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情局长的“对华情报网”言论：“嚣张”表相下隐藏着什么

2023年7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伯恩斯在阿斯彭论坛期间的一番表态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除了对中国大陆是否考虑对台动武的回复，伯恩斯关于中情局在重建对华人力情报网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的表态更具政治及新闻冲击力。

如果伯恩斯所言CIA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取得进展属实，中国的反间谍部门将如何应对？结合冷战期间美苏谍报战的基本特征，以及近年来中国反间谍行动的法治化、透明化特征，我们应当在客观理性分析伯恩斯“嚣张”言论的基础上，充分信任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心与能力。

中情局长的罕见表态：伯恩斯到底想表达什么？

现任CIA局长伯恩斯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贡献给了美国国务院，最高职务是助理国务卿。CIA局长属于政治任命，一般均由外部官员担任，而非从中情局内部提拔。作为外交官，伯恩斯与他领导的CIA特工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加重视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例如吉娜•哈斯佩尔女士，这位被前总统特朗普委任的CIA局长是一位资深CIA特工，对外发言极为谨慎。

在公开场合讨论对外国的情报工作尤其是人力情报工作，是职业特工的大忌。伯恩斯这番表态非常罕见，但这显然不是疏忽。结合发言的场合和前因后果，至少印证了几个问题。

首先，伯恩斯的回应体现出美国政界学界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程度。伯恩斯先回答了关于中国大陆是否下定决心对台动武的问题，然后才是对人力情报的说明。他说，“是的，我们已经（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取得了进步，并且近年来我们非常努力，以确保我们拥有强大的人力情报能力，以补充我们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情报。”

近年来，中国大陆是否会对台动武，何时动武等敏感问题，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多次做出判断或预测，2027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关键节点。外界认为，CIA理应掌握最为准确的情报。伯恩斯则强调，人力情报对于回答是否动武这一关键问题时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作为CIA的局长，声称对华人力情报网重建取得进展，可能还有一层考虑，即借此强化外界对CIA所做结论的信任程度。

其次，伯恩斯回应了多年前有关在华人力情报网络被摧毁的消息。《纽约时报》2017年5月曾以“美国在华间谍网被毁”为标题报道称“2010年以来，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络遭到严重破坏。人力情报搜集工作濒于瘫痪。”伯恩斯的回应客观上证实了《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向外界传递CIA已经招募了新的间谍。

美国对华情报渗透：全政府、全领域与认知战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正式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美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定义未来十年是“关键十年”。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性加强，战略沟通效果弱化，从2020年至2022年底，疫情限制了中外人员交流，美国对华情报渗透难度加大。2023年，随着中外人员交流恢复，人力情报活动势必恢复常态。美国对华情报渗透活动更为系统，基于大数据的情报搜集、网络窃密等非人力情报活动更为猖獗，在AI技术发展和互联网传播手段的加持下，情报渗透活动体现出认知战的作战特点。

美国对华情报渗透呈现全领域、全政府态势，其力度可能超过冷战时期。

全领域即人力情报和技术情报并举、网络窃密与渗透多手段整合，为美国决策者的战略决策、军事部署调整和秘密渗透行动提供情报支撑。目前学界通过解密档案，对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的情报渗透活动已经有较充分研究。作为参照，中国领导层对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核武器、军事部署等战略性情报无疑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搜集要点。对华情报搜集是美国保持对华竞争主动权、扩大优势的关键手段，CIA必须组建（或重建）其在华情报网。但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人员往来恢复，且国内反间谍力度持续加强，笔者认为，这张情报网的关键节点可能不在国内，以规避中国反间谍部门的打击。

回顾间谍战的历史，尖端侦察技术的发展往往体现在技术情报领域，美国情报界对大数据情报、态势感知系统，以及更高精度间谍侦察卫星的研究成果有所公开。尽管尖端技术的投入使用提升了美国的技术侦察（对应国家侦察局）和大数据情报挖掘分析能力（对应美国国家安全局），但对于某些关键问题的情报获取，人力手段不可或缺。

全政府即执行对华科技遏制政策和高科技产业脱钩策略，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对情报种类的需求多元化。在“全政府对华”的语境下，情报的外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情报界为情报设定的定义，政府各个部门采取多元化的手段搜集中国的科技、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类情报，为出口管制、经济金融制裁等长臂管辖手段提供支撑。例如某家中国企业是否向俄罗斯出口武器，是否向实体清单企业转移受限制的零部件和技术等，这些情况美国商务部可能借助国内的机构，通过商业包装开展调查与刺探。

伯恩斯的表态还可以从认知战的角度予以解读。伯恩斯非常清楚这番话将引发何种后果。如果反间谍资源是有限的，那么按照伯恩斯的表态开展大规模排查势必消耗有限的资源。在当下网络传播占据主流的现代传媒环境下，认知战作为情报战的一种形式，值得高度警惕。认知战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公众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营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

认知战模糊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之间的界限，使得公众强化对某种被塑造的趋势的认知。例如，美国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案”的力度不断加强。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BC以及CNN等主流媒体均对“中国间谍案”刨根问底，试图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对美国开展全方位渗透、无孔不入的谍战对手。2023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2000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调查》（Survey of Chinese Espion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00）的报告，梳理了200多起司法部起诉的所谓“中国间谍案”。报告通过数字的罗列，描绘了一幅美国的安全面临来自“中国间谍”严峻挑战的图景。而这幅图景，则为美国自身的对华情报渗透活动提供背景叙事与道义合法性。

大国自信：日益成熟与开放的中国反间谍行动

反间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极强、保密要求极高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反间谍工作“只做不说”或者“做多说少”，但这种局面正悄然改变。当国家发展步入新阶段时，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会持续上升。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反间谍工作都是一项政策性、保密性强的工作。中国政府定期公布间谍案，体现了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反间谍行动的日益成熟与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手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托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维护国家安全手段和能力不断增强。依托能力建设，中国反间谍行动纳入法治化轨道，反间谍成果展示日益透明，体现出与大国竞争相称的成熟与自信。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政策在国家顶层设计中不断强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反间谍工作也逐渐法治化、透明化。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17年，《反间谍法实施细则》公布；2023年7月1日，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实施。反间谍工作完全纳入法治轨道。反间谍行动的法治化有助于进一步消除所谓“灰色地带”。在某些科技和商业领域，外国间谍或其代理人通过“尽职调查”等商业手段刺探机密的案例屡见不鲜。新的《反间谍法》顺应大数据环境下，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变化，进一步压缩合法与非法活动之间的“灰色地带”。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批评“修订《反间谍法》会恶化投资环境”的境外媒体有意忽略了美国执法部门近年来扩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适用范围的动向。

同时，中国反间谍行动的成果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4•15”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日施行以来，中国陆续公布了一批指向性具体、打击对象明确的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例如2021年4月15日公布的李亨利案，直接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插手香港事务；10月31日国家安全部公布三起危害重要数据安全的案例，深刻展示大数据环境下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2023年4月15日公布的赵学军间谍案，其被境外间谍机关拉拢的地点、手段等均交代清楚，是一起典型的科技领域内重要岗位人员被策反拉拢的案件。同期公布的韩潇案，属于境外间谍机构拉拢、策反基层公务员的典型案例。2023年5月16日，中国政府披露美国公民梁成运间谍案。

反间谍行动成果的常态化公布，首先反映出反间谍行动成果收获的常态化。成果收获常态化的背后是线索发现和立案的常态化，背后的人员保障、技术保障是否到位，读者可以自行评判。

其次是反间谍行动成果的公开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反间防谍的屏障。间谍案的公布，既可以震慑仍躲在暗处的间谍，又可以教育公众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筑牢反间防谍的人民防线。12339的设立为普通群众举报身边可疑人物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

间谍案政治性极强，牵涉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部门，需要在顶层进行协调。因此，中国处理反间谍案件的手段变化，体现出顶层设计的思路之变，即更加重视在大国竞争的战略背景和关键阶段，发挥反间谍工作的政治杠杆效应，震慑国内试图出卖国家利益、以身试法的不法分子，同时教育公众，筑牢反间防谍的人民防线，彰显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与意志。