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第一城”：广州足球的百年兴衰

广州足球近代史图 / 制图：艾少军

纵观历史，广州多次开创了中国足球之先河。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这实属情理之中。近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列。作为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五提到：“谁先富裕了，谁就先拥有了‘锻炼身体是生活必需品’这个概念。如果说你连吃饱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你要求他去锻炼身体，那是天方夜谭。”62岁的他历经广东足球的发展与变迁，“广州是全广东率先富起来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广州人民富裕了以后，他一定会去寻找全世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体育项目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于是足球首当其冲。”

经济的富庶使足球这项运动在广州落地生根，而它的发展壮大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息息相关。商界与政界的许多人士关心、支持着广州足球，这在足球场地的建设上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广州的许多体育设施已被严重破坏：广州东较场体育场被占用，大佛寺足球场、东园足球场、粤秀足球场荡然无存。为复兴广州足球运动，由银行界的侯澄滔发起，梁少芝赞助，在十三行的废墟(今文化公园中心台附近)上修建足球场。随后西湖路警察足球场建成，东较场体育场修复。

建国后，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十分重视体育事业，在他的倡议下，自1953年起，越秀山人民体育场、洪德足球场、宝岗体育场、西村工人体育场和荔湾体育场先后建成，并开放给民众使用。这个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而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有领军人物挺身而出，挑起广州足球的大梁。抗战期间，“球王李惠堂”多次于广州地区举办义赛，并将募捐所得款项购买飞机、军械、汽车等支援抗战，慰问抗日官兵；20世纪7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教头苏永舜帮助广东队问鼎第三届全运会，拿到广东历史上的首枚足球金牌。凭借着在地方队的出色表现，他随即接过国家队的教鞭，他所带领的那届国家队被称誉为“最具观赏价值”的中国队；70年代以来，容志行、赵达裕、陈熙荣、古广明、彭伟国等一个个令广州球迷耳熟能详的名字激励着这座城市坚守足球梦想。

在砥砺前行的过程中，广州足球形成了独特的足球流派，而其中最为闪耀的瑰宝莫过于“南派风格”。1925年，适逢省港大罢工，香港的华人球员纷纷回到广州工作或学习，并将香港华人球队注重技术短传、边线进攻的打法传播开来。这种技战术有利于规避广州足球运动员在身高、力量上的落后，发扬其灵活、善于思考的特点，所谓的“南派风格”由此流传。

“南派风格”注重打磨球员的基本功，强调以思维、技巧而非身体素质取人，强调轻灵快捷的踢球方式和讲究地面配合的球路。这种与现代足球倡导的传控风格颇为吻合的理念，贯穿了广州足球自青训、选材直至战术部署、场上打法的方方面面。在中国足球市场化运作之前，在那个球员间流动并不频繁的年代，广州足球展现出了鲜明的技术风格，于国内外赛事中屡创佳绩。

除却技战术上的超越与突破，广州足球更在体制建设方面将这座城市敢于革新的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广州日报社体育新闻中心主任陈伟胜甚至将其形容为：“足球体制创新的影响意义远超体育范畴，甚至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他所提到的体制创新，还要从“白云模式”开始谈起。

1984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以每年赞助20万元的条件与广州市体委签约，联合组建广州足球队，并将该队改名为“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体协足球队”（简称“广州白云足球队”）。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支企业与政府合办的足球队就此诞生。

“白云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体现着“官办民助”的“万宝模式”以及彰显“民办官助”的“佛山模式”先后出现。民营企业对于广州足球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89年1月，广州市体委与白云山药业公司签订协议，扩大白云足球队为足球俱乐部，统管一、二、三线队伍，以利于队伍的衔接。白云足球俱乐部更是打破队员集中住宿的一贯制，实行球员生活自理的走训制，引发了当时中国足坛的一次地震。

八年磨一剑，广州队终于在1992年收获了甲A联赛亚军的硕果，这也是广州在专业队时代取得的最好战绩。

百年以来，依托于南粤大地孕育出的深厚足球文化，历经浮沉的广州足球始终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1994年，中国足球正式迎来职业化改革之时，广州已经做好了准备。

兴三载，败三载——当足球城几乎告别足球

1992年，在中国足球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时年6月23日至27日，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同年，广州与大连一起获评为中国仅有的两个足球特区。次年1月8日，广州市体委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联手广东太阳神集团，正式成立了中国首家股份制职业足球俱乐部。18天后，“广州足球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广州正式挂牌成立，广州的足球体制改革迎来了高潮。

在1994年，改制后的甲A元年，广州太阳神摘得联赛亚军，队中的胡志军、彭伟国、周穗安分获金靴、金球、最佳教练三项大奖。不仅战绩斐然，俱乐部在经营方面也颇有建树。

时任俱乐部总经理的刘孝五回忆道：“当时的俱乐部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虽然说是买下了这支球队的50%的股份，但是‘太阳神’企业不用花一分钱”。那么资金从哪里来？陈伟胜给出了答案：“俱乐部收入三分之一来自门票（190万元），三分之一来自广告（150万元），三分之一来自电视转播版权（140万元）。”这种接近于欧洲职业俱乐部的“三三三”造血模式是领先于时代的。

广州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进程中再度发扬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1995年，太阳神宣布主帅周穗安离任。外界舆论惊呼：太阳神集团何德何能，竟然敢炒掉“国家干部”？同年，主场落户于广州的广东宏运队以近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引进黎兵、马明宇两位国脚，主帅陈亦明则被扣上了“人贩子”的高帽。这些在如今的足球世界中稀松平常的市场行为，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无异于激起了滔天巨浪。

1996年，广州足球迎来了全盛时期，这座足球城迎来了1/4中国顶级联赛的球队。在全广东范围内，甚至有五支甲级联赛的队伍落户（甲A组的广州太阳神、广东宏远、广州松日、深圳飞亚达；甲B组的佛山佛斯弟）。当年广东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档节目，名为《甲五风云》，至今仍为许多老球迷们所津津乐道。

但这档节目只维持了一年时间，究其原因，用刘孝五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足球走偏了方向。”他指的是1990年代末，足球联赛中出现的“国进民退”潮，各地大型国企受地方行政的意志趋使，争相入主俱乐部。它们不计成本的投入，令广州太阳神等民企俱乐部望尘莫及。“市场变成了市长，不好玩了。天津队就是刚上来就拿出一百三十多万美金到巴西挑了三个球员。当年一百多万美金是很恐怖的是吧？然后主教练说这是水货，不要了，一百多万就浪费了，于是再花一百多万又买三个。”刘孝五感到无奈，“国有的垄断企业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就没有公平可言。没有公平可言的行业，民营企业愿意去投资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997年至1999年，广州甲A三队相继降级，而这还不是最令人绝望的时刻。2000年，广州松日在从甲B联赛降入乙级联赛后宣布解散；2001年，身处甲B组的广东宏远队被变卖至青岛海利丰，广州足球的独苗只剩下了太阳神。而这支球队在2000年的9月23日面临着一场生死战，唯有赢球才能避免降入乙级的厄运。功成名就只用三年，花落人亡也只需三年。谁能想到，叱咤中国百余年的广州足球竟要在千禧年来临之际，连职业足球的火种都保不住了呢？

90分钟的久攻不下，让东较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湖北人曾庆高在禁区外围起左脚怒射破门，把广州队留在了中国职业足球的版图之上。一瞬间，看台上上千名球迷跳入场地，和将士们庆祝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在完成绝杀的第二天，合同到期的曾庆高就收拾行囊返回武汉，那里有家乡球队的召唤等着他；而在完成守护广州足球的壮举之后，太阳神也在2001年宣布退出足球界。

此后，广州队几度易主，在吉利、香雪制药、日之泉手中辗转，始终因为民营资本的资金缺口而与“冲超”名额失之交臂。2005年年底，以广州足协为首的政府部门对广州队着手动刀。他们一边要求时任冠名企业日之泉加大投入，另一边又在寻找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加盟。2006年，足球头一次被写入了广州全市未来五年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市政府提出“广州要有足球，更要有高水平的职业足球”的口号。在政府明确的支持信号出现之后，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浮出水面。时年2月，广州医药集团正式入主球队。

2008年，在阔别顶级联赛十年之后，广州队终于重返中超联赛的赛场，然而是通过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在2006年的中甲联赛中，广药分别在第8、11、17、19四轮比赛向对手行贿，总计金额达到了295万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足坛掀起了“扫赌打黑”的风暴，广药的行径遭遇披露，球队被罚降级。同年12月31日，广药集团宣布撤资，俱乐部暂时由广州足协托管。

广州队沉落谷底的这十余年来，这座城市的足球氛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表面上看，越秀山体育场的上座率仍然居高不下，2003年甚至位居全国三甲，超越了许多甲A的球队，但刘孝五深知，这里头的水分极大：“当时的羊城晚报的总编说，一支二级联赛的球队上座率能够达到全国的第三，需要好好报道。于是记者就来采访我，我说不接受采访，告诉你自己明白就好，之所以能达到第三，是因为我们的门票都是送的”。

“在二级联赛那么多年，先是国内人瞧不起广州队，渐渐地自己人也瞧不起广州队了。”为了维持越秀山的繁荣景象，刘孝五推行送票的三项基本原则“送早”、“送远”、“送散”。要知道球场只能容得下32000人，而他一度单场派送了8万张招待票，最终到场15000人。同时，他坚持在球场门口设立售卖点，30元一张的球票雷打不动。“要为了让拿着招待票进场的人觉得自己赚到了。”最少的一次，俱乐部只售出了300多张票。

2005年8月27日，广州日之泉队迎来了冲超路上的关键一战——穗浙大战，同时也是广州队把主场从越秀山迁到天河体育场的第一场比赛。赛前，安保方面要求俱乐部只能出售1万张球票，不许送票。最终亲自掏腰包入场的球迷只有4800人，远不及越秀山时期。赛后刘孝五一度向媒体作出检讨，而如今的他回忆起来：“这就是当时广州球市的真实写照。”

流失的球迷群体多把目光投向了海外联赛，尤其是英超赛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香港的英文电视台开始提供英甲联赛和足总杯的转播，借地缘之利，广东球迷便能率先通过无线电视一饱眼福。1992年，英超联赛的转播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在北上广等少数城市以集锦的形式播出。1993年起，位于香港的ESPN频道每星期直播一场周中赛事，与之同时，广东体育频道也开始碎片化报道英超。自2001年，ESPN拿下英超在亚太地区的转播权开始，中国尤其是广东地区对于英超的直播频次日益增多。

《南方都市报》的足球记者丰臻回忆道：“珠三角地区是最早接受欧洲联赛的直播的区域。既然看欧洲足球看的早，就本地观众的足球审美能力而言，我觉得是领先于中国平均水平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英超等海外联赛的转播在广东地区愈发成熟。相较于支持没落的广州队，足球审美水平日益提升的球迷们把目光投放在欧战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金主退出，球队降级，元老出走，球迷倒戈，广州足球在2010年的春天走上了绝路。

危急存亡之际，曾经多次帮助广州足球腾飞的民营企业再度挺身而出，这一次，救世主的名字叫做恒大。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正式入主广州足球俱乐部。《足球报》记者白国华感叹道：“向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锻炼出来的是对商机的异常敏感，兴盛时有太阳神接盘，低谷时有恒大抄底。”

随后的故事世人再熟悉不过了。在完成了升班马夺冠的中国式“凯泽斯劳滕”神话后，恒大成就了中超七连冠的伟业；犹在中甲时，许家印主席“五年内必夺亚冠”的豪言壮语为天下人所笑，而如今两度登顶亚洲之巅的恒大，已让所有的中国俱乐部难以望其项背。

恒大的彪炳战绩使得这座城市找回了熟悉的足球文化。作为恒大的“德比”对手——富力队的球迷会助威部部长，李安坦承必须要感谢恒大：“这是帮助广州足球从逆境中走出来的一支球队。2010年广州队降入甲级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很失望。而且前几年的时候，广州的球迷已经流失很严重了。直到恒大的出现，它的战绩带动了广大的球迷群体和一批优秀的球迷组织，它让中国足球发现原来我们在亚洲范围是可以有竞争力的。”

《信息时报》记者邹甜同样认为，当下广州足球的火爆氛围与恒大效应分不开：“我觉得中国的足球要发展到像国外那样，哪怕是一个小县城的球队都有一大帮忠实粉丝，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中国，只有当足球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的时候，足球氛围才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而恒大帮助广州做到了。”

“金元足球”的模式帮助恒大开创王朝，引无数豪强竞相效仿。而这座曾经三雄并立过的城市，也自然能敞开胸怀，迎接以另一种发展愿景立足的球队，那就是扎根于广州本土的广州富力。

2011年7月1日，广州富力俱乐部宣布正式接手深圳凤凰队征战中甲联赛，当季即凭借12轮不败的骄人战绩冲超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富力入主4个月以来的净投入仅为4000万元人民币，远低于冲超球队投入的平均水平——7000万元，更不用说与豪掷千金的同城球队相比了。

这支球队的前身一度辗转沈阳、长沙、深圳，最终落户广州。尽管流浪多城，但球队初来乍到便践行着“本土化”的理念。球队把主场设在了历史悠久的越秀山，2016年更是将球场承租20年，并承诺投入6000万元人民币，将承租范围按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主场标准建设成专业足球场。

而“重振南派足球”的目标，从最初的法里亚斯，到如今的斯托伊科维奇，历经四任洋帅的富力始终坚持。从数据上看，在2016年，富力的传球次数与控球率中均排名中超第二位，而在过去的2017赛季，富力在这两项的技术统计均排名联赛第一；从场面上看，球迷们很难在斯帅的球队比赛中见到高举高打、长传冲吊的情景。一位富力球员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斯托强调最多的就是要追求我们自己的风格，全队要有好的传控，聪明的跑位，大家要踢出赏心悦目的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黄盛华则对前南斯拉夫人盛赞有加：“他的风格和南粤足球是血脉相连的关系。”师承于阿森纳教父温格的斯托伊科维奇正把“美丽足球”的观念与这座城市本就夯实的“南派足球”根基对接起来。

纵使富力举措良多，“本土化”之梦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球员。从2012赛季起，俱乐部先后引进了卢琳、吴伟安、李岩、吴坪枫、李健华等多位粤籍球员或是曾在广州效力多年的老将，但更多地意味还在于令游子还家。由于职业队的长期沉沦，广东本土青训的水平每况愈下，中国的顶级赛场之上已经很久见不到顶尖的广东球员了。曾效力于广州松日队的射手杨朋锋深有感触：“中国足球的成绩不好，广州甚至整个广东足球是有责任的。既然有责任，我们就要从草根做起，培养出更多的广东国脚，从而丰富国家队的打法。”而富力就肩负起了这个责任。

上任之初，黄盛华就谈到对球队人员架构的设想：“我们有一个建队方向，11名主力，有3到4个好外援，3到4个国内顶级球员，以及4-5个自己培养的本土球员，替补上大部分都是本土球员。我们宁愿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到青训建设上。”这些年来，富力在青训方面动作频频，主要通过三种培养模式为球队造血。其一是通过2013年开创的富力足球学校，以荷兰阿贾克斯青训团队的理念培养小球员；其二是立足于广州本土的日式青训体系，深入广州的中小学发掘人才；其三则是中国特色的专业模式，球队依然与省市足协开展合作，共建梯队。这三种模式为富力锻造了从U11至U19年龄段的10支梯队，从中走出的本地人黄政宇已然担纲起主力中卫的重任。

李安对记者说：“如果你是传统的广州球迷，或者说你更偏向于打法，而不倾向于战绩的话，你可能会更加喜欢富力一点。因为他的打法和传统广式的小快灵很相似，更开放，更强调进攻。包括它的本土球员更多，更扎根于广东的青训。”他所说的“不倾向于战绩”只是相较于恒大而言。在中超的七个年头，富力的排名基本稳定在联赛中上游，更是在2014年一度杀入了亚冠小组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同城双亚冠”伟业。

既然同为劲旅，一年至少两度的“广州德比”就成为了媒体聚焦的盛事。然而球迷之间却没有因为摩肩接踵的热烈氛围而产生太多的对立意味。成金朝在长期关注两队拥趸的过程中注意到：“打德比的时候大家都分开坐，互相骂对方索嗨。但其实在平时，在越秀山坐着的很多都是买着恒大套票的球迷。在天体坐着的球迷，大部分人也会去关注富力。广州有这样的两支顶级球队共存，球迷们把它当作是幸事。”他认为，这体现了广州球迷务实理性的生活态度：“广州人把足球只看做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能不是想着这个队一定要赢，只是今天有球赛，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就去感受一下，不会因此去跟人起冲突。”

李安更是提到了越秀山球场的“迟到早退”传统：“比赛进行到70分钟起，退场通道就开始围着个水泄不通了。可能你领先着他们也提前走，落后着也提前走，比赛正焦灼着也提前走。”但他也坦言，这正是广州人对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老一辈的散客，你也不好去强求他们看完整场比赛，人家可能是上完班或者喝完茶，吃完晚饭过来看球，把看球赛当做饭后的消遣，你不能逼着别人破坏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他的一个习惯，存在即自然嘛。”

广州城，一半火焰，一半海水。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广州恒大以财夺人，但也逐步放下身段，为实现全华班的梦想踏实行事；以蓝色为主色调的广州富力大打“本土牌”，可也向老大哥汲取更职业的俱乐部运作经验，给予斯帅最大限度的资金支持。风格迥异的两支球队在广州包容的城市文化中互为对手，但也相得益彰；广州球迷们也正以笑看云卷云舒的心态享受当下。

“城市竞赛体系才是足球第一城的基石”

眼前尽是豪门盛宴，广州球迷又怎能按捺得住性子“袖手旁观”。刘孝五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循环模式：“老百姓们看到恒大拿冠军，富力踢得好看，已经不满足了，我们希望亲自去踢足球；渐渐地也不满足了，我们希望参加比赛；渐渐地又不满足了，希望参加适合于我们身体、水平的比赛。”

回首往昔，是广州热忱的足球氛围根植出了发达的职业足球；而今，轮到了鼎盛的职业球队叶落归根，反哺草根足球的时刻了。网易体育的资深媒体人成金朝告诉记者：“你可以看到各类富力冠名、支持的赛事在广州甚至是广东范围内遍地开花。”他所说的赛事包括在2017年吸引了全市共1222支学校球队、超过2万名学生参与的“富力杯”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包括有“领馆杯”、“CBD杯”等许多草根足球联赛。“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越秀山踢球，但富力应该让他们在广州的各个民间球场去展现自己的足球技术。”黄盛华对此表示：“社区足球才是城市足球的生命线。”

职业俱乐部致力于植根社区，而广州足协则在顶层设计上为草根足球的发展保驾护航。2015年，广州足协让“管办分离”这个名词在中国范围内第一次落成现实，真正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来组织运营。

“脱钩”之初，谢志光主席便把协助教育系统，为校园足球提供专业教练员资源与打造广州业余足球品牌赛事体系列入了工作计划中。

过往三年，在广州足协的努力下，广州共有131所中小学被评为省级青少年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广州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在时间跨度、参赛球队数量、参赛球员总人数、总比赛场次方面都达到了全国同级联赛的第一名；而在业余联赛建设方面，足协在三、五、七、十一人制等不同赛制上都有建树，更是铸就了诸如“市长杯”、“广超联赛”等经典IP赛事。

最新数据显示，在2016年，广州足协共举办和承办了各类足球比赛3253场次，其中包括国际赛3场，全国赛90场，市内赛3160场，参赛人数达19511人，观众人数达132.24万人。在93场职业赛事之外，更多的是社会足球、青少年足球和校园足球的比赛。谢志光始终强调：“城市竞赛体系才是足球第一城的基石。”

关于谁是“足球第一城”，这个似乎不会有定论的问题，谢志光轻描淡写地给出了答案。他的底气，不仅来源于乡土情结，更仰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足球底蕴与务实创新的开拓精神。

2018年1月18日，在广州足协第十届第三次理事会议上，谢志光告诉记者，足协2018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要继续跟踪协调市政府尽快出台《广州市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7-2020）以及《广州市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50年）两份政策文件。

可以看到，广州不仅要在目前已有的100座社区足球场的基础上继续满足市民们的需要，更是把目光投放到三十年之后了。对于这座百年足球城来说，算不上是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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