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老人”赵国珍参与创办两所石油高校，留下人生最好时光

2018年8月20日，北京泰康之家养老院，西南石油大学校报记者向发全采访了1983年至1986年任该校前身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的赵国珍。以下为对话全文：

向发全：赵书记您好！今年是咱们学校建校60周年，我们专程来拜访您，是想和您聊聊西南石油大学的历史，让年轻的朋友们了解学校的是怎么走过来的，了解前辈为学校做了哪些事，把学校的精神和文化传承下去，把学校建设得更好。您一直非常关心学校的发展，我先问您个问题，您知道咱们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了吗？

赵国珍：知道知道，早就知道了。我有了解学校的平台，就是你们办的微信。过去，是看学校的报纸，现在有了微信，就更方便了，微信内容非常丰富，有很多好消息，看到学校的发展，我精神特别振奋。听说你们采访了绍槐院长、家理院长，今天又到我这儿来，我太高兴了。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石油学会和第一份石油刊物

向发全：学校发展好了，不能忘记你们。您离开学校以后招进来的老师、大学生都不了解您，所以今天采访您很有意义。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您，您1948年考上北洋大学，后来全国解放，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掀起了一股“石油热”，为什么当时的青年学生热衷于学石油？

赵国珍：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我和我们这一代同龄人一样，饱尝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凌，目睹了旧社会的阴暗和腐败，希望国家好起来。我是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考上北洋大学的，当时学校在地下党领导下，进步力量很强，入学后参加了反迁校、反饥饿运动，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就是民主青年联合会。解放以后，参加了天津第一期党训班的学习，不断提高觉悟和认识，心中逼着一股建设伟大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干劲和热情。在这一时期，1950年，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带队来到北洋大学，作了石油工业形势和鼓励同学们参加石油工业建设的报告，作完报告后，又请了一些玉门油矿的工程师给我们办了几次讲座，全面介绍石油地质、钻采和炼油知识，使我们了解到石油工业的重要性和发展石油工业的紧迫性，国家亟待培养石油工业专门人才。当时我们是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听完康世恩的报告，全班40多人就有21人报名由普通机械转入即将成立的石油机械专业，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石油工业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为学了好石油专业，宣传石油工业，在学校指导下，我们学生会发起成立了石油学会，编印了会刊。当时我在学生会宣传部工作，记得刊名叫《石油知识》，那时我们对石油了解不多，所以就翻印石油总局带来的材料，把工程师讲的课整理出来，又摘录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刊物上。

1951年，我们学校选拔学生到苏联留学，苏联的石油教育搞得早。我本来也是推荐留苏的，考试也通过了，并且已经确定要走的，但因我中学认识的一个同学后来去了台湾，我就没有走成。那时要彻底向党交心，我把情况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上面说，既然如此，就暂时不去了，留在学校学石油。

学校要办石油专业，一无专业教师，二无教学设备。怎么办呢？就采取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办法，学校和石油总局把我们学石油的学生安排到玉门油矿现场，结合生产劳动进行专业学习。我们班21个学习石油机械的同学，11个分配到钻井队学习矿场机械，10个分配到炼油厂学习炼厂机械。

唐朝诗文王之涣的凉州词写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当时要去玉门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长途汽车到玉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重庆大学石油机械专业实习团后来也到了玉门。从1951年到1952年脱胎换骨式的生产锻炼，使我终生难忘。我们在现场和工人师傅一起上班，三班倒，同吃同住同劳动。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们拼命干，那时真是意气风发，有使不完的劲。有时太困了，就身披羊皮大衣倒在机声隆隆的千马力的柴油机旁边睡觉，满身是泥浆油污，感到无尚光荣。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平井场，安井架，到钻井，完井，这一系列实际操作使我们深深了解了石油勘探生产，了解了石油工人的可敬，真是终生受益。实习结束前，我们结合生产实践认真总结工人师傅的经验和实习体会，完成了一份实习报告，这就是我们的毕业论文，也是后来编写石油矿场机械教材的主要参考资料。这份实习报告可能还收藏在中国石油大学的图书馆。

参与创办第一所石油高校

向发全：您参加了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的创建工作，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赵国珍：1952年我们从玉门油矿回来的时候，北洋大学已经改成天津大学了，河北工学院也合并到了天津大学。一回来就毕业，石油总局派人来，说要在清华大学成立石油系，他指着我们三个说：“你们三个，一个到克拉玛依，两个到清华。”我们都不愿意去清华，都争着去克拉玛依，陈家巽同学说：“我不能当老师，我口吃。”我和方华灿说不出理由来，就决定让我们去清华。

以我们这批人为基础，成立了清华大学石油系。在清华大学，除了公共课、基础课是他们原来的老师，专业课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那时没有书啊，我们对实习报告进行整理，再看点别的材料，分出若干章节，连夜连晚刻写钢板、油印，第二天上课发给学生，学生拿到教材还油墨未干。学生知道是老师晚上熬夜赶出来的教材，所以学习很努力，师生感情特别深。

那时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清华大学石油系实际上是为成立北京石油学院做准备的。1952年清华大学石油系成立的时候，北京石油学院就在筹建了，1953年4月开始修房子，主要修了学生宿舍、教室和教师宿舍，有房子就可以办学了。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学院开学，我们从清华大学搬到北京石油学院。学校还是一片建筑工地，周围还有农田，有些房子还没有完工，没有食堂，我们的宿舍是临时赶工修起来的，刚完工就搬进去，房顶还渗水。石油机械系的专业教师有陈如恒、我、方华灿等。那时干劲大，我是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5年就破格提拔为讲师。我在北京石油学院教了五年书，送走了一届毕业生。

人生的最好时光留在了“西南”

向发全：您在北京石油学院干得挺好的，为什么愿意到四川来？

赵国珍：1958年南充东观发现石油，当时认为前景很好，康世恩讲嘛，说我们在四川发现一个“金娃娃”，马上要建四川石油学院。我一听非常激动，主动要求到四川来。8月份妻子刚生了小孩，所以我一时还走不了，是10月份到的南充，妻子是11月去的，孩子就放在北京，交给丈母娘带。

北京石油学院成立的时候，已经盖了一些房子，有教室、寝室。可四川石油学院什么都没有，我们招生时，高考录取工作都快结束了，石油部马上派人到四川，赶快选，选了600多学生。教师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工业部等单位，记得第一批有马载、刘全有、李直，17个人，我是第二批。学校除了学生、老师，没寝室、没教室、没实验室、没操场，借用部队营房办学，道路不平，电灯不明。女教师还下厨房。

听马载说，省里主张我们在成都办学，已经给我们留了地方。那时贯彻毛主席“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所以石油部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主张建在油田，决定把学校放在南充，南充的意见是把学校建在医专（后来叫川北医学院）旁边。马载来校之前是石油部基建司司长，很内行，他说这里地势低，嘉陵江发洪水容易被淹，要找最高的地方。他很有眼光，结果1981年嘉陵江发洪水，南充下半城都被淹了，川北医学院淹得够呛。选校址的时候我去了，跑到燕儿窝那个地方，觉得这里地势高，就决定建在这儿。

1960年搬到新校舍，那时已经建了地质楼、教工宿舍，学生宿舍还没有修好，他们就住在地质楼，记得我还烧过砖，搬运建筑材料，机械系师生还搞了吊车、打夯机，提高了劳动效率。那时学院开会没有地方，修礼堂很花钱，学校也没钱，马载说搞个露天会场，党委会就讨论了这件事，都觉得这主意挺好。就选了一个小山坡，动员全校师生平整地面，抬石头，和水泥。修好后，学校的大型会议就在露天会场举行，每次在那里开会，我都感觉到很自豪，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修的，可以坐四五千人，好像那是1961年的事。到1986年我走的时候，学校都还没有礼堂。露天会场用了几十年，师生们对它有感情。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我下放到金工厂劳动，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石油部要成立勘探开发研究院，然后我就被借调到部里了，在部里搞喷射钻井，户口也报了，房子也分了，准备把我调到北京。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在这种形势下，石油部决定大力发展石油高等教育，需要老师，而勘探开发研究院也需要人。我的去留问题，部党组开会的时候还讨论过，其他领导都同意我留在北京，只有副部长黄凯一个人不同意，说“不能宰母鸡”，坚持要我回去，可勘探院不放，因为喷射钻井试验装置刚搞起来。最后部里决定让我回学校搞教学工作。

向发全：您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学校提出要“翻番升位”，这是什么意思？

赵国珍：1980年3月回到学校以后，当了副院长，与党委书记张九山搭班子，我分管教学与教师。1983年，张九山卸任后，我担任党委书记。“翻番升位”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是五年奋斗目标，就是要在学生人数、教师人数、实验设备等方面翻番，要在办学层次、学科建设、科研成果方面上升一个档次。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目标呢？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学校成立才8年，本来基础就比较薄弱，规模很小，学生就2000来人，教师200多人，文革一来，教师受到打击迫害，“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些论调压得老师抬不起头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在我们学校阻力很大，一部分人想不通，说文化大革命不能全盘否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积极。党委书记张九山头脑很清醒，他办事公正，工作踏实，坚持拨乱反正，在大会小会上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也讲，1982年我在教学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表扬了一批老师。老师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学校搞不好，所以我协助张九山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展中青年教师入党，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为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确定和晋升了技术职称，选送了一批教师出国进修和国内培训，解决了教师的夫妻分居、子女就业和住房问题，同时为教师安装液化气，办好教工食堂、子弟校、幼儿园。由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为翻番升位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这些工作，就没法翻番升位。1984年4月四川日报发表了消息，说西南石油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取得显著成效，1984年5月石油部教育司主办的《石油教育简报》全文转载了四川日报这则消息，后来我校被石油部评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进单位。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经济发展目标，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人才缺乏，迫切要求教育先行，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我们党委反复讨论，怎么落实党的决定，怎么加快学校发展，就想提几句口号出来，让大家记得住，便于统一思想认识。那时四川省的经济在全国排名是倒数第几位，四川人口和日本差不多，面积和日本差不多，经济却远远落后于日本，也落后于很多省份，所以四川省提出了“富民升位”的口号。我们学校的境况和四川差不多，虽然经过努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距离先进高校还有较大差距，学校规模小，教学水平还不高。当时部里要求石油教育要大发展，我们要不甘于落后，党委班子反复研究，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最后想出了四句话，就是“全院一心、立志改革、确保翻番、力争升位”，同时提出了“两个中心，一个为主”，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大力推动科学研究。“翻番升位”原来是5年计划，结果3年完成，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目标。1985年，石油部召开首届科研与研究生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在咱们学校召开的，这说明我们的努力在石油部产生了影响。

人总是要有目标的，没有目标不行。如果说我在学校做出了点成绩的话，是遇到了两个好的班子，一个是张九山当书记时，我与他搭班子；二个是我当书记时的班子，院长张永一、副院长张绍槐、葛家理都是出色的校领导，张绍槐、葛家理都是学术带头人，一个搞钻井，一个搞开发，都是实干家，工作很有激情。

在我离开“西南”以后，学校党委又提出“全院一心、锐意改革、发挥优势、力争一流”的口号，这个提得好，西南石油学院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我走了以后，我只是打了一点基础，张永一、张绍槐、葛家理发挥了突出作用。

从30岁到58岁，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可以说，我们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西南”。

我一直牵挂着“西南”

向发全：您是怎么离开西南石油学院的？

赵国珍：1986年4月，我到成都出差，去向省里汇报工作，住在四川石油管理局招待所，管理局的干部突然来个电话，说石油部要求你马上到北京，我说我还要回南充带点换洗衣服，他说石油部说了，不要回南充，衣服还有其他要用的东西到北京再买。去了后我才知道，石油部马上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有些会议文件特别是主报告还没有弄好。第二天，我就参加了会议主报告的起草。当时是副部长赵宗鼐分管教育，大会主报告是由他作的。打那时起我就离开学校了，在石油部当了一年多的教育局代司长兼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院长。1988年，中央决定撤销石油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石油部机构也作了很大调整，撤销了教育司，成立了教育指导委员会，由老部长黄凯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

在“西南”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形成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咱们学校的毕业生，能吃苦、踏实肯干，是石油战线公认的，这与我们的校风是分不开的。

从1958年到1986年，我在“西南”工作了28年，这个学校是我亲自参与建起来的，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我去了北京以后，要求宣传部把校报寄给我，平时主要通过校报了解学校。现在我有一个平板电脑，里面装了西南石油大学的微信，这是我了解学校的最好方式，基本上每天都看。30多年来，我一直牵挂着“西南”，看到学校发展这么快，变化这么大，我感觉过去的努力，过去吃的苦，都是值得的。

祝学校早日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

向发全：咱们“西南”有您的很多老同事，他们很关心您现在的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赵国珍：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体质一直不太好，又走了一条“双肩挑”的道路，我在部里工作时，还带“西南”的研究生，为什么能活到90岁，我觉得就是“知足常乐”。让我知足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参加了第一个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建设和北京石油学院、西南石油学两个学院的建设，培养了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我们把人生最好的时光交给了“西南”。另外一个比较满足的地方，是临近离休时（我是70岁退休的），正赶上从1995年到2013年中国石油装备大发展的时期。应邀主持和参与多种新型钻采装备包括我国第一台顶驱（顶部驱动钻井装置TDS——编者注）、第一台交流变频钻机、第一个连续管钻机、第一台浅海海洋钻井平台等等的设计方案研讨、技术审查、产品鉴定、评奖等工作，去年在北京参加了最后一次产品鉴定会，为石油装备的发展充分发挥了余热。第三个让我满足的是赶上了咱们国家由大变强的好时代，过上了满意的养老生活。2015年，我得了一个毛病，不能参加方案研讨了，因为我参加了方案研讨，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用不着准备，但开会得发言，发了言晚上就睡不着了。你们来采访我，今天晚上就睡不好。201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了，我有自知之明，因为去了以后会给人家添麻烦。现在的身体状况可以用三个“基本”来概括：基本上看得见、基本上听得见、基本上走得动，每天能走2000步。

60周年校庆是学校的大事，向全校的老师和同学表示祝贺，并借此向老同志们问好，祝西南石油大学早日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

人物简介

赵国珍，生于1928年，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石油有突出贡献专家。195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石油机械专业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任教，1953年调入北京石油学院，1955年破格提拔为讲师，1958年10月调入西南石油学院。1980年至1983年任西南石油学院副院长，1983年至1986年任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1986年后，任石油工业部教育局代司长兼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石油钻采装备工作理论与设计计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石油矿场机械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先后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发明奖1项，省级优秀教学奖1项。发表论文40余篇，公开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钻井力学基础》、《钻井振动筛的工作理论与测试技术》等。

（原题为：《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访原西南石油学院党委书记赵国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