906-1980）、欧阳无畏（1913-1991）、祝维翰（1911-1983）、郭和卿等。王恩洋在《月刊》第4期（1947年1月31日）发表的《对康藏研究之期望》，有提到吕澂的地方，值得录出：“曾闻友人吕秋逸先生言：英人之侦查西藏也，凡山川之高度深度，原野之广袤，靡不精悉，不失黍米[絫？]。藏人禁英人照像测量，英人则伪为旅行者，以其所持手杖刻画分寸，随行随记，即已量其高远之度而罔差谬，归为地图，其精详非吾汉人所能梦见矣。故今治西藏地理者，还须远求教于英人。”吕澂所提“伪为旅行者”的“英人”，不知是不是指十九世纪下半叶被派去秘测西藏地理的印度辛格（Singh）兄弟（伍昆明《英印测量局辛格家族兄弟非法秘密探测西藏的活动》，《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321-340页）。

刘译在《月刊》最初发表时，原题《玛巴译师传》，并非《玛尔巴译师传》。其译刊详情如下：

第1期，1946年10月30日，8-12页

第2期，同年11月30日，17-29页

第3期，同年12月31日，13-24页

第4期，1947年1月31日，18-27页

第5期，同年2月28日，27-31页

第6期，同年3月31日，17-27页

第7期，同年4月30日，23-28页

第8期，同年5月30日，21-27页

第9期，同年6月30日，17-27页

第10期，同年7月31日，22-24页

第11期，同年8月31日，20-24页

第12期，同年9月30日，7-12页

第13期，同年10月31日，10-15页

第14期，同年11月30日，11-18页

第15期，同年12月31日，13-19页

第16期，1948年1月31日，18-25页

第17期，同年2月29日，27-29页

第18期，同年3月31日，16-21页

第19期，同年4月30日，18-25页

第20期，同年5月30日，15-20页

第21期，同年6月30日，12-18页

第22期，同年7月30日，5-9页

《初步意见》还提到任乃强节译的《德格土司世谱》“载《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其译刊详情如下：

第13期，1947年10月31日，15-23页

第14期，同年11月30日，19-30页

第15期，同年12月31日，第19-25页

第16期，1948年1月31日，第11-18页

附带说一下，《初步意见》著录的刘译《弥拉热巴传》的稿本（西南民院藏）和民族所的复制抄写本（1962），笔者均未见到。刘译后来改题《米拉日巴传》正式出版（桑杰坚赞著《米拉日巴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后收入“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刘译以及《初步意见》著录的王沂暖翻译的《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乳毕坚金著，商务印书馆，1949年12月初版），均不难见到，这里不再细说。

《西藏古碑铭集》

有关西藏古代史真正的科学研究，除了对传世历史文献的探讨之外，主要是由对两类史料的解读和翻译奠定的。第一类史料是西藏古代碑刻，如藏王墓碑、纪功碑、盟誓碑等。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杜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亦译图奇等）的《吐蕃王墓》（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Serie Orientale Roma I,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 1904-2000）的《拉萨古代历史文告与拉萨碑铭上的唐穆宗与彝泰赞普的盟约》（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and the Mu Tsung/Khri Gtsug Lde Brtsan Treaty of A.D. 821-822 from the Inscription of Lhasa, London: Luzac and Co., Ltd., 1952；收有《拉萨雪碑》和《唐蕃会盟碑》的校译本，我从孔网买到过民族所藏本）等。第二类史料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史籍写本。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巴考（Jacques Bacot, 1877-1965）、杜散（Gustave-Charles Toussaint, 1869-1938）和托马斯（Frederick Thomas, 1867-1956）用法语出版的《敦煌出土西藏历史相关文献》（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1940-1946）等。《白史》称赞第二类史料为“内容重要，根基稳妥，犹如黄金之地，为吐蕃王时代藏人自己所写，而未经改窜者，在将近千年的漫长时期长眠于沙、石之下的古老文件”（傅译，25页）。其实第一类史料又何尝不是“内容重要，根基稳妥”。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就是较早综合利用两类史料的成功尝试。

《初步意见》列出的1961年拉萨打印本《西藏古碑铭集》（共二十三页），就是对第一类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的翻译和介绍。我没有见过带有这个书名的打印本。不过，我从孔网拍到过一沓打字（少数西文藏文及汉文为手刻）油印本（图五十），内含《桑叶寺金石文字记载吐蕃历史文献》（1页）、《桑叶大誓》（2-3页）、《第二诏书》（4-5页）、《藏王赤德松赞建立噶仲寺的诏书》（6-8页），一共八页，一式两份，没有封面。我很怀疑这沓油印本就是《西藏古碑铭集》。原因有二。第一，内容全是译自杜齐《吐蕃王墓》所收碑铭的英译部分，这与《初步意见》所记《西藏古碑铭集》“主要”参考杜齐该书“英译部分碑铭译”完全符合。第二，用纸和字体与本文介绍的西藏调查组在同一时期打字油印的其他文件近似，所以很可能就是1961年的拉萨打印本《西藏古碑铭集》。不过我买到的不是二十三页，而是只有八页，可能是残本。

图五十

既然说《西藏古碑铭集》“主要参考”杜齐之书，说明可能还有杜齐一书之外的内容。常凤玄（玄亦作铉，1927-2007）在《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237页）中提到自己调查吐蕃时期工布摩崖古碑的经过：

我参加西藏自治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藏工作期间，于1961年2月前往进行调查，曾据拍摄、试拓和抄录的材料，初步译为汉文，编入《吐蕃金石文献》资料中，当年曾由调查组打印散发。此后，调查材料散失殆尽，多次拟再行复查，迄未如愿。

文中这句“编入《吐蕃金石文献》资料中”，文气似嫌不够贯通，既然书名已有书名号，似不宜再加“资料”二字。如果去掉书名号，成为“编入吐蕃金石文献资料中”，文章就显得通顺多了。所以，我很怀疑书名号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编辑加的，常文原作“吐蕃金石文献资料”，具体所指就是1961年编印的《西藏古碑铭集》，只不过作文时已相隔二十多年，常已记不清“当年曾由调查组打印散发”的这个资料的具体名称，所以就泛泛地写成“吐蕃金石文献资料”。

我藏有一种《西藏林芝摩崖碑文》，内有常文研究的工布摩崖碑文的照片四张和抄（钞）录本两份，装于牛皮纸袋中（图五十一）。照片含碑文的外景一张，内景三张，为西藏自治区农牧局李超群于1960年拍摄。抄录本一为佟锦华（1928-1989）于1960年用藏文草体字抄写（共三页），一为常凤玄于1961年用楷体字抄写。常抄本是用复写纸抄的，一共三页，含封面一页和碑文二页。封面中部有藏汉双语标题，汉语标题作“工布地区达雍中增乡古藏文碑文”，下部有汉语题记“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1.2.8.于林芝”（图五十二）。这份资料出自民族所档案，是我从孔网拍到的。

图五十一

图五十二

我同时拍到的还有一本作为“内部资料仅供参考”的打字油印本《西藏各类历代史表》，是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2年2月编印的（图五十三），也是属于当时编印的同一批资料。这本《史表》除封面外一共十五页，内含《吐蕃王朝世系表》（1-2页）、《萨迦王朝世系表》（3页）、《帕莫主巴王朝（第司王朝·乃东王朝）世系表》（4-5页）、《噶马王朝》（5页）、《达赖世系表》（6-7页）、《班禅世系表》（7-8页）、《清代历任驻藏大臣一览表》（8-12页）、《明末以来历任藏王及摄政一览表》（12-14页）、《萨迦派前五世世系表》（14页）、《各大寺创建年代表》（15页）和《固始汗世系表》（15页）。

图五十三

李有义译《吐蕃诸王陵墓考》

与古藏文金石铭刻有关的汉译，除《西藏古碑铭集》外，《初步意见》还列出李有义和王忠（1921-1999）的译稿。王译内容不详，仅说是“据外文书刊所载碑铭原文”译出，所谓“外文书刊”者，应该不出杜奇、黎吉生等人作品范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初步意见》著录的常任侠（1904-1996）《拉萨“唐蕃会盟碑”的盟文与建筑》（《现代佛学》1959年11月号）一文使用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藏语部分的汉译就是采用王忠的译文（“此碑藏文过去无汉文译本，今得王忠先生译出，四面刻文，俱可通读了”）。

至于李译，《初步意见》明确说是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的译本，还给出翻译年代（1962）和译稿页数（一百二十七页）。李译稿本未见，后来也未正式出版。我从孔网买过一本刻（西语藏语部分是手刻的）打（汉语部分是打字机打的）油印的《吐蕃王墓》，正文一百一十六页，封面题“吐蕃王墓 西北民院少语系 藏文教研室翻印”（图五十四），但内页却题作《吐蕃诸王陵墓考》（图五十五）。从内容看，此书正是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的全文翻译，内页书名也和《初步意见》所记李译题名一致，只是未署译者姓名和印行年代。既然说是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少语系）藏文教研室“翻印”，似乎说明该译此前并未停留在稿本的阶段，而是也曾（在内部）印行过，只是这个更早的印本目前还无法见到。我很怀疑这部书就是李译，但缺乏过硬的证据。顺便提一句，图奇此书另有民院藏族研究所阿沛·晋美（陈庆英的同学）于1982年4月完成的汉译本，题为杜齐著《藏王墓考》，收入《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1983年3月，1-33页）。

图五十四

图五十五

王静如译《敦煌古藏文史料》

《初步意见》列出的王静如、王忠和傅师仲对巴考等三人所编《敦煌古藏文史料》的翻译，就是对第二类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的翻译和介绍。王忠译稿虽然未见，但在他所写《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等中使用过自己的译文，从中可以略窥一斑。至于傅师仲的译文，则情况不明。王忠和傅师仲的译文都未单独刊行，已刊的如王忠译文也都是片段的，只有王静如不但将全书译出，还在内部发行过刻字油印本。

油印本的存在有很多记录，其中以黄颢写的《中国关于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四川藏学研究（四）》，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最为准确和详细：

几乎大约与王忠先生前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教授，于1957年着手直接从法文释译巴考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从序言到正文均译，由常凤玄先生协助译校藏文。并据此为民院藏语班开讲。同时王静如先生据巴考本所译资料，撰写了论述吐蕃是奴隶制社会的论文，发表于中国民族研究期刊（内部本）上。本文将此汉译稿《吐番[蕃]历史文书》带到拉萨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并于1961年打印成册，同时散发组内外有关同志。该印本质地粗糙，校对不甚精，多有错漏。但该打印本仍是由法文直译的版本（即法译汉）。使读者对《吐蕃历史文书》有了较全面地概括认识。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吐蕃历史文书》都是《敦煌古藏文史料》的异译。从黄文可以看出，他“本人”（文中作“本文”，不通，可能是“本人”之误，也可能是“本文作者”的脱误）就是制作这个油印本的主要推动者。

与王静如和柳陞祺合著的《藏族史讲稿》油印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7年3月）一样，《敦煌古藏文史料》油印本也不常见，我在孔网等了很多年才在2023年2月买到一册。从书名（《敦煌古藏文史料》）、汇编单位（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行时间（1961年3月）、地点（拉莎=拉萨）（图五十六）以及页数（一百零七页）来看，正是《初步意见》著录的拉萨复制打印本。在封面的背后一页还列出采用的三种资料，一即《敦煌古藏文史料》本身（简称“巴书”），二为陶玛斯《新疆古藏文史料》（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的纪年部分（简称“陶书”），三是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简称“王书”；图五十七）。为方便了解这三种资料在全书中的分布，抄写全书目录如下（图五十八，图五十九）：

第一部份 纪年

一、纪年 1—21

二、纪年续编 22—23

三、纪年再续 24—27

四、纪年补编 28—30

第二部份 世系

一、赞普世系 31—33

二、论·尚世系 34—37

三、诸侯世系 38—39

第三部份 传略

一、聂墀赞普传略 40—40

二、止贡赞普传略 41—44

三、达布悉若即传略 45—47

四、囊日伦赞传略 48—54

五、松赞干布传略 55—56

六、松赞干布与大臣会盟 57—60

七、墀都松、墀德蹜赞传略 61—63

八、论·钦陵与唐将盟战 64—65

九、墀都松与大臣庆功唱和 66—72

十、墀松德赞传略 73—74

〔十、附〕赞普（松赞干布？）与大臣庆功唱和 75—81

附录之一 译者原序

一、总序 82—83

二、纪年序 84—86

三、纪年续编、纪年再续序 86—88

四、世系序 89

五、传略序 90—91

六、传略分章和提纲 92—93

附录之二 敦煌古藏文史料摘译

第一部份纪年

一、纪年 94—97

二、纪年再续 97

第二部份 世系

一、赞普世系 98—99

二、论·尚世系 100

三、诸侯世系  101

第三部份 传略

一、聂弃赞普传略 102

二、支弓赞普传略 102

三、达布聂西传略 103—104

四、朗日论赞传略 104—105

五、松赞干布传略 105

六、弃都松赞传略 106

七、弃隶缩赞传略 106

八、弃松结赞传略 107

图五十六

图五十七

图五十八

图五十九

目录中的“纪年补编”全部来自陶书。“附录之二 敦煌古藏文史料摘译”全部来自王书，这也就是《初步意见》为何特别强调“并辑入王忠部分译文编印”的理由。剩余的主体部分都是巴书。顺便提一下与王忠有关的事。我从孔网买到过一册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王启龙、阴海燕著《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39页将“民族志教研室”误写成“民族教研室”）于1964年1月刻字油印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索引》（图六十；封面和书中所钤“贺文宣印”被划掉。贺生于1933年，是1960级藏研班的毕业生，任职于西北民院），也属于和十七年时期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研究有关之物，其中的《前言》详细讲述了该书编印的缘起和经过：

本索引是为阅读《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王忠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一书提供方便而作，内容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和部分藏族专有名词。索引的初稿由我室王辅仁同志编成，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常凤玄同志校对了初稿，并作了部分补充，我系中国史教研室苏晋仁先生也曾帮助查对资料，提供意见。因此，这个索引是在各有关单位的协作下编订出来的。由于时间仓促，在索引的编校过程中，缺乏材料的详细核实，同时，编订这样的索引，在我们还是初次尝试的一项工作，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使用它的同志们提出意见，以便今后改正。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

1964年元月

图六十

再回到巴考等人的书。巴考在《总序》里交代了两位合作者以及伯希和的贡献，颇为重要。现将王译《总序》抄录如下（图六十一，图六十二；第二页每行的右端在印刷时缺了两字，我按照残留的笔画和文义在方括号[]中尽可能做了还原）：

一、总序

（巴书5-6页）

本书所发表的几个不同的藏族吐蕃编年史（即吐蕃史记）依现在所知，应当是多淩（rdo -riṅ）石刻和八世纪拉萨碑文以后，用藏文书写的最古的藏族历史文献了。把这些文献初步译成法文是从1922年着手的，也就是编写国立图书馆之藏伯希和（P. Pelliot）所获藏文书写手卷暂编目录的那一年。在初步翻译工作中，如果没有西藏学者甘钦顿珠（bka’-cen-don-grub）先生的协助，可能竟无所成就。编年史中的藏语实在太古了，它充满着已经不用的死语和不明的专名。就连这位编校藏文古语集（li-shi-gur-khaṅ理希古康）的甘钦顿珠先生也承认他自己对于某些存疑的部份也不能解决。这就是第一次译稿文所以被认为太不成就，而未能出版的原因。十五年后就商于翻译藏文帕玛唐易（Padma-thaṅ-yig）的杜霰（Ch. Tous[s]aint）先生。这些编年史的文献价值，使他觉得写卷有重加精密研究的必要，并应取得英国印度部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de l'india office）馆藏同一来源的写卷由陶玛斯（W. Thomas）多年以来译就的译本的支援。就在这样双重协作的机会下，敦煌旧藏藏文编年史吐蕃史记的译本终于出版了。

杜霰先生的工作是校订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所藏编年史初步法译文的疑难部分，并对其间未能译出的空白字部分差不多作了全部的补充。写卷的艰深难懂更吸引了杜霰先生的兴趣，而没有使他灰心。当我们对每一句藏文的理解不能一致时，总是经过长久时间的讨论，然后得出最后的协议。用我们自己编年史把翻译重加推敲，并参照陶玛斯伦敦藏文文献的英译，终于使我们获得了满意的解释，至少也得出了合理的假设。关于不能确定的部分，我们在注中把它记出来。

长篇的编年史史传中的诗唱译文，主要是杜霰先生的劳绩。他精心的保留了诗歌中的一定韵律而又没有脱离原文的含义。就翻译诗歌来说，如果译成散文，首先就是对原作不忠实，失掉他的精神实质。其次翻译诗歌中的中世[纪的]某些词汇时，杜霰先生觉得能够帮助了解史传中的某些词汇。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与其说是对于文字作了钻研，倒不如是把翻译接近了原文。〔杜霰[先生]故于1938年10月。他的工作结束了，手稿交给了出版者。〕

吐蕃纪年写卷既然绝大部分藏在伦敦，最好是在英国出版。陶玛斯先[生本]人就是印度部图书馆馆长，他曾热情的把写卷提供我参考，后来他自己也[著书]翻译了。他还愿意让我们把这一部分史料编入这些历史文献的整体中。让[我们]来对他的这一学术贡献表示感谢吧。这一贡献，使得同一来原的，同一旧[？？]的却又极为分散的写卷合成一种出版物了。

我对于法国科学院院士伯希和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他情愿给我们校[阅译]稿并对人物或外族称号的鉴定作出了指示。

巴考（Bacot）

图六十一

图六十二

序中所提甘钦顿珠编校的“藏文古语集（理希古康）”，即所谓《丁香帐》。1961级藏研班的安世兴（1936-2021）是专门研究《丁香帐》的，编著有《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民族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和《评介古藏文词书〈丁香帐〉》（民族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在《科学研究报告文集（1961级藏研班）》中收有他写的《古藏语词汇〈丁香帐〉一书评介》（《评介古藏文词书〈丁香帐〉》将此文误引为《试谈古藏文词书〈丁香帐〉》）。杜霰翻译的“藏文《帕玛唐易》”（Le Padma Tang Yig, 1933），就是《初步意见》著录的孙景风（“风”误作“峰”，生卒年不详）留有译稿的《莲花遗教》，也有翻成《莲师遗教》的。所谓“莲花”或“莲师”，就是西藏佛教的创立者之一印度上师莲花生（Padmasambhava）。《初步意见》说“据于道泉先生介绍此人先在北京菩提学会，一九五六年后在上海文史馆”，基本符合孙景风的情况（参看孙景风与郭元兴合译《西藏传本印度古代医经》[上海市卫生局，1957年5月第1版]前面上海市卫生局的《前言》[1957年5月]和孙本人写的《翻译缘起》[1957年1月]，及上海文史研究馆官方网站中的孙景风网页：https://wsyjg.sh.gov.cn/detailpage/gyml-1190.html）。

石泰安校《拔协》

以上所谈均为《初步意见》的第一部分“国内已经翻译的藏文史料”，下面简单谈谈第二部分“今后计划重点翻译的项目”。这个部分只是列出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历史文献的刻本、抄本、油印本、欧美刊本及藏书单位，作为将来翻译和研究工作的指南。这些文献后来出的译本，因为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以内，所以不再进行罗列和解说。这里只就我见过的几种计划翻译的历史文献的翻译底本，尤其是其中的油印本稍作介绍。

以《巴氏语录》为例，书名亦译《巴协》或《拔协》，《初步意见》指出有三个翻译底本，即民族文化宫藏传抄本，民族所藏民院据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校勘本的油印复制本，以及西藏调查组据西藏传抄本的油印复制本。王尧《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也著录了三个本子，即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抄本、石泰安本和民族所藏油印本，前两种与《初步意见》的前两种内容一致（但未提石泰安本的民院油印复制本），第三种不知是不是西藏调查组的油印本。据佟锦华（1928-1989）和黄布凡（1933-2021）《拔协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的《译序》（第1页），民族出版社于1980年6月初版的《拔协》藏语本（汉文书名题为《巴协》）就是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的抄本为底本，并参考另外两种西藏的本子校勘付印的。

民院据石泰安校勘本的油印复制本，我在孔网见过几部（可惜未能买到），其一为民族所旧藏，封面印有如下文字：

藏语书名（略）

拔协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

系藏语教研组编选

1963 · 北京

里面的书名页基本是复制石泰安原书的封面和书名页（图六十三，图六十四；国图藏本），并将其翻译成汉语（“石泰安”被写成“史泰安”）：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TEXTES ET DOCUMENTS

           I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s

sBa-bžed

R. A. STEIN

PARIS 1961

（法）汉学研究所丛刊/正文及文件

桑耶古代编年史——《拔协》

藏文正文编辑及法文摘要

R. A. 史泰安

巴黎 1961

图六十三

图六十四

石泰安全书由引言（introduction）、提要（résumé）和藏语抄本影印三部分组成。油印本将引言和提要译为汉语，最后附根据石泰安影印本刻印的《拔协》藏语原文。据邓锐龄《九十自述》后面所附《邓锐龄先生作品目录》，译文类第一种即“《1961年重印〈巴协〉——桑耶古代编年史的引言及提要》[法]石泰安著（中央民族学院1963年印《巴协》）”，如此看来民院1963年油印复制本中的汉译文应是出自邓氏之手。另外，邓氏作品目录译文类第二种是“《西藏的文明·跋》[法]石泰安著（1963年译，未刊）”，翻的是前一年刚刚出版的石泰安的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1962）。下面根据我从孔网买到的甘肃人民出版社藏文编译室1980年（根据书前《说明》的写作时间[1980年元旦]）的翻印本将引言的汉译全部录出（凡是与原文有明显不合的地方均在方括号[]中标注出来），所引西文和藏语的文句根据石泰安的原文做了一些订正：

引言

《拔协》〔sBa-bžed或rBa-bžed〕一书，据已佚的原本，得名于巴氏家族〔sBa或rBa〕的赛囊〔gSal-snaṅ〕大臣所撰。赛囊，在尺松德赞〔Khri-sroṅ lde-bcan〕（约在八世纪）在位时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其声名与同族的另一成员——拔氏家族的修道者桑希〔Saṅ-çi〕相埒。本书的主要记事本来应是赛囊直接的见闻〔témoignage, bžed〕。这部分记事构成后来一些编年史，如《布顿史》、《霸卧祖拉程哇编年史》〔dPa’o gCug-lag phreṅ-ba〕等记述的依据。

正如我们在末页谈到的，目前被介绍而印出的这篇正文〔texte〕是被认为“正式的〔officielle, žabs-brtag-ma〕增广本”的。本文在第七十一——七十二页[石泰安原文作“六十二页”]上谈到原本《拔协》的结束，并在第七十六页[石泰安原文作“六十五页”]上谈到正式本《拔协》的结束。杜齐〔M. Tucci〕指出，传说本书有三种不同的编辑本〔rédactions〕，一为长篇，一为中篇，一为短篇（Minor Buddhist Texts, Pt.Ⅱ, Rome, 1958, p.17, n.1）。《如意宝树》（松巴堪布一七四八年著）〔dPag-bsam lǰon-bzaṅ, Sum-pa mkhan-po; 1748〕在议论各古代历史家的历史时间分歧上表示自己的看法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无疑的讲地正是这些传本：

“（这些编年史）的大部分的蓝本是《拔协》〔Mi sPa-bžed〕一书。这书是关于桑耶寺〔bSam-yas〕（创建）的记述，为赛囊和桑希等人所著，被分别保存在喇嘛、赞普和大臣们手中，人们对它屡次增加或消删一点。这就是三种（著述或书名）：即《喇协》〔Bla-bžed〕（给喇嘛写的）、《杰协》〔rGyal-bžed〕（给赞普写的）和《拔协》〔sPa-bžed〕（给大臣或拔氏〔sPa〕写的）的来源。其后晚出的若干本子〔Textes〕或长或短地都是从这〔三种书〕里出来的。”（Ed. Das, Pt.Ⅱ, p.155-156=xyl.fol.101a; idem, p.383=fol.242a.）

在隔着稍远的地方（éd. Das, p.157=fol.102a），同一作者在论及朗达玛〔Glaṅ-dar-ma〕和奥松〔’Od-sruṅ〕时引证一段原本〔《pur》〕《拔协》〔sBa-bžed gcaṅ-ma〕。

现在这一译本终结阿底峡〔Atiśa〕的来到西藏。那么它的成书当在十一世纪末以后。黎吉生（M. Richardson）估计应在十四世纪末（Ancient Historical Edicts at Lhasa..., London, 1952, p.4 et n.2）；赖里赫估计可能出于十三世纪中的一位噶当派喇嘛之手（据口头材料）。

作品的名称并非一直象现在（至少在1748年时）所记的这样。《王统记》〔rGyal-rabs〕（1508年？）引用过它，书名作《桑耶寺诰》〔bSam-yas kyi ka-chigs, fol.92〕，但《王统记》的记事，至少在它的现存版本中，比起现在这本《拔协》的记载，佛教色彩要更加浓厚。另外，在1645-1665年，霸卧祖拉程哇〔dPa’o gCug-lag phreṅ-ba〕（所著之《智者喜筵》）曾引用本书题目为《拔协，一名桑耶寺详志》〔le Grand Guide de bSam-yas〕（见第七卷，第八十九页下，原文：“对《桑耶寺详志》称为《拔协》。”〔chap.ǰa, fol. 89b: bSam-yas kyi dkar-čhag čhen-mor grags-pa rBa-bžed.〕

这本小编年史所以重要有几项理由。这里关于史实事件的记叙，比较至今所知道的后出的诸编年史更加详赡，后者都已有所节略。文章的风格和词汇是显著突出的，值得语言学家注意。西藏社会学家和西藏历史学家在本书内可以找到有趣味的史实。

这里印出的手抄本，是黎吉生在拉萨请人用楷体字抄录的，它所以被选为底本，是因为它抄的清晰，易于复制。但不免些正字法上的错误。我们已经取所藏另一抄体字抄本与之对校。只有一些具有意义的异体字被留下来，这些字印在正文之下（注：因条件所限，未能打印。——翻印者），并注明所在页、行。

本书的得以印出，只能感谢黎吉生和杜齐两位先生的慷慨，他们友谊地寄给我〔书的〕小型膠片，并且准许出版。谨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还要对拉日夫人〔Large〕表达我的谢意，因为她在我的指导下，承担起本书索引的编制工作。

史泰安〔R. A. Stein〕

佟锦华和黄布凡开始译注《拔协》用的就是民院1963年刻印的这个油印本（《拔协译注》，《译序》，6-7页）：

现在我们这个译注本，最初是依据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根据石泰安影印本刻印的油印本译注的。……

藏语文教研室于1963年，曾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邓锐龄同志将这个影印本中石泰安的引言及内容提要译出。这对我们理解《拔协》无疑有所帮助。在翻译过程中，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烈、钦饶威色、贡布等三位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藏学专家王森教授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石泰安于1946年到1949年来华游学并任教期间，曾加入康藏研究社成为社员。在《康藏研究月刊》第16期（1948年1月31日）末页（32页）“本月份收入揭晓”中，有“石泰安先生汇来社费十万元”的记录。

余论

在《初步意见》计划翻译的项目中，第十种《安多政教史》有西北民院复制打印本。王尧《述略》著录有此书分为三卷的西北民院油印本，应该就是这个复制打印本。我在孔网见过此书多部，分上中下三大厚册，是西北民院翻译科印的。我买到过一本下册（民族所旧藏），其卷尾记有印制的时间（1958年1月，图六十五，图六十六）。

图六十五

图六十六

第十四种为衮却伦朱等著《增续教法源流》。此书即刘译《续藏史鉴》附录《本书参考西藏典籍目录》中的《增续正法源流》（刘译《绪言》亦作《正法源流补遗》）：“全书一函，上卷为宝顿成所著，下卷为觉满所续，书成于清初，乃宗教历史之书，内亦附有西藏大德生年卒年考，与白琉璃所说略异，可资对勘。”宝顿成和觉满分别是Dkon-mchog-lhun-grub和Saṅs-rgyas-phun-tshogs。《初步意见》的衮却伦朱就是宝顿成，所等者即觉满。王尧《述略》译为《宝天成教史》，宝天成即宝顿成，觉满被王尧译为佛满（油印本，37页）。“白琉璃”即刘译《参考藏籍目录》中的《浦派历书百[白]琉璃解》（刘译《绪言》亦作《白琉璃历法》），也就是《初步意见》计划翻译的第十九种《白琉璃历史年表》。

（本文在文字辨识和史料辨析方面还得到过艾俊川和宋希於的帮助，附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